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听到先生的名字，是在石中英老师的“教育学原理”课堂上，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读大一。“我的老师黄济先生”是石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讲到某个教育概念或教育问题的时候，黄济先生的观点会被引用;讲到为学为人之道时，黄济先生的事迹则会被拿来做例证。十几年过去，石老师那自豪而仰慕的语气，仍然清晰地印在记忆里。当时就想，这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能有这样神奇的魅力，赢得学生如此的敬仰？后来读过先生的《教育哲学通论》，听过先生的学术讲座，先生的思想、形象渐渐清晰具体起来，学识渊博，温良谦和，兼大师之才与君子之风——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作为晚辈的我能如此幸运，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先生，更没有想到，能得到先生的亲自指导，真切地感受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2006年，还在读硕士的我开始在《中国教师》杂志兼职做编辑，彼时黄济先生正在杂志上开设“古典文化专栏”，向广大教师系统地讲解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专栏稿件的相关事宜，是先生亲自来杂志社跟张瑞芳老师沟通，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那是先生的坚持，再后来也知道了，这是先生一贯的作风。先生的稿子每次都是骑着那辆“著名”的小三轮车亲自送到编辑部来，但是每次都不会匆匆来去，只要有机会，都会坐下来跟杂志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聊几句，问问学业，谈谈工作，更多时候会从文章中一个小小的问题出发引申开去，纵横中外，勾连古今，话题从教育到文化、时事都有。先生国学功底极深，记性也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讲解又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毫无说教感。记得有一次，先生因为刚写了关于《易经》的稿子，就在办公室给我们讲起了易经八卦。这个话题太深奥，知识储备不足如我辈一开始听得云山雾罩但又不敢吱声。先生看出了我们的不解，微微一笑，停下来从头讲起，在纸上边讲边画，结合自然现象、日常生活，把玄奥的知识融入大家熟悉的生活场景。这下我们都听懂了，隔壁办公室的美编、发行人员也都跑过来，听得津津有味，还拿出本子记下来，说要回去讲给孩子听。先生非常开心。于我们，这是一次珍贵的学习经历;而于先生，这只是他几十年教育生涯的一种习惯，所到之处皆为课堂，教授知识，传播文化，启迪思想，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现在回忆起那一屋子人围着先生听讲的场景，那不就是孔子理想中的“春风沂水”吗？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北京师范大学与人民出版社合作策划编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纪实”一书，由顾明远先生任主编，副主编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刘复兴老师，刘老师让我做项目秘书，负责编写、出版事务的协调、联络工作。黄济先生是新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后为恢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关键人物，“重建教育科学”一章的内容由先生撰写最为合适不过。先生不但一口答应参与编写，更是全力支持，几次工作会议都全程出席。会议上不但认真准备发言，提出宝贵的意见，还认真做笔记，谦虚地请其他老师提意见，而这些老师很多都是先生的学生乃至再传弟子。
　　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刘老师安排我协助黄济先生做些搜集资料的工作，因此有机会跟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2008年春夏之际撰写书稿的几个月里，差不多一周两三次，下午两三点钟，我在先生楼下按响门铃，走上楼梯，刚到门口，就会听到先生热情的招呼：“小王同志，你来了！”然后会亲自拿出干果、点心，解释说这是哪个学生、朋友看望他带来的，那是他自己在超市、小区门口买来的，笑眯眯地看着我品尝，让我想起家里的老祖母，每次放假回家，就是这样，搬出家里所有好吃好喝的，看着你吃下去才满足。而这之于黄先生，除了对于晚辈的疼爱之外，还是一种待人之礼：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年龄，先生都谦恭和善，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学生。先生待人礼数周全，又不肯麻烦别人。他的家里十分简朴，书房满满的都是书，书架已经发黄，很有些年头了，卧室里也堆满了书。书架很高，屋内空间又十分狭窄，每次先生找书，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在书架间腾挪，我都很担心想要帮忙，但先生总是说：“你不知道书都在哪里，我熟悉，我来找。”只有放在书架顶层不方便拿的时候，才会让我帮忙，并客气地说：“谢谢你。”工作时，时常会听到从另一间卧室传来的呻吟声，开始时我很诧异，后来才知道那是先生的夫人周老师（先生一直让我这么称呼），已卧病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先生和一个阿姨照顾。
　　先生虽已年届九旬，记忆力却非常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人物、时间、地点等相关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虽是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先生的思维并不拘泥于三十年。先生认为，重建教育科学，是建立在我国教育科学百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回顾教育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先生提出，教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清末民初的引进创建，到全国解放后的全面学苏和“文革”中的大破坏，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重建和大发展。先生对当前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也十分关注，认为教育学科的研究应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在研究中，要注意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研究与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关系。随着先生的讲述和回忆，整个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曲折历程在我眼前清晰起来，令我对于自己学习的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先生讲起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期间的轶事，乃至追溯新中国成立前教育学科发展的历程，均能联系西方教育学和哲学的发展，妙趣横生，听来真是如沐春风。先生讲起某个问题，需要核对某个细节，常常会翻好几本书，甚至求教其他先生。一开始先生自己写出了一个完整的提纲，然后跟我“讨论”。我虽从本科开始学习教育学近十年，对于先生讲到的许多问题，并不能完全消化，所以说是“讨论”，更多的时候是我听先生讲述。我跟不上先生的思路，先生并不责怪，一边继续给我讲课，一边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修改原来的提纲。而在先生的启发下，我的思路也渐渐打开，能够帮助补充完善一些材料了。我提出的建议，不管有没有道理，先生都欣然接受，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一开始的提纲，先生都是亲自写出来，然后由我打印出来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后面篇幅渐长，每一稿上先生仍会写满修改意见，有时甚至会附上几页纸的补充材料。这章书稿的内容从提纲到初稿再到定稿，前前后后改了有十几稿。最后限于篇幅，很多历史细节与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完全体现在书里。学莫便乎近其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有循循善诱的教育艺术。那些手稿，我打印完后先生都要拿回去，继续完善;而那些写满先生密密麻麻修订意见的打印稿，我则保存了下来，这珍贵的手稿，是永远的纪念。 　　在书稿写作中，我只是做了些协助工作，但在完稿后，先生却坚持署上我的名字，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书出版后，先生要把稿费的大部分给我，我觉不妥，又拗不过先生，就悄悄地夹在书里想给先生留下，没想到很快被先生发现——先生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又给了我。那本书2010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又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6月，我去给先生送奖金，告诉先生，我回到北师大做博士后了。先生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做研究。先生不但把奖金全都给了我，还送了我一本新出的《国学十讲》，并且工工整整地题款，请我“指正”。
　　最近几年里，很多次想去拜望先生，却从未成行，始终不敢、也不忍，总觉得去打扰先生是一种罪过。虽然知道如果上门请教，先生一定会欢迎，并给予指导和鼓励。总是看到先生不断地出新书，先生对某个教育热点话题发表文章，总是听到熟悉的老师讲，先生还有一系列的写作计划，先生的计划已经列到了多少年之后……亲眼目睹先生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深知那一字一句耗费了先生多少心血，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经历过几十年坎坷动荡的老人来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难以想象，先生在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的间隙，完成一字一句，要克服多少常人难以承受的困难。对于先生的了解愈多，愈感觉到先生精神的可贵与难得。我们能看到的是先生的平易近人，谦和恭谨，而先生一生大痛不言，大爱无疆，平易如水，厚重如山，人格学问境界之高之深，非常人所能体会，更不敢妄言企及。余生也晚，以我浅薄的阅历与驽钝的悟性，隔着整整一个甲子的时空，只能高山仰止。如今先生去了，我深深地遗憾;但是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取之不尽，永远感动激励着我——这应该也正是先生所期望的。
　　在黄济先生追思堂里，翻看着先生的一部部手稿，研读着书稿上工整有力的字迹，看着遗像上的先生一如从前慈祥地注视着我们，仿佛先生还在身边，仿佛下一刻，先生就会微笑着推开英东楼哪个办公室的门，说，小王同志，你好。在灵堂里，看着先生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与先生有关的往事一一在脑海里浮现，那一刻竟然觉得出奇的平静而心安。是的，这就是先生给我的感觉一一先生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先生在我们就觉得有所依赖，可以安心。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先生历经山河变幻，岁月无常，始终从容淡定，质朴真诚，以慈爱温和的笑容面对世事，以智慧仁爱之心呵护晚辈，提携后进。是先生让我相信人格的力量，是先生让我相信长者的存在。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信仰并坚持真理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追求美好未来的力量。
　　黄济先生九十岁诞辰的时候，学生亲友们提出“知者不惑，仁者无忧”，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专注治学，孜孜以求，淡泊功利，超脱达观。作为一个后辈晚生，我想说：长者常在——这不仅是先生给予我们的温暖与关爱，更是先生传达给我们的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心。在师大学习、工作、生活凡十三年，细细想来先生的影响伴随始终。能够得遇先生受其教诲何其幸运，先生的人格精神潜移默化，永远指引着我，警策着我，应该在今天这个时代安身立命，怎样去为人、为学、为师。
　　（作者系郑州大学教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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