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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一度肆虐的“校园贷”问题已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校园贷”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多种因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在校大学生受惠面受限、受惠额度偏低，不足以满足贫困大学生的合理需求。如何创新和完善资助政策，让在校的贫困大学生都能摆脱“贫困阶层”的心理阴影，有尊严地获得国家和社会资助，以阳光的心态从容完成学业，以健康的状态步入、融入社会，这是一个亟待破题的实现课题。
关键词：创新和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尊严阳光
近几年，由“校园贷”引发的悲剧时常见诸报端。据调查，“校园贷”拓展的市场主要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其中部分贷款对象自然包括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贫困大学生。不法“校园贷”打着的是满足在校大学生的日常消费、创业上的资金需求等旗号，一方面引发了包括贫困大学生在内的部分大学生基于受社会大环境影响而产生的非理性过度消费，另一方面，高额利息及不法的讨贷手段和方式客观上也引发了不少校园悲剧。为从源头上治理本不该出现的乱象，防范和化解风险，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2017年0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诚然，治理让人期待，但是，乱象更发人深省。何以国家当前已基本建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仍会出现“校园贷”肆虐现象呢？
也许，人们会对打着“扶持创业”、“助学扶贫”等旗号的小额网络贷款不法牟利者怒加控诉；又或许，人们会对深陷“校园贷”陷阱的不幸学子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然而，把目光投向国家当前已基本建立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而作理性的、深层次思考的人少之又少。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近年来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院校的扩招步伐也逐年提速，并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生源实行降分录取等优惠政策，这一方面为贫困家庭子女创造和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校贫困生数量日益增多。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生完成学业，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现已基本建立起以奖助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困难。资助体系的基本建立固然可喜，但包括助学贷款在内的国家资助政策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客观上也还存在着不少亟待创新和完善之处。
首先，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的申请程序充斥着二次伤害的瑕疵。
（一）在校公开申请。目前，不少高校为确保公平、公正，使得有限的资助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一般都要求申请助学贷款的在校大学生必须公开申请。这从校方主观愿望来说，也许无可厚非；但是，设身处地地从亟需助学资金的经济困难大学生内心情感来说，向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公开示穷，显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是尊严的考量。
（二）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在公开申请的同时，不少高校还要求申请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必须“自证”贫穷，到生源地开据父母低收入证明。有尊严的活着，这是每一个人正常的情感诉求，也是每一个人基本的權利。具体到父母收入的多与寡、家庭的贫与富，依法，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隐私。以公正之名，公然要求本就身处弱势的贫困大学生开具这样证明，让贫困大学生的父母面对孩子尴尬的处境情何以堪？又让贫困大学生何以自处？
（三）公开民主评议。如果说公开申请和开具证明还情有可原的话，随后而来的公开“比穷”的民主评议程序则更为荒唐。由于资助资金“僧多粥少”，所以，一些高校往往公示申请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基本资料，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以评议出更“穷”、更需要资助的对象。
其次，资助资金“源水”捉襟见肘，多元化助学形同于画饼充饥。
1、“源水”不足，难以治本。目前，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当狭窄，主要通过国家拨款、地方财政投入、学校自筹等渠道来筹集，而社会捐助所占份额则十分有限。基于资助资金有限，一般情况下，贫困大学生每学年所能获得的助学贷款只在八千元左右，往往还不足以缴纳高校逐年上涨的高额学费。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完成大学学业所需的经济成本除了学费，还包括吃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需求。据麦克思研究院发布的“大学生消费理财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1212元（不含学费和往返车费），以每学年7个月计算，共需8484元。这还不包括学费9000元（实际学费会根据学校、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远远多于9000元）、往返车费1500元（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于偏远省份或地区。以在苏州就读的青海大学生为例，一学年两次的往返车费为2000左右，交通工具以火车为主）、电子产品2000元（“2000”元为手机和电脑的花销平均于4年中），每年总计20984元，这些基本开支对于饱受生存压力碾压的很多贫困家庭来说，助学贷款及其他奖助学金只能起到“缓解”作用。
2、多元助学流于形式，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依据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我国现行的高校资助政策除了助学贷款，还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等等方式。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些本应行之有效的助学制度被一些高校挖掉了瓤子，只剩下空壳。譬如奖学金，国家设立奖学金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切实资助大学生，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而一些高校假以“改革创新”之名，将奖学金异化为荣誉和精神鼓励，实际奖励金额只有一元钱，客观上使得多元化助学流于形式，等同于画饼充饥。
3、资助方式多以直接性的经济资助为主，难以满足受助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在一些院校的资助中，奖助学金类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勤工助学类少之又少。其初衷，可能是考虑尽可能避免贫困大学生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劳动中，但对于一部分贫困大同学来说，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实践性较强的勤工俭学，这就造成了这部分贫困大学生在以绩点为主要评判标准进而确定所获奖助学金等级的评价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教育公益性的价值理念异化，助学性的金融产品严重缺乏。
近年来，市场经济和教育产业化催生了社会的功利性意识，而教育本身的公益性、社会性和普惠性属性却被淡化，甚至被忽视。直言不讳地说，在“唯利是图”的正规金融单位的眼里，家庭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无异于“鸡肋”。相关调查表明，助学贷款实施起步阶段，部分省份曾出现政府虽大力号召，但却无银行响应的尴尬局面。即便是目前，国内正规金融单位很少设计、推出助学性的金融产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莘莘学子和他们不幸父母的口袋才遭遇形形色色的不法“校园贷”的“算计”。
毋庸讳言，相比国家奖助学金的申请程序，申请不法“校园贷”则更为方便、快捷、隐秘，在校大学生只要在网上提交所在学校、身份证号、手机号等资料，并支付一定手续费，就能轻松获得信用贷款。
没有人深入调查贫困大学生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大学生中，一定不乏贫困大学生的身影，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公务员和富家子弟，还是一般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显然无须为衣食住行等基本的合理开支发愁，正常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孩子没有贷取不法“校园贷”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表明，一些大学生借取“校园贷”都是非理性的，而我们所能看到或听到的是，太多的媒体报道把“校园贷”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受害大学生非理性借贷，盲目地用于高消费。笔者认为，对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贫困大学生的任何苛责，都是不近人情，更不通事理的。理由有三：
其一，当前的社会大环境盛行崇富拜金之风，基于面子而藏穷、装阔、比富的成年人比比皆是，何以“三观”尚未固化定型的大学生基于基本需求，被骗贷取所谓零利率“校园贷”，用于适当的消费，就该背负众口铄金的“原罪”呢？
其二，校园也不是隔绝于现实社会的一方净土，“秀才不怕蓝衫破”的时代早已尘封作古。不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是难以体会贫困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内心所要承受的各种超常压力。笔者认为，如果把贫困大学生比作清洁之水，那么，水遭污染，则非水之过；而贫困为学，度日维艰，当思制度之失。
其三，校園泛滥高利贷、暴力催收、裸条贷款，表明是相关负有监管、疏导职责的部门和单位生了“病”，该 “吃药”和该受声讨、追责的恰恰是这些该作为而不作为的相关负有监管、疏导职责的部门和单位。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便是监管环节规范管理的最好诠释；而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创新和完善，笔者不揣浅陋，捉笔以见教于大方：
第一，申请的审核程序上，相关院校应从尊重贫困大学生人格尊严和隐私的人性化理念出发，成立专门的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审核委员会，制定有利于保护个人尊严和隐私的助学贷款申请和审核制度，使该制度既能起到规范审核的作用，也有利于保护贫困大学生的尊严和内心情感。
第二，国家应在逐年不断加大财政性助学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从制度层面明确正规金融部门开发贫困大学生助学金融产品的职责和任务，一者，从源头上化解、满足贫困大学生学习、生活方面的合理需求；二者，对于一些虽然家庭困难、但有自主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提供合理的创业融资产品，以鼓励大学生响应国家“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号召。
第三，国家应逐步修正、规范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使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回归教书育人的公益性、社会性和普惠性属性，这也有利于贫困大学生感恩品质的培养和确立。
第四，相关高校应充分考虑每个贫困大学生所长，丰富资助形式，制度化、有组织地开发多元化的助学方式，切实完善多元化助学举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学校内，可以创设、提供一些贫困大学生能够力所能及的勤工助学岗位；在校外，完善社会联动机制、体制，多方开拓适合贫困大学生实习、兼职的社会岗位，为他们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从而实现贫困助学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的转变。
关键词：创新和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尊严阳光
近几年，由“校园贷”引发的悲剧时常见诸报端。据调查，“校园贷”拓展的市场主要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其中部分贷款对象自然包括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贫困大学生。不法“校园贷”打着的是满足在校大学生的日常消费、创业上的资金需求等旗号，一方面引发了包括贫困大学生在内的部分大学生基于受社会大环境影响而产生的非理性过度消费，另一方面，高额利息及不法的讨贷手段和方式客观上也引发了不少校园悲剧。为从源头上治理本不该出现的乱象，防范和化解风险，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2017年06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诚然，治理让人期待，但是，乱象更发人深省。何以国家当前已基本建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仍会出现“校园贷”肆虐现象呢？
也许，人们会对打着“扶持创业”、“助学扶贫”等旗号的小额网络贷款不法牟利者怒加控诉；又或许，人们会对深陷“校园贷”陷阱的不幸学子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然而，把目光投向国家当前已基本建立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而作理性的、深层次思考的人少之又少。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近年来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院校的扩招步伐也逐年提速，并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生源实行降分录取等优惠政策，这一方面为贫困家庭子女创造和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校贫困生数量日益增多。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生完成学业，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现已基本建立起以奖助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困难。资助体系的基本建立固然可喜，但包括助学贷款在内的国家资助政策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客观上也还存在着不少亟待创新和完善之处。
首先，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的申请程序充斥着二次伤害的瑕疵。
（一）在校公开申请。目前，不少高校为确保公平、公正，使得有限的资助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一般都要求申请助学贷款的在校大学生必须公开申请。这从校方主观愿望来说，也许无可厚非；但是，设身处地地从亟需助学资金的经济困难大学生内心情感来说，向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公开示穷，显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是尊严的考量。
（二）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在公开申请的同时，不少高校还要求申请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必须“自证”贫穷，到生源地开据父母低收入证明。有尊严的活着，这是每一个人正常的情感诉求，也是每一个人基本的權利。具体到父母收入的多与寡、家庭的贫与富，依法，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隐私。以公正之名，公然要求本就身处弱势的贫困大学生开具这样证明，让贫困大学生的父母面对孩子尴尬的处境情何以堪？又让贫困大学生何以自处？
（三）公开民主评议。如果说公开申请和开具证明还情有可原的话，随后而来的公开“比穷”的民主评议程序则更为荒唐。由于资助资金“僧多粥少”，所以，一些高校往往公示申请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基本资料，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以评议出更“穷”、更需要资助的对象。
其次，资助资金“源水”捉襟见肘，多元化助学形同于画饼充饥。
1、“源水”不足，难以治本。目前，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当狭窄，主要通过国家拨款、地方财政投入、学校自筹等渠道来筹集，而社会捐助所占份额则十分有限。基于资助资金有限，一般情况下，贫困大学生每学年所能获得的助学贷款只在八千元左右，往往还不足以缴纳高校逐年上涨的高额学费。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完成大学学业所需的经济成本除了学费，还包括吃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需求。据麦克思研究院发布的“大学生消费理财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校大学生每月平均开销1212元（不含学费和往返车费），以每学年7个月计算，共需8484元。这还不包括学费9000元（实际学费会根据学校、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远远多于9000元）、往返车费1500元（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大多来自于偏远省份或地区。以在苏州就读的青海大学生为例，一学年两次的往返车费为2000左右，交通工具以火车为主）、电子产品2000元（“2000”元为手机和电脑的花销平均于4年中），每年总计20984元，这些基本开支对于饱受生存压力碾压的很多贫困家庭来说，助学贷款及其他奖助学金只能起到“缓解”作用。
2、多元助学流于形式，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依据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我国现行的高校资助政策除了助学贷款，还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等等方式。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些本应行之有效的助学制度被一些高校挖掉了瓤子，只剩下空壳。譬如奖学金，国家设立奖学金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切实资助大学生，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而一些高校假以“改革创新”之名，将奖学金异化为荣誉和精神鼓励，实际奖励金额只有一元钱，客观上使得多元化助学流于形式，等同于画饼充饥。
3、资助方式多以直接性的经济资助为主，难以满足受助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在一些院校的资助中，奖助学金类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勤工助学类少之又少。其初衷，可能是考虑尽可能避免贫困大学生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劳动中，但对于一部分贫困大同学来说，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实践性较强的勤工俭学，这就造成了这部分贫困大学生在以绩点为主要评判标准进而确定所获奖助学金等级的评价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教育公益性的价值理念异化，助学性的金融产品严重缺乏。
近年来，市场经济和教育产业化催生了社会的功利性意识，而教育本身的公益性、社会性和普惠性属性却被淡化，甚至被忽视。直言不讳地说，在“唯利是图”的正规金融单位的眼里，家庭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无异于“鸡肋”。相关调查表明，助学贷款实施起步阶段，部分省份曾出现政府虽大力号召，但却无银行响应的尴尬局面。即便是目前，国内正规金融单位很少设计、推出助学性的金融产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莘莘学子和他们不幸父母的口袋才遭遇形形色色的不法“校园贷”的“算计”。
毋庸讳言，相比国家奖助学金的申请程序，申请不法“校园贷”则更为方便、快捷、隐秘，在校大学生只要在网上提交所在学校、身份证号、手机号等资料，并支付一定手续费，就能轻松获得信用贷款。
没有人深入调查贫困大学生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大学生中，一定不乏贫困大学生的身影，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公务员和富家子弟，还是一般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显然无须为衣食住行等基本的合理开支发愁，正常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孩子没有贷取不法“校园贷”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表明，一些大学生借取“校园贷”都是非理性的，而我们所能看到或听到的是，太多的媒体报道把“校园贷”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受害大学生非理性借贷，盲目地用于高消费。笔者认为，对深陷不法“校园贷”陷阱的贫困大学生的任何苛责，都是不近人情，更不通事理的。理由有三：
其一，当前的社会大环境盛行崇富拜金之风，基于面子而藏穷、装阔、比富的成年人比比皆是，何以“三观”尚未固化定型的大学生基于基本需求，被骗贷取所谓零利率“校园贷”，用于适当的消费，就该背负众口铄金的“原罪”呢？
其二，校园也不是隔绝于现实社会的一方净土，“秀才不怕蓝衫破”的时代早已尘封作古。不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是难以体会贫困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内心所要承受的各种超常压力。笔者认为，如果把贫困大学生比作清洁之水，那么，水遭污染，则非水之过；而贫困为学，度日维艰，当思制度之失。
其三，校園泛滥高利贷、暴力催收、裸条贷款，表明是相关负有监管、疏导职责的部门和单位生了“病”，该 “吃药”和该受声讨、追责的恰恰是这些该作为而不作为的相关负有监管、疏导职责的部门和单位。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便是监管环节规范管理的最好诠释；而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创新和完善，笔者不揣浅陋，捉笔以见教于大方：
第一，申请的审核程序上，相关院校应从尊重贫困大学生人格尊严和隐私的人性化理念出发，成立专门的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审核委员会，制定有利于保护个人尊严和隐私的助学贷款申请和审核制度，使该制度既能起到规范审核的作用，也有利于保护贫困大学生的尊严和内心情感。
第二，国家应在逐年不断加大财政性助学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从制度层面明确正规金融部门开发贫困大学生助学金融产品的职责和任务，一者，从源头上化解、满足贫困大学生学习、生活方面的合理需求；二者，对于一些虽然家庭困难、但有自主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提供合理的创业融资产品，以鼓励大学生响应国家“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号召。
第三，国家应逐步修正、规范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使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回归教书育人的公益性、社会性和普惠性属性，这也有利于贫困大学生感恩品质的培养和确立。
第四，相关高校应充分考虑每个贫困大学生所长，丰富资助形式，制度化、有组织地开发多元化的助学方式，切实完善多元化助学举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学校内，可以创设、提供一些贫困大学生能够力所能及的勤工助学岗位；在校外，完善社会联动机制、体制，多方开拓适合贫困大学生实习、兼职的社会岗位，为他们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从而实现贫困助学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