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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来了，一个人撒腿就跑，还有一个人先穿鞋，然后才跑，先跑的那个人很不理解，问穿鞋的人：‘老虎来了，你穿鞋有什么用啊？’穿鞋的人回答他：‘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
这是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立华2006年对记者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认为尽管危机重重，但手机将是未来增长最快的规模产业之一，为此，企业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他称波导只要比其他的厂商活得长就是胜利，这样至少还有生存的机会，如果这口气断掉了，就没法活了。
发轫于寻呼机领域
“（人们）做事情没有规律，不是什么日程都安排好，就乱跑……乱跑就需要乱找，乱找原来没法找，所以有个BP机可以帮忙找，原来用数字BP机他必须回电话，（当时的）中国公用电话亭又不多，回电话很不方便，那么中文传呼机就是告诉他你到哪儿等我就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很大的增长机会，我们看到了这个需求。”徐立华后来曾回忆他和另外三位公司创始人研发中文传呼机的初衷。
1992年10月28日，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等创业人员与奉化大桥镇合作创立奉化波导公司，开始研制生产中文传呼机。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创业人员技术入股占49%。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因为在一般的公司给技术人员入股不超过20%。关于选在奉化成立公司，徐立华回忆说：“我反正是没钱，我只有这个东西，这一套技术，有这么个计划，有这么个样机给你看，看谁相信我们。奉化相信我们，给我们的条件好嘛，其他地方都是相信我们的，当然给的条件没有这里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徐立华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勒紧裤腰带，保证关键设备和部件的采购。”他们的实验室是租当地农民的房子改造而成，入冬后，没有暖气的江南小镇非常冷，房子四壁透风，很多员工手脚生了冻疮，但无人发出怨言。
波导生产的寻呼机产品投放市场后，一度供不应求。公司迅速扩大规模，可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缘故，1994年，有近7000台寻呼机因质量问题被退回，企业陷入绝境。
当时还带着学生气、一腔热忱的徐立华一下子掉进冰窖，产品投入收不回来了，消费者还打官司让他们赔钱，同时质量改进与技术升级也需要一笔钱。企业可谓捉襟见肘，面临生死大考。
徐立华后来在描绘自己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岁月时称：“1994年需要开发新产品，资金极度短缺，（我们）5万元、10万元地到处借钱。”
1994年5月，香港通用公司答应为其提供相应技术，并出资4000余万元，与波导合资成立吉通波导有限公司，条件是徐立华和他的伙伴们要在股权上作出牺牲和让步。“那个时候就是投降，对方占82.5％，全面控股。”徐立华回忆说。
但在品牌上，徐立华不肯“投降”，坚持用“波导”。徐立华对波导投入了丰富的情感，他认为那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但养不活，让他跟自己饿死和冻死吗？显然不能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为他找个好人家，让他成长起来。徐立华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被广为传诵的话，“被迫不是坏事，抓机会更要能吃苦”。
波导迈过了这个门槛，享受着寻呼机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美好时光。但不久，风波又起。
随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港方希望将波导公司迁至深圳，奉化大桥镇投资方极力反对。权衡再三，同时为报知遇之恩，徐立华与伙伴们决定留在奉化。徐立华后来曾说：“是奉化养育了我们，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好，我们将始终在那里。”
波导为此进行资产重组，1995年6月，香港通用公司按股本比例撤出了大部分资金和设备，吉通波导正式解体。同年7月，徐立华和他的伙伴们再次与大桥镇联手成立波导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徐立华和伙伴们的研究所持有80%的股份，徐立华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经过多次波折的波导此后3年，在寻呼机市场一帆风顺，风头直逼摩托罗拉，成为中国寻呼机市场的第二大占有者。
此时已是1998年底了，寻呼机被手机全面取代的趋势已现，波导处在转折关头。
切入手机市场
“说到底，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搞联合，都在借势。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徐立华这样回忆其早年的发家史。
进入1999年，徐立华决定向手机业务转型。此时的波导在手机领域并没有品牌优势，技术和资金与国际企业相比也处于下风，当时实力雄厚的代理商也看不上它，想从中心城市突破那是无望之举。
徐立华认为：“国内市场是个高速成长的市场，每个人都有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国外成熟的市场理论在这里不好使。”
徐立华用了很多国产电子厂商都用过的一招——“农村包围城市”，也不只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是二、三线城市，把销售人员撒出去沿街“铺货”，晚上回来结算，一台、两台地出，涓涓细流终成小溪，很快捷报传回总部：有一个店面一天卖出去50部波导手机。
徐立华告诫下属波导不能一上来就拼技术，要发挥好人力资源和市场文化的天然优势，这样才能与洋品牌平分秋色。波导开始花大力气在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建立销售分公司，在地级城市建立办事处，各销售公司和各办事处也都建立了客户服务中心。到2004年底，他们建立了36家销售分公司和360多个办事处，拥有15000多家经销商和5万个销售终端。波导自己的销售人员直接到店面进行服务，开展促销，直接与消费者接触。这是一种人力成本投入比例很大的模式，此时中国的人力成本尚处于快速增长的前夜，波导能够承担，但也埋下了隐忧。
徐立华点评公司这套营销体系：“我们的网络铺到了县城，县城有一万多人的销售队伍。经过三四年的不断摸索、改进，大的问题还没有出，小问题也是有的。有时候有的人把机器拿跑了，有的拿着款子跑了，但是还是比较少，应该说控制得比较好。”
在品牌推广上，波导抓住时机，在其他国产品牌还未开始进行大规模宣传前，展开大规模广告宣传。2000年初，徐立华曾贷款数千万元进行广告宣传投入，其“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的广告语风行一时，而邀请当时红歌星李玟做代言人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波导公司在文体活动上也进行了大量投入，冠名了“北京波导足球队”、“波导辽宁足球队”，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热度。
“鸟翔于天，寒暑相易，南北迁徙，不失于群，乃成鲲鹏气象。”这是徐立华对这一时期企业状态的描述，他把波导看成Birds，一群飞翔的鸟。
也曾尝试弥补技术短板
“与国外现在生存下来的这四五家手机企业相比，品牌、技术、渠道，我们国内厂家全部是短腿，没有一个是长腿。”徐立华曾这样感慨。
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等国际品牌相比，波导的技术劣势可能更明显，徐立华自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波导转型手机初期，就与当时世界第六大手机生产商——法国萨基姆（SAGEM）进行合作，当时波导主要从萨基姆引进技术、产品，并没有涉及资本层面的合作。2002年开始，波导曾尝试与萨基姆合资成立了股权对半的工厂。
波导的眼光不止于此，2004年6月20日，波导与西门子的战略联盟正式宣告启动。根据协议，数万部西门子手机将进驻波导的8000余家零售店。同时，西门子公司与波导股份将进行技术共享，并利用各自在国内、国际的销售网络分销双方的手机。作为这个战略联盟的导演，徐立华比较低调：“波导并不是主导的一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只认同比较优势。”
这是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立华2006年对记者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认为尽管危机重重，但手机将是未来增长最快的规模产业之一，为此，企业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他称波导只要比其他的厂商活得长就是胜利，这样至少还有生存的机会，如果这口气断掉了，就没法活了。
发轫于寻呼机领域
“（人们）做事情没有规律，不是什么日程都安排好，就乱跑……乱跑就需要乱找，乱找原来没法找，所以有个BP机可以帮忙找，原来用数字BP机他必须回电话，（当时的）中国公用电话亭又不多，回电话很不方便，那么中文传呼机就是告诉他你到哪儿等我就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很大的增长机会，我们看到了这个需求。”徐立华后来曾回忆他和另外三位公司创始人研发中文传呼机的初衷。
1992年10月28日，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等创业人员与奉化大桥镇合作创立奉化波导公司，开始研制生产中文传呼机。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创业人员技术入股占49%。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因为在一般的公司给技术人员入股不超过20%。关于选在奉化成立公司，徐立华回忆说：“我反正是没钱，我只有这个东西，这一套技术，有这么个计划，有这么个样机给你看，看谁相信我们。奉化相信我们，给我们的条件好嘛，其他地方都是相信我们的，当然给的条件没有这里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徐立华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勒紧裤腰带，保证关键设备和部件的采购。”他们的实验室是租当地农民的房子改造而成，入冬后，没有暖气的江南小镇非常冷，房子四壁透风，很多员工手脚生了冻疮，但无人发出怨言。
波导生产的寻呼机产品投放市场后，一度供不应求。公司迅速扩大规模，可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缘故，1994年，有近7000台寻呼机因质量问题被退回，企业陷入绝境。
当时还带着学生气、一腔热忱的徐立华一下子掉进冰窖，产品投入收不回来了，消费者还打官司让他们赔钱，同时质量改进与技术升级也需要一笔钱。企业可谓捉襟见肘，面临生死大考。
徐立华后来在描绘自己所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岁月时称：“1994年需要开发新产品，资金极度短缺，（我们）5万元、10万元地到处借钱。”
1994年5月，香港通用公司答应为其提供相应技术，并出资4000余万元，与波导合资成立吉通波导有限公司，条件是徐立华和他的伙伴们要在股权上作出牺牲和让步。“那个时候就是投降，对方占82.5％，全面控股。”徐立华回忆说。
但在品牌上，徐立华不肯“投降”，坚持用“波导”。徐立华对波导投入了丰富的情感，他认为那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但养不活，让他跟自己饿死和冻死吗？显然不能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为他找个好人家，让他成长起来。徐立华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被广为传诵的话，“被迫不是坏事，抓机会更要能吃苦”。
波导迈过了这个门槛，享受着寻呼机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美好时光。但不久，风波又起。
随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港方希望将波导公司迁至深圳，奉化大桥镇投资方极力反对。权衡再三，同时为报知遇之恩，徐立华与伙伴们决定留在奉化。徐立华后来曾说：“是奉化养育了我们，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好，我们将始终在那里。”
波导为此进行资产重组，1995年6月，香港通用公司按股本比例撤出了大部分资金和设备，吉通波导正式解体。同年7月，徐立华和他的伙伴们再次与大桥镇联手成立波导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徐立华和伙伴们的研究所持有80%的股份，徐立华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经过多次波折的波导此后3年，在寻呼机市场一帆风顺，风头直逼摩托罗拉，成为中国寻呼机市场的第二大占有者。
此时已是1998年底了，寻呼机被手机全面取代的趋势已现，波导处在转折关头。
切入手机市场
“说到底，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搞联合，都在借势。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徐立华这样回忆其早年的发家史。
进入1999年，徐立华决定向手机业务转型。此时的波导在手机领域并没有品牌优势，技术和资金与国际企业相比也处于下风，当时实力雄厚的代理商也看不上它，想从中心城市突破那是无望之举。
徐立华认为：“国内市场是个高速成长的市场，每个人都有机会。同时，这又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国外成熟的市场理论在这里不好使。”
徐立华用了很多国产电子厂商都用过的一招——“农村包围城市”，也不只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是二、三线城市，把销售人员撒出去沿街“铺货”，晚上回来结算，一台、两台地出，涓涓细流终成小溪，很快捷报传回总部：有一个店面一天卖出去50部波导手机。
徐立华告诫下属波导不能一上来就拼技术，要发挥好人力资源和市场文化的天然优势，这样才能与洋品牌平分秋色。波导开始花大力气在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建立销售分公司，在地级城市建立办事处，各销售公司和各办事处也都建立了客户服务中心。到2004年底，他们建立了36家销售分公司和360多个办事处，拥有15000多家经销商和5万个销售终端。波导自己的销售人员直接到店面进行服务，开展促销，直接与消费者接触。这是一种人力成本投入比例很大的模式，此时中国的人力成本尚处于快速增长的前夜，波导能够承担，但也埋下了隐忧。
徐立华点评公司这套营销体系：“我们的网络铺到了县城，县城有一万多人的销售队伍。经过三四年的不断摸索、改进，大的问题还没有出，小问题也是有的。有时候有的人把机器拿跑了，有的拿着款子跑了，但是还是比较少，应该说控制得比较好。”
在品牌推广上，波导抓住时机，在其他国产品牌还未开始进行大规模宣传前，展开大规模广告宣传。2000年初，徐立华曾贷款数千万元进行广告宣传投入，其“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的广告语风行一时，而邀请当时红歌星李玟做代言人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波导公司在文体活动上也进行了大量投入，冠名了“北京波导足球队”、“波导辽宁足球队”，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热度。
“鸟翔于天，寒暑相易，南北迁徙，不失于群，乃成鲲鹏气象。”这是徐立华对这一时期企业状态的描述，他把波导看成Birds，一群飞翔的鸟。
也曾尝试弥补技术短板
“与国外现在生存下来的这四五家手机企业相比，品牌、技术、渠道，我们国内厂家全部是短腿，没有一个是长腿。”徐立华曾这样感慨。
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等国际品牌相比，波导的技术劣势可能更明显，徐立华自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波导转型手机初期，就与当时世界第六大手机生产商——法国萨基姆（SAGEM）进行合作，当时波导主要从萨基姆引进技术、产品，并没有涉及资本层面的合作。2002年开始，波导曾尝试与萨基姆合资成立了股权对半的工厂。
波导的眼光不止于此，2004年6月20日，波导与西门子的战略联盟正式宣告启动。根据协议，数万部西门子手机将进驻波导的8000余家零售店。同时，西门子公司与波导股份将进行技术共享，并利用各自在国内、国际的销售网络分销双方的手机。作为这个战略联盟的导演，徐立华比较低调：“波导并不是主导的一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只认同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