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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偶然翻阅一本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杂文》，其中有一篇《关于〈胡适的汽车〉》。《胡适的汽车》是梁实秋在《联合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易金。《胡适的汽车》主要是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拍摄完成但后来又神秘夭折的电影《鲁迅传》中一个小镜头的感想：
偶像化了的鲁迅，在剧本中有这样一场：那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中，《新青年》同人发生了分裂的争端以后，大家散了出来，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车到同和居吃饭，鲁迅拒绝了，赶上李大钊大笑而去。
从这短短的镜头中寓有恶毒的用意，明处看，只见到鲁迅与李大钊是沆瀣一气的，阴暗的嘲笑，则是胡适已在那时候有了汽车。
一个教授的有无汽车代步，不能以此作为一种准绳，在北洋政府时代，北大教授的薪金已经很高，有一辆汽车，这对学者应该说是“物质上的尊敬”。
这位易金先生的意思是，作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有辆汽车来代步是很正常的，有无汽车，不应该成为对他进行道德评判的依据和标准。
但梁实秋想说明的却是，胡适在《新青年》时代根本就没有汽车。胡适买汽车是在胡适做北大文学院院长的30年代。这件事情梁实秋可是亲眼所见，那时候，徐志摩、梁實秋一帮人都被胡适拉进了北大。梁实秋回忆说：
胡先生之有自用汽车，大概是在民国十九年左右做文学院长的时候，他住在米粮库四号，那一辆车还颇不寻常，是福特牌，可是不知道是属于哪一年型的了，看形状就知道很古老的，开动的时候需要司机用一根曲尺在前面狠命的摇晃好多下子，车厢特别高，走起来好像有一点头重脚轻摇摇欲坠，徐志摩曾戏称之为“我们胡大哥的高轩”。
梁实秋接下来说明为什么《鲁迅传》一定要给胡适安排一辆他本来还没有的汽车：
那么，为什么在“新青年”时代，即北洋政府时代，胡先生根本没有汽车而《鲁迅传》电影片里要插入“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车到同和居吃饭”那样一个镜头呢？是亦有说。左派文人的逻辑是简单的，人有两种，非友即敌，非敌即友，友则誉之为思想前进，敌则斥之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最明显的最惹人厌恶的一个标帜无过于一辆汽车。
正好我的手头就有发表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的1961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月号合刊。关于胡适招呼鲁迅坐汽车的一段描写是这样的：
鲁迅挟着包袱走出北京大学的校门。
校门外正停着一辆小汽车。胡适正打开车门，满面笑容叫：“豫才先生，请！”鲁迅板着脸说：“不了，谢谢。”胡适笑道：“你刚才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上来谈谈，我送你回会馆。”鲁迅向西一指说：“我搬家了，不同路！”愤然转身而去。
这和梁实秋在《关于〈胡适的汽车〉》中的情节有所不同。胡适在北京曾经的住所都在东城，而鲁迅住过的地方都在西城。在剧本中，鲁迅住过的地方开始是南城的绍兴会馆，后来是西城的西三条胡同21号。不管鲁迅搬不搬家，都不会和胡适同路。改成胡适想请鲁迅到同和居饭馆吃饭，解决了同路不同路这个小别扭，同时，表现出“买办文人”胡适的生活趣味中除了出门坐汽车还有同样不健康的吃吃喝喝。
把电影剧本《鲁迅传》整个看一遍，除了这里的胡适，出现汽车的镜头还有另外两处。一处是鲁迅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宣武门外见到的景象，和汽车一起出现的是两个日本人：
一辆汽车鸣着喇叭，急驶而来，车里坐着两个日本人，对街上指指点点，纵声狂笑；汽车过处，掠起一阵黄沙。黄沙飞去，现出一个人力车夫连车倒在地上，警察正用警棍殴打着他。
还有一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门口，出现的是想阻止学生游行示威的“反动”校长杨荫榆和“反动”文人陈源：
女师大门口停下一辆小汽车。穿黑旗袍、着高跟鞋、头发上系着白头绳、满脸冷霜似的杨荫榆走下车来。一个尖下巴的男教员，从门房里箭似的迎上去，低声说：“杨校长，她们要出发了！”
·贰·
在这里，我们可以继续梁实秋的思考：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和汽车一起出现的总是胡适、杨荫榆、陈源甚至日本人等“反面人物”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远在美国的胡适作为“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很快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壶（胡）”、“倒壶（胡）”运动之后，胡适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和蒋介石“一文一武”“双峰对峙”，成为在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的“反动头目”。（见郭沫若《三点建议》，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成为文艺创作中衬托正面人物、正确道路的反面人物和反动典型。在杨沫1958年出版的著名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最初的白马王子余永泽就是一个受到胡适思想影响、沉迷于考证学术问题的典型形象。
《鲁迅传》发表的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结束。在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各种物质享受都被作为“资产”或“小资产”情调受到嘲笑。如1961年底出版的革命小说《红岩》的第18章，写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刘思扬被特务假意释放回到“有豪华的公馆、花圃、假山”的家里后，以鄙弃的笔调描写了一些刘思杨和未婚妻孙明霞在当时看来算是豪华的物质享受。如写到孙明霞把钢精锅从电炉上拿下来，倒出了两杯滚烫的牛奶。
在《鲁迅传》中，余永泽的形象换成了五四运动后受胡适影响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在第20节，也就是出现胡适的汽车的前一节， 场景是胡适的书房，胡适正在向傅斯年等学生灌输他的“反动”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和汽车一样能够表现胡适“买办资产阶级趣味”的种种物质形象：沙发、咖啡、电风扇：
傅斯年、学生丁、戊、己、韩立本、吴梦非等七八个学生坐在沙发上、椅上喝着咖啡。
…… ……
韩立本赞叹着说：“这咖啡可真好喝呀！”傅斯年笑道：“这是杜威博士从美国带来的嘛！” 胡适丢开书本，插话道：“杜威博士带来的‘实验主义’才是个宝贝哩！”
和胡适书房里的种种洋玩意相比，鲁迅在家里的物质享受似乎只有香烟。差不多每个鲁迅出现的场景都有香烟相伴。如：
鲁迅仍然坐在藤椅上沉思。
在袅袅上升的烟篆里，仿佛看见章介眉举着手杖怒打阿冬。
如：
老虎尾巴里挤满了男女青年。
鲁迅坐在藤椅里，手挟烟卷，听着青年们在争论。
·叁·
《鲁迅传》的作者们固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胡适的坐汽车、喝咖啡，但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的胡适热衷于各种西方生活方式却也是事实。
由于从少年开始多年生活在美国，胡适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特色。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胡适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他深刻揭露了东方落后民族“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我催眠、自我欺骗的心理：“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
在1930年3月10日所写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适说在哈尔滨的俄国租界道里区，他发现了道里和道外的区别正是东西方文明的区别，这个区别也就是汽车和人力车的区别：
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来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作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胡适在这里说的摩托车就是汽车。在《漫游的感想》的第二段，胡适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在美国汽车普及的情况和汽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他说：
摩托车的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汽车公司今年通过“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这种人家向来是不肯出远门的。如今有了汽车，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回家带来家中妻儿，自己开着汽车，到郊外游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园地旅行游览。例如旧金山的“金门公园”，远在海滨，可以纵览太平洋上的水光岛色；没到星期日，四方男女来游的真是人山人海！这都是摩托车的恩赐。这种远游的便利可以增加健康，开拓眼界，增加智识，——这都是我们在轿子文明与人力车文明底下想不到的幸福。
1930年的12月17日是胡适四十岁生日，赵元任送给胡适一首《胡适之先生四十正寿贺诗》，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罗罗索索的写上了一大片。
1933年12月29日，这次四十岁生日之后整整三年，胡适花1090美金买了一辆二手美国福特牌汽车，实现了自己“提倡”了好多年的摩托车文明。
·肆·
鲁迅和胡适的生活情调固然大不相同，但鲁迅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一天到晚就是“手挟卷烟”“在袅袅上升的烟篆里”“沉思”。本质上，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和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洋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鲁迅并不像胡适一样讲究豪华和舒适，但并不缺少种种“小资产”情调，也不排斥甚至是喜爱各种外国货。如1925年7月17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以谐谑的情调总结“嫩弟弟”也就是鲁迅的“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
C、专做洋货的消耗品，如洋点心，洋烟，洋书……（未完）或有蟒袍洋服多件藏在箱子里，但于端节……则绝不敢穿。
鲁迅在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但他其实并不认同坐人力车，所以他也就始终没有自用和包月的人力车。在北京的那些年，鲁迅更喜欢安步当车，实在需要洋车的时候就临时在街上租用。川岛回忆鲁迅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时说过：
鲁迅先生不论是上衙门、访友、到医院里取药、上街买东西、寄信……总是蹀躞街头，离目的地远一些的就自己临时雇街车去，从不搭这类架子。记得在闲聊时他曾说过，坐汽车还有道理，取其快；坐包车和马车就近乎坐八抬大轿了。（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
《鲁迅传》的主人公鲁迅平时的出行工具是洋车，但也不是没有乘坐汽车的时候。比如1921年7月10日的鲁迅日记就有这样的记载：“晨往香山碧云寺视二弟。下午季巿亦来游，傍晚与母亲及丰乘其汽车回家。”这里的季巿就是鲁迅最好的朋友许寿裳。这时候许寿裳正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也即是杨蔭榆的前任。两年后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杨荫榆代替许寿裳接任女高师校长。许寿裳的汽车肯定是女高师为其配备的公车。说不定，《鲁迅传》中所说的“满脸冷霜”的杨荫榆乘坐的那辆小汽车就是鲁迅曾经搭乘过的许寿裳的那辆小汽车。
在胡适购买了他的福特牌汽车的30年代，鲁迅正在上海度过他的晚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鲁迅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各种西洋文化，包括看好莱坞电影、购买外国版画，也包括吃西餐、喝咖啡。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买一辆自己专用的汽车，但在外出看电影和看朋友的时候，租用汽车代替租用洋车成了他在上海的主要出行方式。
回望胡适与鲁迅，无论选用汽车还是洋车，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趣味。但决定人最终走向的，更重要还是其为人与为文的立场吧。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偶然翻阅一本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杂文》，其中有一篇《关于〈胡适的汽车〉》。《胡适的汽车》是梁实秋在《联合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易金。《胡适的汽车》主要是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拍摄完成但后来又神秘夭折的电影《鲁迅传》中一个小镜头的感想：
偶像化了的鲁迅，在剧本中有这样一场：那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中，《新青年》同人发生了分裂的争端以后，大家散了出来，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车到同和居吃饭，鲁迅拒绝了，赶上李大钊大笑而去。
从这短短的镜头中寓有恶毒的用意，明处看，只见到鲁迅与李大钊是沆瀣一气的，阴暗的嘲笑，则是胡适已在那时候有了汽车。
一个教授的有无汽车代步，不能以此作为一种准绳，在北洋政府时代，北大教授的薪金已经很高，有一辆汽车，这对学者应该说是“物质上的尊敬”。
这位易金先生的意思是，作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有辆汽车来代步是很正常的，有无汽车，不应该成为对他进行道德评判的依据和标准。
但梁实秋想说明的却是，胡适在《新青年》时代根本就没有汽车。胡适买汽车是在胡适做北大文学院院长的30年代。这件事情梁实秋可是亲眼所见，那时候，徐志摩、梁實秋一帮人都被胡适拉进了北大。梁实秋回忆说：
胡先生之有自用汽车，大概是在民国十九年左右做文学院长的时候，他住在米粮库四号，那一辆车还颇不寻常，是福特牌，可是不知道是属于哪一年型的了，看形状就知道很古老的，开动的时候需要司机用一根曲尺在前面狠命的摇晃好多下子，车厢特别高，走起来好像有一点头重脚轻摇摇欲坠，徐志摩曾戏称之为“我们胡大哥的高轩”。
梁实秋接下来说明为什么《鲁迅传》一定要给胡适安排一辆他本来还没有的汽车：
那么，为什么在“新青年”时代，即北洋政府时代，胡先生根本没有汽车而《鲁迅传》电影片里要插入“胡适招呼鲁迅坐他的汽车到同和居吃饭”那样一个镜头呢？是亦有说。左派文人的逻辑是简单的，人有两种，非友即敌，非敌即友，友则誉之为思想前进，敌则斥之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最明显的最惹人厌恶的一个标帜无过于一辆汽车。
正好我的手头就有发表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的1961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月号合刊。关于胡适招呼鲁迅坐汽车的一段描写是这样的：
鲁迅挟着包袱走出北京大学的校门。
校门外正停着一辆小汽车。胡适正打开车门，满面笑容叫：“豫才先生，请！”鲁迅板着脸说：“不了，谢谢。”胡适笑道：“你刚才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上来谈谈，我送你回会馆。”鲁迅向西一指说：“我搬家了，不同路！”愤然转身而去。
这和梁实秋在《关于〈胡适的汽车〉》中的情节有所不同。胡适在北京曾经的住所都在东城，而鲁迅住过的地方都在西城。在剧本中，鲁迅住过的地方开始是南城的绍兴会馆，后来是西城的西三条胡同21号。不管鲁迅搬不搬家，都不会和胡适同路。改成胡适想请鲁迅到同和居饭馆吃饭，解决了同路不同路这个小别扭，同时，表现出“买办文人”胡适的生活趣味中除了出门坐汽车还有同样不健康的吃吃喝喝。
把电影剧本《鲁迅传》整个看一遍，除了这里的胡适，出现汽车的镜头还有另外两处。一处是鲁迅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宣武门外见到的景象，和汽车一起出现的是两个日本人：
一辆汽车鸣着喇叭，急驶而来，车里坐着两个日本人，对街上指指点点，纵声狂笑；汽车过处，掠起一阵黄沙。黄沙飞去，现出一个人力车夫连车倒在地上，警察正用警棍殴打着他。
还有一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门口，出现的是想阻止学生游行示威的“反动”校长杨荫榆和“反动”文人陈源：
女师大门口停下一辆小汽车。穿黑旗袍、着高跟鞋、头发上系着白头绳、满脸冷霜似的杨荫榆走下车来。一个尖下巴的男教员，从门房里箭似的迎上去，低声说：“杨校长，她们要出发了！”
·贰·
在这里，我们可以继续梁实秋的思考：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和汽车一起出现的总是胡适、杨荫榆、陈源甚至日本人等“反面人物”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远在美国的胡适作为“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很快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壶（胡）”、“倒壶（胡）”运动之后，胡适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和蒋介石“一文一武”“双峰对峙”，成为在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的“反动头目”。（见郭沫若《三点建议》，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成为文艺创作中衬托正面人物、正确道路的反面人物和反动典型。在杨沫1958年出版的著名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最初的白马王子余永泽就是一个受到胡适思想影响、沉迷于考证学术问题的典型形象。
《鲁迅传》发表的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结束。在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各种物质享受都被作为“资产”或“小资产”情调受到嘲笑。如1961年底出版的革命小说《红岩》的第18章，写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刘思扬被特务假意释放回到“有豪华的公馆、花圃、假山”的家里后，以鄙弃的笔调描写了一些刘思杨和未婚妻孙明霞在当时看来算是豪华的物质享受。如写到孙明霞把钢精锅从电炉上拿下来，倒出了两杯滚烫的牛奶。
在《鲁迅传》中，余永泽的形象换成了五四运动后受胡适影响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在第20节，也就是出现胡适的汽车的前一节， 场景是胡适的书房，胡适正在向傅斯年等学生灌输他的“反动”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和汽车一样能够表现胡适“买办资产阶级趣味”的种种物质形象：沙发、咖啡、电风扇：
傅斯年、学生丁、戊、己、韩立本、吴梦非等七八个学生坐在沙发上、椅上喝着咖啡。
…… ……
韩立本赞叹着说：“这咖啡可真好喝呀！”傅斯年笑道：“这是杜威博士从美国带来的嘛！” 胡适丢开书本，插话道：“杜威博士带来的‘实验主义’才是个宝贝哩！”
和胡适书房里的种种洋玩意相比，鲁迅在家里的物质享受似乎只有香烟。差不多每个鲁迅出现的场景都有香烟相伴。如：
鲁迅仍然坐在藤椅上沉思。
在袅袅上升的烟篆里，仿佛看见章介眉举着手杖怒打阿冬。
如：
老虎尾巴里挤满了男女青年。
鲁迅坐在藤椅里，手挟烟卷，听着青年们在争论。
·叁·
《鲁迅传》的作者们固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胡适的坐汽车、喝咖啡，但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的胡适热衷于各种西方生活方式却也是事实。
由于从少年开始多年生活在美国，胡适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特色。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胡适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他深刻揭露了东方落后民族“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我催眠、自我欺骗的心理：“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
在1930年3月10日所写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适说在哈尔滨的俄国租界道里区，他发现了道里和道外的区别正是东西方文明的区别，这个区别也就是汽车和人力车的区别：
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来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作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胡适在这里说的摩托车就是汽车。在《漫游的感想》的第二段，胡适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在美国汽车普及的情况和汽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他说：
摩托车的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汽车公司今年通过“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这种人家向来是不肯出远门的。如今有了汽车，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回家带来家中妻儿，自己开着汽车，到郊外游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园地旅行游览。例如旧金山的“金门公园”，远在海滨，可以纵览太平洋上的水光岛色；没到星期日，四方男女来游的真是人山人海！这都是摩托车的恩赐。这种远游的便利可以增加健康，开拓眼界，增加智识，——这都是我们在轿子文明与人力车文明底下想不到的幸福。
1930年的12月17日是胡适四十岁生日，赵元任送给胡适一首《胡适之先生四十正寿贺诗》，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罗罗索索的写上了一大片。
1933年12月29日，这次四十岁生日之后整整三年，胡适花1090美金买了一辆二手美国福特牌汽车，实现了自己“提倡”了好多年的摩托车文明。
·肆·
鲁迅和胡适的生活情调固然大不相同，但鲁迅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一天到晚就是“手挟卷烟”“在袅袅上升的烟篆里”“沉思”。本质上，鲁迅和胡适一样都是和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洋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鲁迅并不像胡适一样讲究豪华和舒适，但并不缺少种种“小资产”情调，也不排斥甚至是喜爱各种外国货。如1925年7月17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以谐谑的情调总结“嫩弟弟”也就是鲁迅的“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
C、专做洋货的消耗品，如洋点心，洋烟，洋书……（未完）或有蟒袍洋服多件藏在箱子里，但于端节……则绝不敢穿。
鲁迅在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但他其实并不认同坐人力车，所以他也就始终没有自用和包月的人力车。在北京的那些年，鲁迅更喜欢安步当车，实在需要洋车的时候就临时在街上租用。川岛回忆鲁迅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时说过：
鲁迅先生不论是上衙门、访友、到医院里取药、上街买东西、寄信……总是蹀躞街头，离目的地远一些的就自己临时雇街车去，从不搭这类架子。记得在闲聊时他曾说过，坐汽车还有道理，取其快；坐包车和马车就近乎坐八抬大轿了。（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
《鲁迅传》的主人公鲁迅平时的出行工具是洋车，但也不是没有乘坐汽车的时候。比如1921年7月10日的鲁迅日记就有这样的记载：“晨往香山碧云寺视二弟。下午季巿亦来游，傍晚与母亲及丰乘其汽车回家。”这里的季巿就是鲁迅最好的朋友许寿裳。这时候许寿裳正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也即是杨蔭榆的前任。两年后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杨荫榆代替许寿裳接任女高师校长。许寿裳的汽车肯定是女高师为其配备的公车。说不定，《鲁迅传》中所说的“满脸冷霜”的杨荫榆乘坐的那辆小汽车就是鲁迅曾经搭乘过的许寿裳的那辆小汽车。
在胡适购买了他的福特牌汽车的30年代，鲁迅正在上海度过他的晚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鲁迅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各种西洋文化，包括看好莱坞电影、购买外国版画，也包括吃西餐、喝咖啡。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买一辆自己专用的汽车，但在外出看电影和看朋友的时候，租用汽车代替租用洋车成了他在上海的主要出行方式。
回望胡适与鲁迅，无论选用汽车还是洋车，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趣味。但决定人最终走向的，更重要还是其为人与为文的立场吧。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