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两句诗被不少湘人备感自豪并一再引用,当然其不无湖南人自夸血性和勇气的成分,作者湘潭人杨度曾解释主要表达的是湘人对家乡对故国的热爱。诗歌嘛,允许夸张。
　　爱家乡,是爱国的基础,国家不是个空泛的概念,她由一个个国民和一片片山河组成,爱乡爱国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杨度一生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先后赞成过君主立宪、共和革命,后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而留下骂名。后世治史者,不管对其政治操守如何评价不同,但有一点起码是公认的,杨度一生爱国。
　　杨度那个时代,很多青年目睹了国家积弱积贫、被列强欺凌的现实,希望中国能强大,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爱国心相同,但对爱国的理解以及爱国的方式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杨度写这首诗时留学日本,和他一起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赞成保皇的康有为,有赞成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有投身革命倡导共和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保皇派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立宪派希望学英国学日本,建立议会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限制君主权力;而革命党人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源是清政府腐败,必须将其推翻。
　　尽管这些爱国青年政治观点差别很大,但他们在两方面的态度是相同或相近的。一是无论主张何种政治体制的人,都认为必须保障民权、开启民智。这样的认识并非完全植根于外国的文化,中国传统中也有这种思想的萌芽,孟子就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他赞成个人才是家族、国家、天下的基础。因此,爱国首先要“爱人”。二是他们不盲目排外,而是抱有一种“师夷长技”的态度。只是对“夷之长技”的理解有差异,有些人认为对西方及日本的科技、制度、文化应全面师法,有人则认为老大帝国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即可,但没人认为闭关锁国能自强。
　　杨度那代负笈东洋或西洋的爱国青年,他们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其爱国和同时代的义和拳的爱国之根本差别正是上文提到的两点,即是否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否以健康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