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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我国影视剧生产的日益繁荣(年产电影上百部、电视剧数万集)，影视剧生产组织——剧组在日新月异地建立、调整或解散着。这个役使着庞杂的各类临时人员的松散组织当中有一个更加松散的群体——群众演员，他们的生存状态也随之进入了公众视野，
2006年7月，北京电视台曾报道了群众演员在拍戏中被“群头儿”欺骗的消息，在几天的连续报道中，还出现了组织群众演员工会的活动，在我开始采访时，这件事情已经烟消云散，无声无息了，当时组织此活动的入也不知去向。部分群众演员认为当时可能是为了炒作，其实根本没有具体实施这件事，当然，由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负责将这种自由人力市场纳入一种有序状态，实施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
群众演员是怎样成为“活道具”的
群众演员使用自身作为工具牟取利益的交易是怎样完成的呢?在北京，这种交易大约有两种，第一种是每日聚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自由交易模式。一个群众演员站在北影厂门口，要完成这种交易，大约要经过两个环节：群众演员(身体出租者)——“群头儿”(中间人)——剧组(身体使用者)，在交易的终端，群众演员这一方，每天如果参加一个戏的拍摄，可以从“群头儿”手上拿20元的劳务费，还可以在剧组吃一顿至两顿不等的盒饭(能够吃到晚饭的条件是拍戏拍到晚上6点左右)。拍戏的时间可能很短，但候场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如果拍戏包括等候的时间超过了一天，良心发现的“群头儿”会给群众演员增加一些劳务费，数额在十几元不等。其中也有心黑的“群头儿”不给加钱，这时，有经验的群众演员会联合起来罢演。导演陈凯歌拍摄《无极》时，就发生了大量群众演员要求增加报酬而罢演的事件，迫使陈导演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群众演员。
谁能够充当这个交易的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那个被群众演员又恨又离不开的“群头儿”呢?说来很简单，只要你有人脉关系，能够和剧组负责此事的副导演建立联系，你就可以一手托两家，当这个“群头儿”。“群头儿”所赚取的利益，是中间的差价，如果剧组给一个群众演员一天的劳务费是50元的话，“群头儿”从中可以赚30元。一天20元，这是当下群众演员这个行当约定俗成的行市。为了顺利完成这种交易，“群头儿”会付出与剧组负责人拉拢感情的公关费用，这个成本便摊入到每个群众演员的劳务费当中。
第二种交易方式是由“群头儿”在北京周边的影视拍摄基地旁的村子里租下农民的院子，圈养群众演员。比如怀柔杨宋镇飞腾影视基地、涿州影视基地，都有这种圈养式的模式，这种交易方式比前一种增加了一个环节：群众演员——影视文化公司——小院“群头儿”——剧组。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先是被报纸上各个影视文化公司的广告所吸引，那上面一般写招跟组演员，月薪6000，特约演员月薪若干等等，收入很高，门槛很低，花言巧语全是冲着物质青年那不切实际的虚荣心而设计的。
男女青年找到文化公司，被收取演员证办理费若干，拍照费若干，合起来约在三四百左右。之后，有些人被告知要办特约演员证(特约指比一大帮走街的群众演员高一级的角色，是三两个丫鬟、店小二之类的不出声儿的角色，或者只出一声儿的角色，一天能拿到五六十块钱)，还要每年交1000多元。交钱后，就没人管了，打电话过去问，只让你等、等，等到你信心全无为止。不办理特约演员身份的，在你交了几百元之后，便被支使到怀柔影视基地周围的小院中，与“群头儿”接洽上。“群头儿”又让交一笔住宿管理费，然后住下，遇有拍戏的活儿，便去片场拍戏，没有拍戏的活儿，就住在小院里等着，吃饭要自己掏钱，没钱就饿着。拍戏的劳务费永远无人提起，群众演员向“群头儿”讨要劳务费，往往只能要出几十块钱，对付着吃顿饱饭。开办小院的“群头儿”，多是混迹片场多年的头脑活络、心狠手辣的准流氓式人物。来自异乡，举目无亲的青年被圈到这样的小院里，便被“群头儿”从经济上控制住。除非你自己熬不住了，跑了，否则便在这样的小院里苟延残喘，成为“群头儿”赚钱的工具。
这些“活道具”的梦想，与站在北影厂门口的那些“活道具”的梦想大体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们在这里陷得更深、更加无助。“群头儿”的手段是阴损而缜密的，他不会搞出治安事件，惹警方上身，其他部门便更无兴趣来管他们了，甚至连税务部门也找不到这些月收入达数万的“群头儿”身上。因为“群头儿”与剧组是手递手的现金交易，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偷税漏税的证据。
成为群众党员的若干理由
这样微薄的收入，怎么可以吸引一拨又一拨的外乡人来到北京当上群众演员呢?这其中大约有几个缘由。第一个缘由是危难中的自救来到北京找不到工作，生计陷入了绝境，受人影响，进行这种虽然苛刻，但却简单、每日见效的交易，挣20块钱，睡地下通道或接受“圈养”，苟活下来，再寻找新的机会。第二个缘由并不主要来自生存糊口，而是来自影视剧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浪漫情结、一夜成名的梦想。许多充当群众演员的人以为参加了拍戏，站在那些过去仅仅在银屏上才能看到的影视明星身边，自己也会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群众演员的梦想，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个月，便迅速破灭。因为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剧组不过将他们作为一个工具、一个道具来使用的。他们与剧组人员的身体距离近在咫尺，但是他们几乎永远融不进那个团队当中。当然，这里有极少数人始终抱着幻想坚持着，企图从中寻找到真正进入影视界的机会。
影视界是一个散漫的生活与工作圈子，工作性质是弹性的，工作的细节有时是有趣的，这种工作，比起那些仅仅为了糊口而做的工作有趣多了，好玩儿多了，这是这一行吸引人的一个原因。这种自由散漫的生活状态，戕害了一些人。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想干，睡地下通道，每天吃一顿饭或者饿着，成为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的流浪者。
在这两类人之外，还有一类是业余炒更者。他们都有一份工作，到休息日的时候，到北影厂门口找一个群众演员的工作，一天挣20块钱，还可以满足一下对影视剧拍摄的好奇心。抱这种态度来的，既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退休人员。这种人生经历，带给他们的愉快多于痛苦。因为他们在这里并未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等活儿——群众演员和“群头儿”的碰撞
凌晨4点，我驱车从西营村出发，将近5点赶到了北影厂门口。
我走进北影厂西边的地下通道，一个女人拎着两只暖壶钻出地下通道，向西北走去。只见靠西侧墙一溜睡着大约十几个人，有些人是单独睡的，有些人是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睡的，还有的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睡的。我来回数了三遍，这 里大约睡了十六七个人，其中女人有三个。
天未亮，北影厂门口便道上已经聚集了20多人，人的脸是模糊不清的，说话的声音在清寒的黎明中脆生生的。在这些人当中，女人有八九个，其中有两个五六十岁的妇女。从他们的谈话中，能感觉到这些人已经很熟络了。
一个身着牛仔服、头戴蓝呢子礼帽的30上下的小伙子骑一辆二六轻便车过来了。他把车刚一支在路边，就有人去和他搭讪。他说两句话就离开搭讪者，然后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来回转悠，一个小伙子有些讨好地叫他王导，他亲热地捣捣那人的肩窝。我想他就是“群头儿”了。
“群头儿”王导很快找好了三个女孩，他让她们在东边天桥下等着。他又去找男的，有的人按照他的指引，到天桥下去等了，有的人不去。这时从东边走过来三个小伙子，王导跟他们一说，他们立刻转身小跑着到天桥下面去了。王导找群众演员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他并不离开，仍然在三三两两的等活儿的群众演员中转悠、搭讪。
一个30多岁、方脸、金鱼眼的男人骑一辆旧二六轻便车来了，他是一副工地小头儿打扮，手上拿着一个本子，走到一些群众演员面前边说边记，这也是一个给剧组找人的“群头儿”。
一个长脸儿的中年男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做群众演员的，我说不是。
天渐渐亮了，人们的脸可以看清了，又一个矮个儿女子过来找人了，七八个男女围着她商议，她指指点点地定下了五六个人，让他们到东边去等。“群头儿”王导凑到她身边：“你看我行不行?”这女子顺势一搂王导的腰，边走边说：“哎呀哥，前两天我还说给你买条烟呢。”
这时，又有两个给画室招模特儿的男人来了，一天做9个小时模特儿，给50块钱，有六七个人围着他们要求当模特儿。两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在后面合计了一下，也上去要求当模特，可他们没选这两个女人。
时间快8点了，一个穿警式短大衣、背黑色电脑包的中年男人凑上来搭话。他边跟我说话，边跟走过的熟人打招呼，问找到什么活儿了没有。看他那不急不忙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什么机构的推销员吧。一问，果然他是新华保险的推销员。正说着，一个拿数码相机的姑娘走过来跟我说：“我看你挺像个演员的，你是做群众演员的吗?”我说：“不是，我是干别的。”她有些失望，转身走了。保险推销员兼业余群众演员乔树山给我留了电话，然后叫上河南女子李少妮上路西侧找活儿去了。
群众演员生存实录
采访地点:怀柔区某饭馆
采访对象:李佳
李佳一头洁净乌黑的披肩发，光洁的脸蛋儿洋溢着些许的婴儿肥，眼神儿干净而恬静，言谈间青春少女的稚气未脱。
李佳今年19岁，来自辽宁沈阳市，是家中的独生女。她从小喜欢演艺，小学时在辽宁妇女儿童培训中心学习了一年表演。刚念到初中三年级，北京经贸职业学院航空学院在沈阳招生，她成功地被录取了。这是一所设在河北廊坊大学城的民办学校，一年学费1万，连住宿费一年1．5万。2006年4月，大学城里有个中介公司说能介绍到航空公司工作，她动心了，就办了退学。因为这种民办学校不包分配，每年1万多块钱的学费对她家也是笔不小的负担。
李佳和朋友想考航空公司，就搬到首都机场附近的天竺，租了房子住下。几个月下来，没有任何眉目。两人只得找工作，在报纸上看到丰台的一个影视公司招群众演员，她们就去了。公司让每人交150元办演员证，还劝说她们办特约演员身份，签一年合同，交1200元。她俩不想交这个钱，这个影视公司就把她们推荐到怀柔杨宋镇仙台村76号院，院里两大间正房住男生，西厢房住女生，上下铺八个床位。
她来这院儿第二天就参加拍戏了，演的角色是个妓女。早上7点，她们到了飞腾影视基地，导演交代了一下，领队(“群头儿”的助手、左膀右臂)就安排她们换上戏装候场。她们在片场等了一整天，等她们拍完收工，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李佳说参加拍戏将近两个月，她已经参演四部戏了。一天的报酬基本都是20块钱。“群头儿”说一月一结，可是从来没准时过。她没管老师要过工钱。她来这儿，也是想见一见世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展。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她也会重新寻找其他的工作。
采访地点：北京电影厂后门外某咖啡馆
采访对象：吴磊、孙健
吴磊，河南郑州人，1999年从一所私人承包的大专毕业。在郑州工作了几年，2006年才来的北京，做过许多种产品的销售，饮料、食品什么的，后来不做了，又去找工作。可是河南人在北京不太好找工作，吴磊屡屡碰壁，挺生气的。后来听朋友说，北影厂这边有拍电影什么的活儿，他就来了。
吴磊在这儿干了4个月，接了不少活儿。当然，他别的什么活儿都干，给钱就去，有时跟着干场工，道具、服装助理。做场工，刨去中间人扣的，最后到手有50块，这种活儿是临时的，也就干个一两天，人家剧组里的都是自己的熟人，才能长期跟着干。不然单靠干群众演员一天挣20块钱，肯定混不下去。这里基本上一个月就换一批人，只有少数人在这儿坚持着，多数人是来了干一阵儿看不行，就干别的去了。
吴磊认为干群众演员，诚信最重要。群众演员这个行业说乱也乱，说讲规矩也最讲规矩。有时接了一个20块钱的活儿，后来又有了一个挣一百二百的活儿，但他也只能放弃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有诚信，下次人家不找你了。”另外，外表很重要。“穿得起码干净整洁，毕竟干这行是搞艺术的，不能像睡地下通道的，脏兮兮的，衣服也没有地方洗，这样人家怎么爱找你呢?”
吴磊说他之所以在北影厂门口找活儿，除了生计，还由于做个“群头儿”的所谓的梦想。现在除了拍戏，他还干些幕后的活儿，为的是逐渐建立关系。
孙健老家是河南周口农村的，刚满20岁。孙健2001年从初中退学，到郑州找个饭店当小工，后来学了厨师，然后去了广州。2004年被朋友骗到清远市学传销去了。传销让交1万块钱，呆了3个多月，他们看从他这儿实在要不出钱来了，就让他走了。2006年他来到北京，在昌平、雍和宫、八大处的饭店干，两个月换了三个地方。
孙健从广告上看到招群众演员和跟组演员，一看工资挺高，以前自己又特喜欢文艺，就抱着幻想试一下。他就按广告上说的，先到一个影视公司应聘一下，试完，交了350块钱，其中报名费50元，试镜费100元，演员证200元，然后他们让上北京电影制片厂找谁谁，就是“群头儿”，“群头儿”让等通知。他头一次干的活儿是给人家拍照片当模特儿演员，几个人组成一个画面拍照，拍了一晚上给了150块钱，这是挣钱最多的一次。后来就不行了，“群头儿”几乎没打过电话，可是心里还是怀着梦想。现在感到离自己的理想 毯来越远，持渺茫了。
孙健说很多人刚来的时候，还有一种心气儿，想我一定要成名，不管怎么苦，一天吃一个馒头我乐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儿，心气儿就没了，可是以前的工作也不愿再去干了。因为在这儿比较自由，挣一天就吃一天的，也不愿去找工作了，混一天是一天了，也不想家庭，不想结婚找媳妇，这一辈子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吧。
其实，孙健不到17岁时订婚了，女方在广东东莞打工，辛辛苦苦的，收入却不太好。孙健认为自己没有经济实力，不想耽误对象，也不愿让婚姻拖累自己，一直想着退婚，但女方不同意。
采访地点：北京电影厂前门外地下通道
采访对象：李超、李云、黄大勇、肖芳
李超是安徽亳州人：1987年生，2003年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帮家里卖肉，卖了两年，跟父亲闹了别扭，赌气不干了。2006年3月，他来北京，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就来北影门口找活儿来了。他刚来时，在北影厂里和几个人合租了一间房子，后来没钱了，就搬到地下通道来了。
李超热爱拍戏，一心想找个影视表演学校学表演，可交不起学费。他现在住在这儿，就是看看自己以后能不能碰运气被导演看上。他已经感受到，虽然参加了拍戏，有时候就站在曾经只能在银屏上看到的那些演员身边，但是始终是局外人，无法进入他们那个圈子里去。除非被导演看上，从群众演员这条路走向成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可是现在天冷了，有时早上不愿起来，就接不到活儿了。还有清宫戏得剃头，两天就演完了，他不愿剃头，这样的活儿他也就不干了。李超说，作为一个活道具，站在那些实现了梦想的演员身边，看着他们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想想有时心里真难过，不由得想家了。
李云是一个侏儒，1982年生，来自河北石家庄新集市。小学文化的她，一开始在家开杂货店。她2004年结婚，因为前夫酗酒、砸东西，几个月就离婚了。她是2006年三四月来北京的，下了火车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饭店吃饭，老板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招群众演员，她就去了。她能找的戏特别少，而且还有人从中给搞破坏，让她演不成。据说，当时《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组找她了，可到了那天晚上就出事儿了，有群众演员吓唬她，威胁要把她扔井里去，盖上井盖，贴上阴阳符，把她吓跑了。7月份，她到郑州救助站呆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回北京了。李云回到北京找了个画像模特儿的活儿，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刚接到一个拍戏的活儿，可是在廷庆，她不敢去。现在她也不希望拍戏了，就拣点儿瓶子卖，或者去做画像模特儿。她想过两天去找工作，服务员、饺子工什么的，总之绝不回家。
黄大勇今年19岁，河南开封人，自称念书没有天分，初中没上完就到处打工，受了很多罪。后来跟他妈妈来到北京，2005年大年初三，去建筑工地干活儿，一个月挣了1000块钱。觉得太累，不干了。跑到怀柔飞腾影视基地，在那儿于了一年半。
他先在海淀远大东路一个写字楼找了个影视公司，交了150，公司让他办演员证签合同，交1000多块钱，他没钱也就作罢。公司就把他推荐到了怀柔高两河村。他第一天到了那儿，接待他的管事儿的就要他320块钱，其中200块钱是服装道具押金，120块钱是一年的综合生活管理费，水电房租都包括。
高两河村的许多院都是一个“群头儿”办的。去了以后连着拍了6天戏，早上5点半起来，一直拍到下午3点，连着干了6天，把他累坏了。一开始还想拍戏和明星大腕接触，虽然成不了明星大腕，能当个职业演员就OK了。可一干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后拍着拍着就灰心了。
黄大勇在怀柔一年半，直到离开，“群头儿”也没给他钱，他也不敢跟“群头儿”算账；要算账，肯定得挨打。这个头儿说他以前出来混的时候，打架全用镐把，手上、脖子上全有伤疤。他干了一年半，夜里三四点拎着东西和哥们儿跑到北影来了。
黄大勇2005年4月拍的一部电视剧令他印象最深刻，导演牟春光挺好的，每天都让人给群众演员买饮料什么的，别的剧组拍到6点才管晚饭，这个剧组三四点钟群众演员下戏了，导演就跟执行导演说，别让他们走，吃了晚饭再走吧。黄大勇跟了不少剧组拍戏，就碰上这么一个好的导演。
黄大勇还参加过《夜宴》拍摄，这部戏投资了3．1个亿。吃饭时，一个饭盒里好几个菜，两个鸡腿，还有荷包蛋，还有两盒米饭。可在他没戏拍的时候，钱花完了，整整饿了三四天。
黄大勇有时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干的是装车卸车活儿，一天挣四五十块钱，回来就有饭吃了。八月初二他过生日时，他妈打电话问：“大勇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生日。”大勇说知道，他跟哥们儿在饭店呢。其实这天他去工地干活儿去了，他不跟他妈说，怕她担心。
肖芳(小小)是广东东莞人，今年18岁，2004年来北京了。她来北京后在报纸上看到招演员的广告，上面说跟组演员6000块钱一个月。她想别说6000，1000块钱就干。结果发现什么呀?跟组，6000!6毛都没有。
她是到六里桥找到做广告的影视公司报名，交了150块钱后被推荐到怀柔庙城高两河。第二天，怀柔的人让交380块钱的管理费，她一掏兜儿就剩下10块钱，结果就免掉了。后来她拍了一个MTV，又拍《磨坊女人》和《君子好逑》，直到她离开，一分钱也没拿到。
她在第二个院住了一个多月，拍了两三部戏。拍得最多的是《夜宴》，连续拍了十天戏。她还曾拍过《宰相刘罗锅》。在那里她看到了特残忍的一面，有人犯错误了，“群头儿”用镐把施行家法，打得特狠。
肖芳是拍完《夜宴》离开怀柔的，原因是他们不让她进厨房做饭，但是她进了。回家呆了三天，又走了，去广州市花都找认识的一女朋友。也没干多久又到北京了。因为她还想往表演方面发展，她的榜样是《天下无贼》里面演傻根儿的演员。“傻根儿”曾经是怀柔的群众演员，据说拍完《天下无贼》得了50万，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不再跟以前的同行们联系了。
采访地点：温泉百家疃
采访对象：周昌
周昌是北京人，1972年初中毕业到小红门插队。1973年回来分到蔬菜公司，干了22年，直到公司解散。他摆过野摊儿修车，擦过皮鞋，还在龙泉老年公寓做过职工餐，后来干上了群众演员。
周昌先在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那儿干了一年多，拍了不少戏。演卖臭豆腐的一天挣200块钱，第二回当替身演员，从酒吧三楼撞碎玻璃栽倒到楼下，给了500块。在昌平影视基地训练6天，第7天从5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跳伞下来，那次的报酬是5000块钱。
北影这边活儿多，但是挣钱不 及广院。周昌租住在温泉百家疃，天天早上4点起床，骑车到北影厂门口，还经常没有活儿干。他媳妇每天给他带10块钱，他总是争取每天找到活儿，把这10块钱完整地带回家。有时拍戏，回到家已是深夜12点，凌晨4点，他又出来了。他的目标是在百家疃那边买个农民小院儿。
周昌心眼儿好，前几天他在画室当模特，休息出去吃饭时，拣了一个包，让“模头儿”何老师转交给失主，那包里有4万块钱。
采访地点：西营村笔者家
采访对象：林清
林清家是河南新乡农村的，在卫辉市第一职业中专上了三年，然后考到安阳工学院，学服装设计。2003年毕业后在郑州干得挺不顺心的。2004年～2005年，家里养了她差不多一年。
林清2005年3月来到北京，一两个月也找不到她满意的工作。她不愿干餐馆服务员，又干不了心仪的平面设计(她强调她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水平)，做业务却没有业绩，最终决定往影视方面发展。“如果不适合表演，我可以写剧本什么的，美术也可以。”
林清来北影厂门口找活儿有一个月了，差不多干半个月歇半个月，有时候“群头儿”让她到了片场，导演说不行，又让她回来了，一分钱没有。
这一个月，林清拍了大约5次以上的戏，还有一些会议，雇群众演员去充当会议代表，每个人给20块钱。林清参加过医药方面的会，信息化会议什么的，会议在五洲大酒店开，却连顿饭也不给。
林清明白做群众演员维持不了生活，可她的目标是借着机会和影视圈建立关系，争取跟组或当特约演员。虽然她到现在拍了十多部戏，还没能和剧组建立关系。但是她依然自信满满：“我相信我一定要成功。先混进去，多赚一点钱，有机会做导演、制片人，然后成立一个很好的公司。”
无言结局，一声叹息
之所以将林清这个河南姑娘作为采访的结尾，纯属偶然。2006年12月4日，我在家中整理采访录音，林清打电话来，说她是在北影厂门口做群众演员的她喜欢文学、画画，她想写剧本，想让我看看她写的东西。几天采访下来，我身心俱疲，就让她来西营村见我。两个多小时以后，周昌和她来了。她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聊了不久，我感到这个姑娘各方面素质极为一股，但是她很自负。我不否认，如果有某种机缘的话，她会成为她向往的影视行业中的一个从业人员，但是她没有成为一个影视艺术创作人才的条件。
24岁的她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不，可以说毫无眉目的未知当中，她有关艺术的梦想和我接触到的其他群众演员一样，纯属痴心妄想。影视娱乐业，就是靠蛊惑这些年轻的心而实现自我神话和利益的。这种自身就不着四六的玩意儿让那些本身就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更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在糟践自个儿的同时，让家人亦为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编辑／任 娟
2006年7月，北京电视台曾报道了群众演员在拍戏中被“群头儿”欺骗的消息，在几天的连续报道中，还出现了组织群众演员工会的活动，在我开始采访时，这件事情已经烟消云散，无声无息了，当时组织此活动的入也不知去向。部分群众演员认为当时可能是为了炒作，其实根本没有具体实施这件事，当然，由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负责将这种自由人力市场纳入一种有序状态，实施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
群众演员是怎样成为“活道具”的
群众演员使用自身作为工具牟取利益的交易是怎样完成的呢?在北京，这种交易大约有两种，第一种是每日聚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自由交易模式。一个群众演员站在北影厂门口，要完成这种交易，大约要经过两个环节：群众演员(身体出租者)——“群头儿”(中间人)——剧组(身体使用者)，在交易的终端，群众演员这一方，每天如果参加一个戏的拍摄，可以从“群头儿”手上拿20元的劳务费，还可以在剧组吃一顿至两顿不等的盒饭(能够吃到晚饭的条件是拍戏拍到晚上6点左右)。拍戏的时间可能很短，但候场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如果拍戏包括等候的时间超过了一天，良心发现的“群头儿”会给群众演员增加一些劳务费，数额在十几元不等。其中也有心黑的“群头儿”不给加钱，这时，有经验的群众演员会联合起来罢演。导演陈凯歌拍摄《无极》时，就发生了大量群众演员要求增加报酬而罢演的事件，迫使陈导演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群众演员。
谁能够充当这个交易的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那个被群众演员又恨又离不开的“群头儿”呢?说来很简单，只要你有人脉关系，能够和剧组负责此事的副导演建立联系，你就可以一手托两家，当这个“群头儿”。“群头儿”所赚取的利益，是中间的差价，如果剧组给一个群众演员一天的劳务费是50元的话，“群头儿”从中可以赚30元。一天20元，这是当下群众演员这个行当约定俗成的行市。为了顺利完成这种交易，“群头儿”会付出与剧组负责人拉拢感情的公关费用，这个成本便摊入到每个群众演员的劳务费当中。
第二种交易方式是由“群头儿”在北京周边的影视拍摄基地旁的村子里租下农民的院子，圈养群众演员。比如怀柔杨宋镇飞腾影视基地、涿州影视基地，都有这种圈养式的模式，这种交易方式比前一种增加了一个环节：群众演员——影视文化公司——小院“群头儿”——剧组。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先是被报纸上各个影视文化公司的广告所吸引，那上面一般写招跟组演员，月薪6000，特约演员月薪若干等等，收入很高，门槛很低，花言巧语全是冲着物质青年那不切实际的虚荣心而设计的。
男女青年找到文化公司，被收取演员证办理费若干，拍照费若干，合起来约在三四百左右。之后，有些人被告知要办特约演员证(特约指比一大帮走街的群众演员高一级的角色，是三两个丫鬟、店小二之类的不出声儿的角色，或者只出一声儿的角色，一天能拿到五六十块钱)，还要每年交1000多元。交钱后，就没人管了，打电话过去问，只让你等、等，等到你信心全无为止。不办理特约演员身份的，在你交了几百元之后，便被支使到怀柔影视基地周围的小院中，与“群头儿”接洽上。“群头儿”又让交一笔住宿管理费，然后住下，遇有拍戏的活儿，便去片场拍戏，没有拍戏的活儿，就住在小院里等着，吃饭要自己掏钱，没钱就饿着。拍戏的劳务费永远无人提起，群众演员向“群头儿”讨要劳务费，往往只能要出几十块钱，对付着吃顿饱饭。开办小院的“群头儿”，多是混迹片场多年的头脑活络、心狠手辣的准流氓式人物。来自异乡，举目无亲的青年被圈到这样的小院里，便被“群头儿”从经济上控制住。除非你自己熬不住了，跑了，否则便在这样的小院里苟延残喘，成为“群头儿”赚钱的工具。
这些“活道具”的梦想，与站在北影厂门口的那些“活道具”的梦想大体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们在这里陷得更深、更加无助。“群头儿”的手段是阴损而缜密的，他不会搞出治安事件，惹警方上身，其他部门便更无兴趣来管他们了，甚至连税务部门也找不到这些月收入达数万的“群头儿”身上。因为“群头儿”与剧组是手递手的现金交易，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偷税漏税的证据。
成为群众党员的若干理由
这样微薄的收入，怎么可以吸引一拨又一拨的外乡人来到北京当上群众演员呢?这其中大约有几个缘由。第一个缘由是危难中的自救来到北京找不到工作，生计陷入了绝境，受人影响，进行这种虽然苛刻，但却简单、每日见效的交易，挣20块钱，睡地下通道或接受“圈养”，苟活下来，再寻找新的机会。第二个缘由并不主要来自生存糊口，而是来自影视剧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浪漫情结、一夜成名的梦想。许多充当群众演员的人以为参加了拍戏，站在那些过去仅仅在银屏上才能看到的影视明星身边，自己也会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群众演员的梦想，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个月，便迅速破灭。因为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剧组不过将他们作为一个工具、一个道具来使用的。他们与剧组人员的身体距离近在咫尺，但是他们几乎永远融不进那个团队当中。当然，这里有极少数人始终抱着幻想坚持着，企图从中寻找到真正进入影视界的机会。
影视界是一个散漫的生活与工作圈子，工作性质是弹性的，工作的细节有时是有趣的，这种工作，比起那些仅仅为了糊口而做的工作有趣多了，好玩儿多了，这是这一行吸引人的一个原因。这种自由散漫的生活状态，戕害了一些人。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想干，睡地下通道，每天吃一顿饭或者饿着，成为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的流浪者。
在这两类人之外，还有一类是业余炒更者。他们都有一份工作，到休息日的时候，到北影厂门口找一个群众演员的工作，一天挣20块钱，还可以满足一下对影视剧拍摄的好奇心。抱这种态度来的，既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退休人员。这种人生经历，带给他们的愉快多于痛苦。因为他们在这里并未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
等活儿——群众演员和“群头儿”的碰撞
凌晨4点，我驱车从西营村出发，将近5点赶到了北影厂门口。
我走进北影厂西边的地下通道，一个女人拎着两只暖壶钻出地下通道，向西北走去。只见靠西侧墙一溜睡着大约十几个人，有些人是单独睡的，有些人是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睡的，还有的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睡的。我来回数了三遍，这 里大约睡了十六七个人，其中女人有三个。
天未亮，北影厂门口便道上已经聚集了20多人，人的脸是模糊不清的，说话的声音在清寒的黎明中脆生生的。在这些人当中，女人有八九个，其中有两个五六十岁的妇女。从他们的谈话中，能感觉到这些人已经很熟络了。
一个身着牛仔服、头戴蓝呢子礼帽的30上下的小伙子骑一辆二六轻便车过来了。他把车刚一支在路边，就有人去和他搭讪。他说两句话就离开搭讪者，然后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来回转悠，一个小伙子有些讨好地叫他王导，他亲热地捣捣那人的肩窝。我想他就是“群头儿”了。
“群头儿”王导很快找好了三个女孩，他让她们在东边天桥下等着。他又去找男的，有的人按照他的指引，到天桥下去等了，有的人不去。这时从东边走过来三个小伙子，王导跟他们一说，他们立刻转身小跑着到天桥下面去了。王导找群众演员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他并不离开，仍然在三三两两的等活儿的群众演员中转悠、搭讪。
一个30多岁、方脸、金鱼眼的男人骑一辆旧二六轻便车来了，他是一副工地小头儿打扮，手上拿着一个本子，走到一些群众演员面前边说边记，这也是一个给剧组找人的“群头儿”。
一个长脸儿的中年男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做群众演员的，我说不是。
天渐渐亮了，人们的脸可以看清了，又一个矮个儿女子过来找人了，七八个男女围着她商议，她指指点点地定下了五六个人，让他们到东边去等。“群头儿”王导凑到她身边：“你看我行不行?”这女子顺势一搂王导的腰，边走边说：“哎呀哥，前两天我还说给你买条烟呢。”
这时，又有两个给画室招模特儿的男人来了，一天做9个小时模特儿，给50块钱，有六七个人围着他们要求当模特儿。两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在后面合计了一下，也上去要求当模特，可他们没选这两个女人。
时间快8点了，一个穿警式短大衣、背黑色电脑包的中年男人凑上来搭话。他边跟我说话，边跟走过的熟人打招呼，问找到什么活儿了没有。看他那不急不忙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什么机构的推销员吧。一问，果然他是新华保险的推销员。正说着，一个拿数码相机的姑娘走过来跟我说：“我看你挺像个演员的，你是做群众演员的吗?”我说：“不是，我是干别的。”她有些失望，转身走了。保险推销员兼业余群众演员乔树山给我留了电话，然后叫上河南女子李少妮上路西侧找活儿去了。
群众演员生存实录
采访地点:怀柔区某饭馆
采访对象:李佳
李佳一头洁净乌黑的披肩发，光洁的脸蛋儿洋溢着些许的婴儿肥，眼神儿干净而恬静，言谈间青春少女的稚气未脱。
李佳今年19岁，来自辽宁沈阳市，是家中的独生女。她从小喜欢演艺，小学时在辽宁妇女儿童培训中心学习了一年表演。刚念到初中三年级，北京经贸职业学院航空学院在沈阳招生，她成功地被录取了。这是一所设在河北廊坊大学城的民办学校，一年学费1万，连住宿费一年1．5万。2006年4月，大学城里有个中介公司说能介绍到航空公司工作，她动心了，就办了退学。因为这种民办学校不包分配，每年1万多块钱的学费对她家也是笔不小的负担。
李佳和朋友想考航空公司，就搬到首都机场附近的天竺，租了房子住下。几个月下来，没有任何眉目。两人只得找工作，在报纸上看到丰台的一个影视公司招群众演员，她们就去了。公司让每人交150元办演员证，还劝说她们办特约演员身份，签一年合同，交1200元。她俩不想交这个钱，这个影视公司就把她们推荐到怀柔杨宋镇仙台村76号院，院里两大间正房住男生，西厢房住女生，上下铺八个床位。
她来这院儿第二天就参加拍戏了，演的角色是个妓女。早上7点，她们到了飞腾影视基地，导演交代了一下，领队(“群头儿”的助手、左膀右臂)就安排她们换上戏装候场。她们在片场等了一整天，等她们拍完收工，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李佳说参加拍戏将近两个月，她已经参演四部戏了。一天的报酬基本都是20块钱。“群头儿”说一月一结，可是从来没准时过。她没管老师要过工钱。她来这儿，也是想见一见世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展。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她也会重新寻找其他的工作。
采访地点：北京电影厂后门外某咖啡馆
采访对象：吴磊、孙健
吴磊，河南郑州人，1999年从一所私人承包的大专毕业。在郑州工作了几年，2006年才来的北京，做过许多种产品的销售，饮料、食品什么的，后来不做了，又去找工作。可是河南人在北京不太好找工作，吴磊屡屡碰壁，挺生气的。后来听朋友说，北影厂这边有拍电影什么的活儿，他就来了。
吴磊在这儿干了4个月，接了不少活儿。当然，他别的什么活儿都干，给钱就去，有时跟着干场工，道具、服装助理。做场工，刨去中间人扣的，最后到手有50块，这种活儿是临时的，也就干个一两天，人家剧组里的都是自己的熟人，才能长期跟着干。不然单靠干群众演员一天挣20块钱，肯定混不下去。这里基本上一个月就换一批人，只有少数人在这儿坚持着，多数人是来了干一阵儿看不行，就干别的去了。
吴磊认为干群众演员，诚信最重要。群众演员这个行业说乱也乱，说讲规矩也最讲规矩。有时接了一个20块钱的活儿，后来又有了一个挣一百二百的活儿，但他也只能放弃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有诚信，下次人家不找你了。”另外，外表很重要。“穿得起码干净整洁，毕竟干这行是搞艺术的，不能像睡地下通道的，脏兮兮的，衣服也没有地方洗，这样人家怎么爱找你呢?”
吴磊说他之所以在北影厂门口找活儿，除了生计，还由于做个“群头儿”的所谓的梦想。现在除了拍戏，他还干些幕后的活儿，为的是逐渐建立关系。
孙健老家是河南周口农村的，刚满20岁。孙健2001年从初中退学，到郑州找个饭店当小工，后来学了厨师，然后去了广州。2004年被朋友骗到清远市学传销去了。传销让交1万块钱，呆了3个多月，他们看从他这儿实在要不出钱来了，就让他走了。2006年他来到北京，在昌平、雍和宫、八大处的饭店干，两个月换了三个地方。
孙健从广告上看到招群众演员和跟组演员，一看工资挺高，以前自己又特喜欢文艺，就抱着幻想试一下。他就按广告上说的，先到一个影视公司应聘一下，试完，交了350块钱，其中报名费50元，试镜费100元，演员证200元，然后他们让上北京电影制片厂找谁谁，就是“群头儿”，“群头儿”让等通知。他头一次干的活儿是给人家拍照片当模特儿演员，几个人组成一个画面拍照，拍了一晚上给了150块钱，这是挣钱最多的一次。后来就不行了，“群头儿”几乎没打过电话，可是心里还是怀着梦想。现在感到离自己的理想 毯来越远，持渺茫了。
孙健说很多人刚来的时候，还有一种心气儿，想我一定要成名，不管怎么苦，一天吃一个馒头我乐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儿，心气儿就没了，可是以前的工作也不愿再去干了。因为在这儿比较自由，挣一天就吃一天的，也不愿去找工作了，混一天是一天了，也不想家庭，不想结婚找媳妇，这一辈子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吧。
其实，孙健不到17岁时订婚了，女方在广东东莞打工，辛辛苦苦的，收入却不太好。孙健认为自己没有经济实力，不想耽误对象，也不愿让婚姻拖累自己，一直想着退婚，但女方不同意。
采访地点：北京电影厂前门外地下通道
采访对象：李超、李云、黄大勇、肖芳
李超是安徽亳州人：1987年生，2003年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帮家里卖肉，卖了两年，跟父亲闹了别扭，赌气不干了。2006年3月，他来北京，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就来北影门口找活儿来了。他刚来时，在北影厂里和几个人合租了一间房子，后来没钱了，就搬到地下通道来了。
李超热爱拍戏，一心想找个影视表演学校学表演，可交不起学费。他现在住在这儿，就是看看自己以后能不能碰运气被导演看上。他已经感受到，虽然参加了拍戏，有时候就站在曾经只能在银屏上看到的那些演员身边，但是始终是局外人，无法进入他们那个圈子里去。除非被导演看上，从群众演员这条路走向成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可是现在天冷了，有时早上不愿起来，就接不到活儿了。还有清宫戏得剃头，两天就演完了，他不愿剃头，这样的活儿他也就不干了。李超说，作为一个活道具，站在那些实现了梦想的演员身边，看着他们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想想有时心里真难过，不由得想家了。
李云是一个侏儒，1982年生，来自河北石家庄新集市。小学文化的她，一开始在家开杂货店。她2004年结婚，因为前夫酗酒、砸东西，几个月就离婚了。她是2006年三四月来北京的，下了火车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饭店吃饭，老板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招群众演员，她就去了。她能找的戏特别少，而且还有人从中给搞破坏，让她演不成。据说，当时《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组找她了，可到了那天晚上就出事儿了，有群众演员吓唬她，威胁要把她扔井里去，盖上井盖，贴上阴阳符，把她吓跑了。7月份，她到郑州救助站呆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回北京了。李云回到北京找了个画像模特儿的活儿，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刚接到一个拍戏的活儿，可是在廷庆，她不敢去。现在她也不希望拍戏了，就拣点儿瓶子卖，或者去做画像模特儿。她想过两天去找工作，服务员、饺子工什么的，总之绝不回家。
黄大勇今年19岁，河南开封人，自称念书没有天分，初中没上完就到处打工，受了很多罪。后来跟他妈妈来到北京，2005年大年初三，去建筑工地干活儿，一个月挣了1000块钱。觉得太累，不干了。跑到怀柔飞腾影视基地，在那儿于了一年半。
他先在海淀远大东路一个写字楼找了个影视公司，交了150，公司让他办演员证签合同，交1000多块钱，他没钱也就作罢。公司就把他推荐到了怀柔高两河村。他第一天到了那儿，接待他的管事儿的就要他320块钱，其中200块钱是服装道具押金，120块钱是一年的综合生活管理费，水电房租都包括。
高两河村的许多院都是一个“群头儿”办的。去了以后连着拍了6天戏，早上5点半起来，一直拍到下午3点，连着干了6天，把他累坏了。一开始还想拍戏和明星大腕接触，虽然成不了明星大腕，能当个职业演员就OK了。可一干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后拍着拍着就灰心了。
黄大勇在怀柔一年半，直到离开，“群头儿”也没给他钱，他也不敢跟“群头儿”算账；要算账，肯定得挨打。这个头儿说他以前出来混的时候，打架全用镐把，手上、脖子上全有伤疤。他干了一年半，夜里三四点拎着东西和哥们儿跑到北影来了。
黄大勇2005年4月拍的一部电视剧令他印象最深刻，导演牟春光挺好的，每天都让人给群众演员买饮料什么的，别的剧组拍到6点才管晚饭，这个剧组三四点钟群众演员下戏了，导演就跟执行导演说，别让他们走，吃了晚饭再走吧。黄大勇跟了不少剧组拍戏，就碰上这么一个好的导演。
黄大勇还参加过《夜宴》拍摄，这部戏投资了3．1个亿。吃饭时，一个饭盒里好几个菜，两个鸡腿，还有荷包蛋，还有两盒米饭。可在他没戏拍的时候，钱花完了，整整饿了三四天。
黄大勇有时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干的是装车卸车活儿，一天挣四五十块钱，回来就有饭吃了。八月初二他过生日时，他妈打电话问：“大勇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生日。”大勇说知道，他跟哥们儿在饭店呢。其实这天他去工地干活儿去了，他不跟他妈说，怕她担心。
肖芳(小小)是广东东莞人，今年18岁，2004年来北京了。她来北京后在报纸上看到招演员的广告，上面说跟组演员6000块钱一个月。她想别说6000，1000块钱就干。结果发现什么呀?跟组，6000!6毛都没有。
她是到六里桥找到做广告的影视公司报名，交了150块钱后被推荐到怀柔庙城高两河。第二天，怀柔的人让交380块钱的管理费，她一掏兜儿就剩下10块钱，结果就免掉了。后来她拍了一个MTV，又拍《磨坊女人》和《君子好逑》，直到她离开，一分钱也没拿到。
她在第二个院住了一个多月，拍了两三部戏。拍得最多的是《夜宴》，连续拍了十天戏。她还曾拍过《宰相刘罗锅》。在那里她看到了特残忍的一面，有人犯错误了，“群头儿”用镐把施行家法，打得特狠。
肖芳是拍完《夜宴》离开怀柔的，原因是他们不让她进厨房做饭，但是她进了。回家呆了三天，又走了，去广州市花都找认识的一女朋友。也没干多久又到北京了。因为她还想往表演方面发展，她的榜样是《天下无贼》里面演傻根儿的演员。“傻根儿”曾经是怀柔的群众演员，据说拍完《天下无贼》得了50万，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不再跟以前的同行们联系了。
采访地点：温泉百家疃
采访对象：周昌
周昌是北京人，1972年初中毕业到小红门插队。1973年回来分到蔬菜公司，干了22年，直到公司解散。他摆过野摊儿修车，擦过皮鞋，还在龙泉老年公寓做过职工餐，后来干上了群众演员。
周昌先在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那儿干了一年多，拍了不少戏。演卖臭豆腐的一天挣200块钱，第二回当替身演员，从酒吧三楼撞碎玻璃栽倒到楼下，给了500块。在昌平影视基地训练6天，第7天从5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跳伞下来，那次的报酬是5000块钱。
北影这边活儿多，但是挣钱不 及广院。周昌租住在温泉百家疃，天天早上4点起床，骑车到北影厂门口，还经常没有活儿干。他媳妇每天给他带10块钱，他总是争取每天找到活儿，把这10块钱完整地带回家。有时拍戏，回到家已是深夜12点，凌晨4点，他又出来了。他的目标是在百家疃那边买个农民小院儿。
周昌心眼儿好，前几天他在画室当模特，休息出去吃饭时，拣了一个包，让“模头儿”何老师转交给失主，那包里有4万块钱。
采访地点：西营村笔者家
采访对象：林清
林清家是河南新乡农村的，在卫辉市第一职业中专上了三年，然后考到安阳工学院，学服装设计。2003年毕业后在郑州干得挺不顺心的。2004年～2005年，家里养了她差不多一年。
林清2005年3月来到北京，一两个月也找不到她满意的工作。她不愿干餐馆服务员，又干不了心仪的平面设计(她强调她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水平)，做业务却没有业绩，最终决定往影视方面发展。“如果不适合表演，我可以写剧本什么的，美术也可以。”
林清来北影厂门口找活儿有一个月了，差不多干半个月歇半个月，有时候“群头儿”让她到了片场，导演说不行，又让她回来了，一分钱没有。
这一个月，林清拍了大约5次以上的戏，还有一些会议，雇群众演员去充当会议代表，每个人给20块钱。林清参加过医药方面的会，信息化会议什么的，会议在五洲大酒店开，却连顿饭也不给。
林清明白做群众演员维持不了生活，可她的目标是借着机会和影视圈建立关系，争取跟组或当特约演员。虽然她到现在拍了十多部戏，还没能和剧组建立关系。但是她依然自信满满：“我相信我一定要成功。先混进去，多赚一点钱，有机会做导演、制片人，然后成立一个很好的公司。”
无言结局，一声叹息
之所以将林清这个河南姑娘作为采访的结尾，纯属偶然。2006年12月4日，我在家中整理采访录音，林清打电话来，说她是在北影厂门口做群众演员的她喜欢文学、画画，她想写剧本，想让我看看她写的东西。几天采访下来，我身心俱疲，就让她来西营村见我。两个多小时以后，周昌和她来了。她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聊了不久，我感到这个姑娘各方面素质极为一股，但是她很自负。我不否认，如果有某种机缘的话，她会成为她向往的影视行业中的一个从业人员，但是她没有成为一个影视艺术创作人才的条件。
24岁的她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不，可以说毫无眉目的未知当中，她有关艺术的梦想和我接触到的其他群众演员一样，纯属痴心妄想。影视娱乐业，就是靠蛊惑这些年轻的心而实现自我神话和利益的。这种自身就不着四六的玩意儿让那些本身就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更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在糟践自个儿的同时，让家人亦为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