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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靠開賭場就能養活一個經濟體，這恐怕是特殊時期特殊世情下的現象。世人以賭博為惡，政府們雖知賭業有稅收油水也不敢逆世風而動，故而多實行禁賭政策，於是，撐死大膽的，餓死小膽的，澳門在這縫隙中吃了上百年的賭飯，發了幾十年的賭財。但澳門人心裡其實知道，這種好事長不了，道理很簡單：我賭飯吃得越順嘴，對他人的誘惑就越大，發賭財的過程同時就是為自己孕育商敵的過程。博彩業，並沒有什麼進入壁壘，沒有什麼辦法能擋得住別人也往鍋裡伸勺子，結果一定是，世界上每多一個地方開賭，澳門便少一塊市場、多一個競爭對手。這樣的邏輯持續下去，直到實現世界博彩市場的“熱寂”——處處有賭場，場場無錢賺。澳門終會等來這一天的。
所以，居安思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澳門回歸大局甫定，產業多元化便成了“澳門經濟學”的永恆話題。
研究澳門經濟的人可並非都是澳門人，多年來，感覺上，似乎全世界的華人圈子都在關心澳門，全世界的華人經濟學家都在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出主意。五花八門的設想、方案、靈感，雅俗共濟，端上桌面。雅者如東方硅谷、金融中心，俗者如前店後廠、跨境商貿。可惜迄今無一可行，說說而已。也許，因研究這個話題而形成的強大學者隊伍與浩瀚學術著述，卻是可以構成一個可觀的產業分支，直接對澳門的產業多元化作出貢獻了。
多元化問題，商界關心，學界關心，官界更關心。一國兩制，澳門的“官界”分有兩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產業多元化”，一個美麗的詞語，前面再加上“適度”兩個字的保險，無論如何鼓吹，也不會錯。於是，伴隨著討論的經年無果，熱情日漸淡漠，話題日益陳舊，這一原本事關澳門命運的實質性學術問題，逐漸從經濟學家的筆下流入了政府的文件中，演變成了人大報告或五年計劃中年復一年、屆複一屆必唱的“官經”。總理作個工作報告，一年一次，當然不能不提澳門，而澳門本無什麼大是大非，經濟而已；澳門經濟，除了上不了桌面的博彩，就只能說多元化了。
多元化一旦“官經化”了，也就政治化了；隨著話題的經濟含義越來越淡，政治含義卻越來越濃。這句在北京的官樣文章中本是沒話找話說的話，到了澳門地方上，卻成了政治表態的重要由頭。於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每提一次澳門多元化，便在澳門地方上掀起一輪唱和潮。如此，澳門一面吃著“一業獨大”的便宜飯，一面唱著“產業多元化”的漂亮調，日子卻也過得紅火舒坦。
然而，到了2014年6月，“事情正在起變化”，早有思想準備的“這一天”，似乎是終於來到了，澳門人有了不祥的感覺。經過了十幾年的井噴式增長，澳門博彩業在這個月發生逆轉，象過山車過了山頂一樣，開始下滑，越滑越快，一年多的時間，賭收由一天十個億降到了一天五個多億。雖然早有思想準備，事到臨頭還是有點蒙，腦筋急轉彎跟不上過山車的急轉彎，以致於2015年澳門社會的兩股輿論勢能發生了有趣的碰車：一部分人仍以亞洲首富的姿態在熱烈地討論著如何保值多年來積聚下的巨額財政盈餘，另一部分人則已經開始為即將到來的2015財政赤字而憂心忡忡、想方設法了。
世人徒知賭業一業獨大之弊，殊不知在其背後隱藏著另一個更嚴重、更重要、更可怕的“獨大”—— 賭稅一稅獨大。一業獨大，在GDP的比重上並未過半，而一稅獨大，卻已大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一業獨大，說到底只是個統計概念和觀感效果，而一稅獨大，則有著真金白銀意義上的實質利害。賭稅若有個三長兩短，那可不是光說嘴就能過得去的。眼看著水落石出，財政見底，赤字恐是不可避免了。財政赤字哪兒都可以有，惟澳門不能有，因為，我們對它太不習慣了。
怎麼辦？於是，束之高閣的多元化話題，在感情上和功利上又回來了，從各類官樣文章中悄悄地溜回了“澳門經濟學”的學術殿堂裡，悄悄溜回了澳門社會對自己經濟命運的實在算計中。重提多元化。
說“重提”，可能不對，因為從來也未斷了“提”，說由“虛提”變為“實提”，更恰當。以前議多元化，無論是從經濟上議還是從政治上議，無論是實議還是虛議，旁邊都有個踏踏實實的博彩業在那兒撐著。議出道道兒來更好，議不出來慢慢議。現在博彩業懸了，“神仙議”遂變成了“菩薩議”，澳門上下都急等著她拿出救苦救難的辦法。
如此，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大討論，可以說經歷了一個“正反合”的過程。自八十年代就開始的、居安思危意義上的討論，可說是“正題”；賭權開放賭路走順了以後的應付公事式的討論，可謂“反題”；如今的嚴肅討論，當然就是“合題”了。
澳門多元化問題之所以迄無出路，是在正題和反題階段沒有真正用心的緣故；之所以沒有真正用心，是因為用不著太用心。現在，博彩玩不轉了，不用心不行了，辦法，很可能就會因此而逼出來。本文不說辦法，筆者眼下也沒有辦法，只說幾條想辦法時應遵循的思路或原則。
第一，是經濟性多元化，不是裝飾性多元化。產業多元化的口號喊多了，喊大了，喊急了，在找不到正經產業出路的情況下，容易催生出一些裝飾性多元化，以粉飾太平。政府可能有動機，商人們更可能以多元化為藉口忽悠著政府要補貼。如何鑒定是經濟性多元化還是裝飾性多元化？標準是下面這個原則：
第二，是賺錢的多元化，不是賠錢的多元化。搞多元化，說到底是為了解決一業獨大和一稅獨大的問題。若是忙活了半天，靠著政府補貼搞出個新產業，弄個財政包袱揹在身上，那就與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第三，是自立的多元化，不是依附性多元化。瑞士有三個相互獨立的支柱產業：旅遊，手錶，國際總部。其中一個倒了，另兩個照常運轉。這是自立性多元化的好例子。澳門要解決一業獨大的問題，需要的是這樣的多元化。若建一個撲克牌生產廠，仍然依附在博彩業上，賭場關了門，它跟著一起倒。這種多元化就意義不大。
第四，是開放性多元化，不是封閉性多元化。澳門很小，在許多人眼裡，這大概是澳門最大的生理缺陷。其實，缺陷並非來自小，而是來自小且封閉。澳門，就象位於一個大湖邊上的一小片良田，它既需要大湖水的灌溉，也怕被大湖發大水淹沒。為解決這個矛盾，它設置了一圈牢固的堤壩（邊境）。這邊境比許多國家的國際邊界還要嚴密），在堤壩上開了五個通水口（關口。這關口過起來比許多國家間的關口還難走），以便灌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從經濟意義上把澳門封閉起來，許多看上去非常可行的產業發展設想，一想到還有過關這個事，就瞎了。舉個例子，澳門的漁人碼頭裡有個遊艇碼頭（marina），從建起來就閑著，閑了十年。一次筆者問及該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士：為什麼不能把它搞成一個“海的”（sea taxi）碼頭，把下了飛機的外國人、台灣人等用大巴從機場拉來，從這裡“打海的”到周圍萬山群島的旅遊景點。回答是，這涉及到過關問題，要請兩邊的政府單為我們這個事開一個兩面關口，難如登天。可見，如果當今博彩業的嚴峻形勢能把兩級政府也逼進多元化討論，請它們為進一步增強澳門經濟的開放性鋪路架橋，事情就好辦多了，思路就寬多了。
第五，是體內的多元化，不是體外的多元化。說“開放的多元化”，容易引起一個誤解，以為澳門可以把多元化辦到橫琴去，辦到中山去。澳商可以到橫琴去投資，但那是橫琴的多元化，不是澳門的多元化。到橫琴投資，是資本家們的好事，對澳門自然多少也有好處，但這個好處進不了澳門多元化的概念。只有在澳門本土、增加澳門就業和稅收、統計進澳門GDP的產業，才能與多元化沾上邊。對外經濟合作與產業多元化之間，當然是有聯繫的，前者對後者肯定有促進作用，只是，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
“辦法總比困難多”，這話我不信，但對於澳門的產業結構問題，我還是比較樂觀的。“置心一處，無事不辦”（ 《佛遺教經》），只要上下一心，認真研究，思路正確，澳門產業多元化是能找到出路的。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所以，居安思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澳門回歸大局甫定，產業多元化便成了“澳門經濟學”的永恆話題。
研究澳門經濟的人可並非都是澳門人，多年來，感覺上，似乎全世界的華人圈子都在關心澳門，全世界的華人經濟學家都在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出主意。五花八門的設想、方案、靈感，雅俗共濟，端上桌面。雅者如東方硅谷、金融中心，俗者如前店後廠、跨境商貿。可惜迄今無一可行，說說而已。也許，因研究這個話題而形成的強大學者隊伍與浩瀚學術著述，卻是可以構成一個可觀的產業分支，直接對澳門的產業多元化作出貢獻了。
多元化問題，商界關心，學界關心，官界更關心。一國兩制，澳門的“官界”分有兩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產業多元化”，一個美麗的詞語，前面再加上“適度”兩個字的保險，無論如何鼓吹，也不會錯。於是，伴隨著討論的經年無果，熱情日漸淡漠，話題日益陳舊，這一原本事關澳門命運的實質性學術問題，逐漸從經濟學家的筆下流入了政府的文件中，演變成了人大報告或五年計劃中年復一年、屆複一屆必唱的“官經”。總理作個工作報告，一年一次，當然不能不提澳門，而澳門本無什麼大是大非，經濟而已；澳門經濟，除了上不了桌面的博彩，就只能說多元化了。
多元化一旦“官經化”了，也就政治化了；隨著話題的經濟含義越來越淡，政治含義卻越來越濃。這句在北京的官樣文章中本是沒話找話說的話，到了澳門地方上，卻成了政治表態的重要由頭。於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每提一次澳門多元化，便在澳門地方上掀起一輪唱和潮。如此，澳門一面吃著“一業獨大”的便宜飯，一面唱著“產業多元化”的漂亮調，日子卻也過得紅火舒坦。
然而，到了2014年6月，“事情正在起變化”，早有思想準備的“這一天”，似乎是終於來到了，澳門人有了不祥的感覺。經過了十幾年的井噴式增長，澳門博彩業在這個月發生逆轉，象過山車過了山頂一樣，開始下滑，越滑越快，一年多的時間，賭收由一天十個億降到了一天五個多億。雖然早有思想準備，事到臨頭還是有點蒙，腦筋急轉彎跟不上過山車的急轉彎，以致於2015年澳門社會的兩股輿論勢能發生了有趣的碰車：一部分人仍以亞洲首富的姿態在熱烈地討論著如何保值多年來積聚下的巨額財政盈餘，另一部分人則已經開始為即將到來的2015財政赤字而憂心忡忡、想方設法了。
世人徒知賭業一業獨大之弊，殊不知在其背後隱藏著另一個更嚴重、更重要、更可怕的“獨大”—— 賭稅一稅獨大。一業獨大，在GDP的比重上並未過半，而一稅獨大，卻已大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一業獨大，說到底只是個統計概念和觀感效果，而一稅獨大，則有著真金白銀意義上的實質利害。賭稅若有個三長兩短，那可不是光說嘴就能過得去的。眼看著水落石出，財政見底，赤字恐是不可避免了。財政赤字哪兒都可以有，惟澳門不能有，因為，我們對它太不習慣了。
怎麼辦？於是，束之高閣的多元化話題，在感情上和功利上又回來了，從各類官樣文章中悄悄地溜回了“澳門經濟學”的學術殿堂裡，悄悄溜回了澳門社會對自己經濟命運的實在算計中。重提多元化。
說“重提”，可能不對，因為從來也未斷了“提”，說由“虛提”變為“實提”，更恰當。以前議多元化，無論是從經濟上議還是從政治上議，無論是實議還是虛議，旁邊都有個踏踏實實的博彩業在那兒撐著。議出道道兒來更好，議不出來慢慢議。現在博彩業懸了，“神仙議”遂變成了“菩薩議”，澳門上下都急等著她拿出救苦救難的辦法。
如此，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大討論，可以說經歷了一個“正反合”的過程。自八十年代就開始的、居安思危意義上的討論，可說是“正題”；賭權開放賭路走順了以後的應付公事式的討論，可謂“反題”；如今的嚴肅討論，當然就是“合題”了。
澳門多元化問題之所以迄無出路，是在正題和反題階段沒有真正用心的緣故；之所以沒有真正用心，是因為用不著太用心。現在，博彩玩不轉了，不用心不行了，辦法，很可能就會因此而逼出來。本文不說辦法，筆者眼下也沒有辦法，只說幾條想辦法時應遵循的思路或原則。
第一，是經濟性多元化，不是裝飾性多元化。產業多元化的口號喊多了，喊大了，喊急了，在找不到正經產業出路的情況下，容易催生出一些裝飾性多元化，以粉飾太平。政府可能有動機，商人們更可能以多元化為藉口忽悠著政府要補貼。如何鑒定是經濟性多元化還是裝飾性多元化？標準是下面這個原則：
第二，是賺錢的多元化，不是賠錢的多元化。搞多元化，說到底是為了解決一業獨大和一稅獨大的問題。若是忙活了半天，靠著政府補貼搞出個新產業，弄個財政包袱揹在身上，那就與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第三，是自立的多元化，不是依附性多元化。瑞士有三個相互獨立的支柱產業：旅遊，手錶，國際總部。其中一個倒了，另兩個照常運轉。這是自立性多元化的好例子。澳門要解決一業獨大的問題，需要的是這樣的多元化。若建一個撲克牌生產廠，仍然依附在博彩業上，賭場關了門，它跟著一起倒。這種多元化就意義不大。
第四，是開放性多元化，不是封閉性多元化。澳門很小，在許多人眼裡，這大概是澳門最大的生理缺陷。其實，缺陷並非來自小，而是來自小且封閉。澳門，就象位於一個大湖邊上的一小片良田，它既需要大湖水的灌溉，也怕被大湖發大水淹沒。為解決這個矛盾，它設置了一圈牢固的堤壩（邊境）。這邊境比許多國家的國際邊界還要嚴密），在堤壩上開了五個通水口（關口。這關口過起來比許多國家間的關口還難走），以便灌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從經濟意義上把澳門封閉起來，許多看上去非常可行的產業發展設想，一想到還有過關這個事，就瞎了。舉個例子，澳門的漁人碼頭裡有個遊艇碼頭（marina），從建起來就閑著，閑了十年。一次筆者問及該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士：為什麼不能把它搞成一個“海的”（sea taxi）碼頭，把下了飛機的外國人、台灣人等用大巴從機場拉來，從這裡“打海的”到周圍萬山群島的旅遊景點。回答是，這涉及到過關問題，要請兩邊的政府單為我們這個事開一個兩面關口，難如登天。可見，如果當今博彩業的嚴峻形勢能把兩級政府也逼進多元化討論，請它們為進一步增強澳門經濟的開放性鋪路架橋，事情就好辦多了，思路就寬多了。
第五，是體內的多元化，不是體外的多元化。說“開放的多元化”，容易引起一個誤解，以為澳門可以把多元化辦到橫琴去，辦到中山去。澳商可以到橫琴去投資，但那是橫琴的多元化，不是澳門的多元化。到橫琴投資，是資本家們的好事，對澳門自然多少也有好處，但這個好處進不了澳門多元化的概念。只有在澳門本土、增加澳門就業和稅收、統計進澳門GDP的產業，才能與多元化沾上邊。對外經濟合作與產業多元化之間，當然是有聯繫的，前者對後者肯定有促進作用，只是，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
“辦法總比困難多”，這話我不信，但對於澳門的產業結構問題，我還是比較樂觀的。“置心一處，無事不辦”（ 《佛遺教經》），只要上下一心，認真研究，思路正確，澳門產業多元化是能找到出路的。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