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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著名科学家(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191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上海工业大学教授、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出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现为上海大学教授、校长,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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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过九旬的钱伟长院士。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其他两位是钱三强和钱学森)之一。今天,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科学老爷爷”竟是铁杆“体育迷”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知识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九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我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家里在他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10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去。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作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而今,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看着他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感觉他就是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老爷爷。
穷则思学而爱上了“开夜车”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后来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在苏州中学这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钱穆教文学,杨人缏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陆侃舆教地理,都对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这里,钱伟长很快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在数学、物理、生物、英语等方面,他的成绩却总是落在后头。这也难怪,直到他考上高中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
父亲突然病逝后,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折,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他只能依靠叔父的接济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总是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弃文学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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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那年他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系去。”
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归心似箭为报国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三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三人同时录取。这就是使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启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当然是没有日本人签证的护照。于是,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问号”的境界
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胡耀邦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需要,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虽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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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红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过九旬的钱伟长院士。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其他两位是钱三强和钱学森)之一。今天,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科学老爷爷”竟是铁杆“体育迷”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知识才不会老化,人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九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毕竟有经验,自学得很快,这是我长期锻炼出来的。我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家里在他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10多年前,曾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不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认为,仅仅想读书、会读书是不够的,要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大胆怀疑、锐意创新。钱伟长一向尊重学术前辈而不盲从,强调“不要去咽别人的唾沫”,遇到问题要独辟蹊径,尽力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与他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为人之道讲究一个“实”字,他痛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为人处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直来直去。
一般人著书立说时,手头总是放着一大堆有关书籍,不时翻阅查看,以便“引经据典”。但是,钱伟长写专著时,案头不放任何“典籍”,都是信马由缰,随手写来,有时在草稿纸上作些推导。由此足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成竹在胸。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的他多病缺医,因此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而今,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看着他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感觉他就是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老爷爷。
穷则思学而爱上了“开夜车”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还在五六岁时,他就主动以稚嫩的肩膀,承担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捞捕鱼虾,或在家中挑花和糊火柴盒……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回来,他总是拿起挑花的绷子,聚精会神地挑花。钱伟长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后来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在苏州中学这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钱穆教文学,杨人缏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陆侃舆教地理,都对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这里,钱伟长很快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在数学、物理、生物、英语等方面,他的成绩却总是落在后头。这也难怪,直到他考上高中之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
父亲突然病逝后,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折,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他只能依靠叔父的接济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总是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弃文学理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ylrw/ylrw200609/ylrw20060901-2-l.jpg)
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钱伟长回忆说:“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五个大学,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那年他同时接到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系去。”
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他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归心似箭为报国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三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三人同时录取。这就是使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启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当然是没有日本人签证的护照。于是,从上海启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问号”的境界
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胡耀邦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三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需要,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虽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