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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滕杨方案》是1944年4月八路军总部出台的一个文件，它的全名为《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这个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湖南麻阳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和副参谋长兼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湖南长沙县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冠名的文件，是他们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根据后勤部开展生产节约活动的经验而总结制定的。《方案》出台后，受到了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给根据地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滕杨方案》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进入局部进攻作战阶段。根据地的经济形势虽然开始好转，但要保障反攻作战的后勤供应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困难还相当大。党中央早在1943年10月1日就指出：“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律投入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与八路军总部同驻一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1944年方针的指示》中，对生产节约工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继续开展全军大生产运动”、“所有军队机关人员……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的政策，必须服从于刺激生产，奖励储蓄，违此原则者，应加以改正”。
作为抓生产节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杨立三，在工作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能否照顾到个人私益，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在工作中，杨立三是一个既讲务实，又思进取的人。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改善当时已十分困难的物资条件，他根据上级的有关情况，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己。因此，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样一来，议论便沸沸扬扬地出来了。有人说“奖励个人积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有人说“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的”，甚至有人说“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
显然，这种思想观念不“突破”，势必挫伤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给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彭德怀听到这些反映后，认真作了一番调查，看到的事实使他把赞成票投给了杨立三。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件中说：“我认为在军队机关方面犯了严重的平均主义错误。比如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历年来生产是很好的，因此他们的给养也比其他部门要好些。但却被许多同志批评为本位主义。谢汉初（司令部管理科长）除参加集体生产外，私人还养了几只鸡，他因为这几只鸡被人斥为资本主义思想。这样的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我们受着历史上党内反资本主义的束缚与错误的影响，忽视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他认为：“从生产中得来的私人积蓄，不仅不应反对，而且是允许的。某单位生产好，吃得好，应当奖励。只有那些好吃懒做的平产分子，才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邓小平完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
其实，毛泽东早在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也提出了“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
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切实支持，生产运动中群众积极性需要得到更好保护的现实要求，迫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制订出有关生产节约的相关文件。《滕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二
1944年4月1日出台的《滕杨方案》，共分5个部分：前言、积极生产、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帮助群众生产。
“前言”中写道：“敌后的斗争环境是艰苦的，我们的生活是困难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生产工作，太行山上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拿着镢头在开垦着处女地……这是光荣的事业。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与节约运动，特遵照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规定本单位的生产节约的初步办法。”
“积极生产”部分，规定了每个人参加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副业生产的任务、办法及收益分配标准。如：凡能参加生产劳动者，每人须开垦荒地两亩生产出3个月口粮（每天0.75公斤）和全年的蔬菜（每天0.5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者，按20%提奖；鼓励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捻毛线、打毛衣等，公家代办原料、代销成品，所得盈利自得70%，30%归伙食单位；私人采野菜交伙食单位养猪，每公斤付钱4角，全归个人；个人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己有等。
“奖励节约”部分，详细规定了8个方面的节约要求及奖励办法，这8个方面是：服装，办公用品，粮，煤，厨房用具，公用物品，牲口用具，生产工具，其它一切公物。如：用煤标准。热天（5月～9月）每人每天12两，冷天每人每天14两（均按16两1斤计），节约部分按市价二八分红，伙食单位得八，炊事员得二；一切服装（包括衣服、鞋袜、毛巾），每人必须保有两套以上，在不受冻、不打赤脚的原则下，按照应发标准节约的，节约部分全部折款归个人所有；完成开荒任务，未损坏镢头者，奖现金10元。等等。
“提倡私人积蓄”部分规定：凡个人生产劳动所得的分红及节约的奖励，只要不是非法所得，均准许私有；私有财物可折价寄家，不愿汇寄者可储存在银行或者合作社生息（建议银行对这样的存款提高利息）；个人存款在工作调动或退伍时，准许带走。等等。
《滕扬方案》明确规定了“准许私有”。鼓励个人参加一切农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活动，多劳多得，个人可以按收益多少来分红；按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分的钱可以寄回家，也可以存银行生息……它一改过去那种只讲为公、不准谈私，忽视劳动者利益、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典范。
三
《滕杨方案》的出台，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4月13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联合指示》。4月1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在头版头条以《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为标题，对《滕杨方案》进行了大力宣传，并高度评价了《滕杨方案》，号召大家按照《滕杨方案》的要求，把生产节约运动推向崭新的天地。
《滕杨方案》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从八路军到军区，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所有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不论职务高低，都按《滕杨方案》的要求规定了生产任务，订出了节约计划。八路军总部机关当年就开垦500多亩，并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上了谷子、豆子、玉米、土豆、萝卜等，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绿油油的一片。由于大家干劲大，土地肥，总部种的庄稼大都获得了大丰收。有个单位仅土豆就收了30多万公斤。
各野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也大力开展各种生产节约活动。太岳军区的部队，1944年平均每人开荒2.8亩，共开荒58052亩，是上年度的9倍。太行军区的部队每人平均开荒3亩多，共开荒8.8万亩。这些土地都是由伙食单位集体经营的。平时由少数人照管，农忙季节集中人力突击生产。此外，从干部到战士，大都在驻地附近种了小块田地，养了猪、羊、鸡、兔等。有的单位还开办了榨油、制粉、磨豆腐的作坊，建立了纺线、织毛衣、编草帽、搞缝纫等合作社。太行军区部队1944年共生产粮食256万多公斤，生产土豆和蔬菜633万多公斤，达到了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标准。同时，各种手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及节约的奖金，使不少人都有了个人积蓄。军区直属队有541人参加业余编织工作，共织毛衣135件，毛袜2582双，得工资44600元；军区政治部等6个单位的同志不领或少领军服，共节约服装费53823元。军区部队中9411人有了个人存款，总数达167万多元。这些积蓄有的用来补贴家用，有的投入了再生产中，解决了不少困难。
由于生产节约与个人利益挂钩，各基层单位在执行《滕杨方案》中，都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太行军区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要用5000元，执行《方案》 后，每月只用2000元就够了，节约率达到60%。他们种的粮、菜除本连食用外，每班还向军区上交蔬菜0.6万公斤、上交粮食30公斤。
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滕杨方案》后，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1944年太行区党政机关新垦荒地7629亩，共种地10332亩，生产细粮10.5万公斤，蔬菜75万公斤，平均每人自给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
根据地的军民，难以抑制丰收后的喜悦心情，高唱着自己编的歌谣：
高粱举起红缨枪，
豆角把子弹推上膛。
玉米秆抡起手榴弹，
山药蛋撒下地雷网。
鬼子胆敢来侵犯，
叫他乖乖见阎王！
解放以后，许多研究根据地经济问题的同志认为，《滕杨方案》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创造性地执行“公私兼顾”经济政策的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实验，是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忽视个人利益的“左”的做法的一次改革，是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体运用于战争环境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于我们现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诸多的启示。
《滕杨方案》是1944年4月八路军总部出台的一个文件，它的全名为《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这个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湖南麻阳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和副参谋长兼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湖南长沙县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冠名的文件，是他们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根据后勤部开展生产节约活动的经验而总结制定的。《方案》出台后，受到了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给根据地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滕杨方案》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进入局部进攻作战阶段。根据地的经济形势虽然开始好转，但要保障反攻作战的后勤供应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困难还相当大。党中央早在1943年10月1日就指出：“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律投入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与八路军总部同驻一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1944年方针的指示》中，对生产节约工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继续开展全军大生产运动”、“所有军队机关人员……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的政策，必须服从于刺激生产，奖励储蓄，违此原则者，应加以改正”。
作为抓生产节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杨立三，在工作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能否照顾到个人私益，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在工作中，杨立三是一个既讲务实，又思进取的人。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改善当时已十分困难的物资条件，他根据上级的有关情况，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己。因此，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样一来，议论便沸沸扬扬地出来了。有人说“奖励个人积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有人说“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的”，甚至有人说“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
显然，这种思想观念不“突破”，势必挫伤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给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彭德怀听到这些反映后，认真作了一番调查，看到的事实使他把赞成票投给了杨立三。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件中说：“我认为在军队机关方面犯了严重的平均主义错误。比如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历年来生产是很好的，因此他们的给养也比其他部门要好些。但却被许多同志批评为本位主义。谢汉初（司令部管理科长）除参加集体生产外，私人还养了几只鸡，他因为这几只鸡被人斥为资本主义思想。这样的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我们受着历史上党内反资本主义的束缚与错误的影响，忽视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他认为：“从生产中得来的私人积蓄，不仅不应反对，而且是允许的。某单位生产好，吃得好，应当奖励。只有那些好吃懒做的平产分子，才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邓小平完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
其实，毛泽东早在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也提出了“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
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切实支持，生产运动中群众积极性需要得到更好保护的现实要求，迫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制订出有关生产节约的相关文件。《滕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二
1944年4月1日出台的《滕杨方案》，共分5个部分：前言、积极生产、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帮助群众生产。
“前言”中写道：“敌后的斗争环境是艰苦的，我们的生活是困难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生产工作，太行山上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拿着镢头在开垦着处女地……这是光荣的事业。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与节约运动，特遵照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规定本单位的生产节约的初步办法。”
“积极生产”部分，规定了每个人参加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副业生产的任务、办法及收益分配标准。如：凡能参加生产劳动者，每人须开垦荒地两亩生产出3个月口粮（每天0.75公斤）和全年的蔬菜（每天0.5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者，按20%提奖；鼓励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捻毛线、打毛衣等，公家代办原料、代销成品，所得盈利自得70%，30%归伙食单位；私人采野菜交伙食单位养猪，每公斤付钱4角，全归个人；个人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己有等。
“奖励节约”部分，详细规定了8个方面的节约要求及奖励办法，这8个方面是：服装，办公用品，粮，煤，厨房用具，公用物品，牲口用具，生产工具，其它一切公物。如：用煤标准。热天（5月～9月）每人每天12两，冷天每人每天14两（均按16两1斤计），节约部分按市价二八分红，伙食单位得八，炊事员得二；一切服装（包括衣服、鞋袜、毛巾），每人必须保有两套以上，在不受冻、不打赤脚的原则下，按照应发标准节约的，节约部分全部折款归个人所有；完成开荒任务，未损坏镢头者，奖现金10元。等等。
“提倡私人积蓄”部分规定：凡个人生产劳动所得的分红及节约的奖励，只要不是非法所得，均准许私有；私有财物可折价寄家，不愿汇寄者可储存在银行或者合作社生息（建议银行对这样的存款提高利息）；个人存款在工作调动或退伍时，准许带走。等等。
《滕扬方案》明确规定了“准许私有”。鼓励个人参加一切农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活动，多劳多得，个人可以按收益多少来分红；按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分的钱可以寄回家，也可以存银行生息……它一改过去那种只讲为公、不准谈私，忽视劳动者利益、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典范。
三
《滕杨方案》的出台，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4月13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联合指示》。4月1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在头版头条以《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为标题，对《滕杨方案》进行了大力宣传，并高度评价了《滕杨方案》，号召大家按照《滕杨方案》的要求，把生产节约运动推向崭新的天地。
《滕杨方案》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从八路军到军区，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所有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不论职务高低，都按《滕杨方案》的要求规定了生产任务，订出了节约计划。八路军总部机关当年就开垦500多亩，并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上了谷子、豆子、玉米、土豆、萝卜等，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绿油油的一片。由于大家干劲大，土地肥，总部种的庄稼大都获得了大丰收。有个单位仅土豆就收了30多万公斤。
各野战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也大力开展各种生产节约活动。太岳军区的部队，1944年平均每人开荒2.8亩，共开荒58052亩，是上年度的9倍。太行军区的部队每人平均开荒3亩多，共开荒8.8万亩。这些土地都是由伙食单位集体经营的。平时由少数人照管，农忙季节集中人力突击生产。此外，从干部到战士，大都在驻地附近种了小块田地，养了猪、羊、鸡、兔等。有的单位还开办了榨油、制粉、磨豆腐的作坊，建立了纺线、织毛衣、编草帽、搞缝纫等合作社。太行军区部队1944年共生产粮食256万多公斤，生产土豆和蔬菜633万多公斤，达到了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标准。同时，各种手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及节约的奖金，使不少人都有了个人积蓄。军区直属队有541人参加业余编织工作，共织毛衣135件，毛袜2582双，得工资44600元；军区政治部等6个单位的同志不领或少领军服，共节约服装费53823元。军区部队中9411人有了个人存款，总数达167万多元。这些积蓄有的用来补贴家用，有的投入了再生产中，解决了不少困难。
由于生产节约与个人利益挂钩，各基层单位在执行《滕杨方案》中，都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太行军区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要用5000元，执行《方案》 后，每月只用2000元就够了，节约率达到60%。他们种的粮、菜除本连食用外，每班还向军区上交蔬菜0.6万公斤、上交粮食30公斤。
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滕杨方案》后，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1944年太行区党政机关新垦荒地7629亩，共种地10332亩，生产细粮10.5万公斤，蔬菜75万公斤，平均每人自给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
根据地的军民，难以抑制丰收后的喜悦心情，高唱着自己编的歌谣：
高粱举起红缨枪，
豆角把子弹推上膛。
玉米秆抡起手榴弹，
山药蛋撒下地雷网。
鬼子胆敢来侵犯，
叫他乖乖见阎王！
解放以后，许多研究根据地经济问题的同志认为，《滕杨方案》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创造性地执行“公私兼顾”经济政策的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实验，是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忽视个人利益的“左”的做法的一次改革，是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体运用于战争环境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于我们现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诸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