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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著名科学家（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191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上海工业大学教授、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出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现为上海大学教授、校长，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
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过九旬的钱伟长院士。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其他两位是钱三强和钱学森）之一。今天，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科学老爷爷”竟是铁杆“体育迷”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知识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九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我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家里在他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10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去。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作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而今，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看着他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感觉他就是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老爷爷。
穷则思学而爱上了“开夜车”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后来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在苏州中学这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钱穆教文学，杨人缏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陆侃舆教地理，都对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这里，钱伟长很快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在数学、物理、生物、英语等方面，他的成绩却总是落在后头。这也难怪，直到他考上高中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
父亲突然病逝后，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折，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他只能依靠叔父的接济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总是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弃文学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那年他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系去。”
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归心似箭为报国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三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三人同时录取。这就是使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启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当然是没有日本人签证的护照。于是，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问号”的境界
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胡耀邦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需要，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虽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过九旬的钱伟长院士。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其他两位是钱三强和钱学森）之一。今天，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科学老爷爷”竟是铁杆“体育迷”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知识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九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我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家里在他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10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去。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作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而今，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看着他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感觉他就是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老爷爷。
穷则思学而爱上了“开夜车”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后来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在苏州中学这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钱穆教文学，杨人缏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陆侃舆教地理，都对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这里，钱伟长很快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在数学、物理、生物、英语等方面，他的成绩却总是落在后头。这也难怪，直到他考上高中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
父亲突然病逝后，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折，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他只能依靠叔父的接济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总是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弃文学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那年他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系去。”
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归心似箭为报国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三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三人同时录取。这就是使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启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当然是没有日本人签证的护照。于是，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问号”的境界
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胡耀邦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需要，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虽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