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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的提交，意味着王正志如期完成中期汇报，起草工作大已尘埃落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可辩驳地成为第一名参与起草国家立法的律师
6月17日，北京，炎热的周一。王正志西装裤下的老北京布鞋轻轻打着节奏，手指紧握着鼠标在电邮页面上点下了发送键，压力骤减。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正志，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起草人之一。此次修改，国家知识产权局（下文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现行专利法拆分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配备2名起草人，唯有王正志负责的“专利行政保护”专题，仅敲定他独挑大梁，独立完成关于现行专利法有关行政保护部分的修改，以及对应现行专利法的实施细则。
这次修改，起草人的身份并未做过宣传，不过，圈里人的信息总是更为敏感。商标、专利是知识产权的左手与右手，身为知识产权律师，王正志被指并非专利代理人，“身份不够正统”，对此，王正志则笑称“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企业，了解专利权产生保护以及实施转化等环节的风险与问题，说说也无妨。”
修订稿的提交，意味着王正志如期完成中期汇报，起草工作已尘埃落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可辩驳地成为第一名参与起草国家立法的律师。
虽然呼吁律师参与立法的声音已有很久，但律师能够被委托直接起草的多集中于地方法规，法律级别很低；在国家层面上，有“中国刑辩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在去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也只进入到了专家组，而非起草组。
“这并不说明我能代表中国律师的最高水准，只能说我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精神，且决定起草组人选的专家们知道我的存在，如此而已。”王正志说。
是实力，是幸运
王正志不避讳讲日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工作联系，打开电脑查找工作日志，他用十五分的时间归纳，仅2012年就为中外企事业代表、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干部、知产师生培训16次，累计1200人。“奋斗在第一线，讲授的知识大多新鲜而实用，还算受欢迎。”他总结。
其实在知识产权上，王正志起步很晚。2003年接触商标，2009年研究专利，比起知识产权界权威大所柳沈、老牌大所贸促会专商所等，王正志和他的高文所是后起之秀，不过中国法律的更新发展给后来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大多知识产权人还在“设权”上打转时，王正志就已经将重点放在了“维权”和“用权”上，“高文所的王牌业务是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类诉讼，胜诉率高、委托人满意高文的办事效率和效果 现在也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商用化和知识产权的综合业务，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服务市场上，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全面。”王正志说。
王正志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引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注意。
2008年，正是国家大力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年份，一家在国外参展的企业敏锐地感觉到若无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产品会在世界上遭受严重的打击，于是找到王正志，一起出席展会。
会上，在展台间双语工作游刃有余的王正志引起了一名国家知识产权局官员的注意。在几次刻意的接触后，这名官员发现这名年轻人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用“很多理念和认识已与国际接轨”的评语，将王正志推到政府眼前。经过几年的工作来往，在敲定“专利行政保护”专题修改时，王正志成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唯一人选。
“做得好的知识产权人并非我一个，可能他们研究方向不是这次修改需要，可能他们还藏在深巷无人识。法律人这一生，有几次能参与起草国家立法？多少人一辈子都等不到的事，砸在我头上，是幸运。”
不要以为我们是权利大国
2012年3月，王正志随团在广东、江苏、浙江开展立法调查。华为、腾讯、中兴等知名技术公司都委派知识产权部门主管参加座谈。
座谈会俨然是一个诉苦会。王正志总结，代表们的意见无非三点：一是现在侵权现状严重，基本每家企业都有被侵权的历史，更有几家现在还纠结在侵权官司中；二是知识产权诉讼维权的时间成本太大，一个案子基本在3-5年内结案，侵权方已经占领了短线市场，甚至将市场扰乱；三是诉讼效果不理想，可执行性差，很多侵权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难以控制。
不过在起草组和专家组沟通意见时，王正志却感到，部分人认为我国已是专利大国，每年申请数量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对侵权行为不甚重视。于是在阐述自己负责的“专利行政保护”时，他先离题万里地问道，“我们中国人很讲权利么？”
故事发生在他奔赴今年的达拉斯国际知识产权大会的途中。
达拉斯国际知识产权大会，是世界知识产权影响力最广、认可度最高的会议，在中国，高文是为数不多的、连续多年参加该大会的专业机构。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费用自理，入住当地酒店以后，王正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去吃早饭，拿着餐券进入餐厅，服务员却拦住我，说我的就餐区在另外一边。我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坐着几个中国人，早饭仅有炒鸡蛋、粥等几个选择，和餐厅里几十种自选餐相差很远。我找来服务员，服务员称这是因为酒店和旅行社签的合同不同，我反击说我们和旅行社签的合同是享受酒店全部服务，餐券也和其他客人一样。服务员词穷，又找来领班、经理等人，这些人开始还想推脱，在我说明自己是中国律师，将要起诉他们之后才着急起来。回国后，酒店负责人给我发来用词谦逊的信件，希望达成和解，我只有一个要求，取消那个带有歧视的房间。这个房间设立已久，从未有中国人进行抗议。”
一番话后，讨论现场一片安静，王正志深吸一口气讲道，“我们的权利意识并没有那么高，在国外才会被得寸进尺。在知识产权立法上也一样，一味纵容侵权发生，我们在国际上将会让自己位于可欺的处境，我们还没资格称自己是权利大国。”
政府的手该伸多长
秉持着这种心态，王正志在起草过程中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设立地方部门，给予他们充分的权限，二是确立执法规范，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管。
为何要设立地方部门？是因为管理专利的部门现在只设在地级市以上的行政区划里，而广东、北京等地，往往在县城和村庄里也有涉及，出现了行政管理空白。 为何要放宽权限？现在针对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只在假冒专利上，而对侵权行为没有处罚规定。
“小的侵权行为就如同小的交通事故。好比两辆车发生剐蹭，交警来到之后，可以判定责任方，对明显违规的一方作出处罚。而如果没有交警，车主要分辨是非就必须走法律程序，待立案、一审、二审等流程走完，付出的成本要远高于剐蹭损失。同样，在地方轻微的侵权案件中，我们设立部门、放宽权限，就相当于放置了一个有独立执法权的交警，最大程度维护企业利益，节省法律资源。”王正志说。
执法不规范，一直是备受社会诟病的现象。王正志认为，在法律设计上要尽量严密，不留漏洞。
“中国的法律动辄几百条，似乎已很完备，德国在立法上注重的细节却更多，几千条也是常事。所以在这次起草中，我用了相当的篇幅细化执法的每一个流程，估计其中很多条款会被砍掉，不过砍掉是审核者的事情，尽量周全考虑才是起草者的事情。”王正志说。
由于修订稿仍处保密阶段，王正志不能透露具体的条款和案例，不过，他觉得当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的时候，自己必然会面对这样的攻击。
“在探讨阶段，就有很多学者批评，我的立法设计让政府的权力过大，手伸得太长。我本人很不赞成以政府权力大小确定立法方向的观点，限制政府权力，不代表政府什么都不能做。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庞大不假，但从管理和应用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政府的手伸得多长都不为过！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我将在日后继续答辩。”
专利绝境
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王正志强调过很多次“我们的专利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我们已经快要进入专利绝境。”
有统计为证。2009年，王正志推出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根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性的原则，收集大量数据，以知识产权的产出水平、流动水平、综合绩效构成发展现状，以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为发展潜力，共同评估省级行政区划知识产权的综合实力。
报告一生成就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注，迄今已连续推出5期。王正志在报告中肯定了专利申请数量的爆炸，也不避讳中国专利现状并不乐观。
以国家力推的“863”计划为例，仅20%的成果申请了专利，多数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布于众，有些成果还是国外没有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没有申请专利而拱手让人，申请的专利和论文的比例大致是1：80。
我国每年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但是科研成果只有极少一部分申请了专利，大量的科研成果很多停留在了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真正能够为生产利用的极少，科技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知识产权效益差，产业化水平低。
“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回过头来反思，鼓励专利，到底在鼓励什么。专利的本质是公开技术方案，国家予以保护，但如果专利不转化为成果，就是一张劳民伤财的废纸。而不经思考地公布专利，认为申请成功就意味着公司强大，更让很多企业自曝家底，走入绝境。”王正志说。
专利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用于保护被工业革命冲击的脑力劳动者，在当时被称为世界第五大发明。专利的最大特点是公开，专利最长的保障期是20年，这意味着20年后，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被任何人使用。英国人用300年的时间理清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专利的关系，什么技术要申请，什么不要申请已有系统的理论，更有企业抛出与企业研究方向截然不同的专利，用以误导对手，被称为专利战略。
“可口可乐永远不会将它的配方申请专利，而我们的企业却缺少这种全面的判断。经常有企业盲目申请，之后才发现这项专利正是自己即将长期使用的核心技术，产品一旦上市，在20年后会迅速被其他企业按照公开的专利学得一点不差。中国的专利从零开始，没经过时间的磨砺，却提前进入英国300年前就经历过的专利绝境。对中国来说，专利保护是场艰难的战争，修改后的专利法必须成为引导和保障我国企业应战的最大武器！”王正志说。
修法后，我尽量飘得好看些
修改专利法告一段落的时候，也正是王正志从事律师行业满10年的关口。“我曾做了10年教师，现在又做了10年律师，有时候想，10年似乎是我的一道坎儿，我是不是应该再做一次人生的选择？但想想以前，好像也没有特别做过职业规划，只是命运推着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王正志觉得自己起草专利法是命运的推动，做律师也是，做教师亦是，甚至走出县城都是。
他的父亲满腹锦绣，因当时的政策所累深感读书无用，只打发中考全县第一的他读了师范。他本该留校任教，却因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突然向师范招收教师走出县城。1999年，听旁人聊天说起律师资格非常难考，好胜心起两年过线，深知无法律基础取巧而过又重读法学本科，最终出国深造。
2003年，获得美国普天法学硕士学位不久的王正志，陪伴朋友到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面试。扎实的法律功底，流利的英语口语，让律所对他极力挽留。
不过，留下的王正志发现自己“上当”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老成员组建的高博隆华所，受当年非典影响，涉外业务骤减，合伙人已经分散，无人做知识产权业务，基本处于崩盘边缘。他虽被半请半抢而来，也只能做些打杂的工作。
当时的高博隆华并未触及商标，但在一份涉及商标纠纷的传真上，王正志发现了市场。恰好所内来了两名曾从事过相关领域的律师，就这样，后来接过高博隆华所重组高文的王正志才进入到知识产权领域。专利也是同样的套路，做到了修改专利法的起草人，当时也不过一时好奇而已。
从今年初开始，媒体持续报道我国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复合型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在知识产权领域里，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评选出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共81人。其中20名知识产权服务类人才中执业律师仅有北京高文律师所王正志、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杨梧、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林柏楠三人。
为争抢这些人才，各地开出了极具诱惑性的加码。广东声称，愿意入粤继续从事知识产权研究的人才，可以以市场价的20%购买一套住房；上海声称，愿意入沪的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可解决上海户口……“若论理论研究和案例归纳，北京无疑是最好的，我没有经商的天赋，有人推荐我去当公务员，我好像也不大行。”王正志说。
职业可算成功，他对却对未来多少有些宿命论的感觉。“我的人生像风中的落叶，风刮到哪里，我就飘到哪里。不过，我一直在很用心地飘着，尽量飘得好看些。”
责任编辑：黄倩
6月17日，北京，炎热的周一。王正志西装裤下的老北京布鞋轻轻打着节奏，手指紧握着鼠标在电邮页面上点下了发送键，压力骤减。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正志，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起草人之一。此次修改，国家知识产权局（下文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现行专利法拆分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配备2名起草人，唯有王正志负责的“专利行政保护”专题，仅敲定他独挑大梁，独立完成关于现行专利法有关行政保护部分的修改，以及对应现行专利法的实施细则。
这次修改，起草人的身份并未做过宣传，不过，圈里人的信息总是更为敏感。商标、专利是知识产权的左手与右手，身为知识产权律师，王正志被指并非专利代理人，“身份不够正统”，对此，王正志则笑称“我们接触了大量的企业，了解专利权产生保护以及实施转化等环节的风险与问题，说说也无妨。”
修订稿的提交，意味着王正志如期完成中期汇报，起草工作已尘埃落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可辩驳地成为第一名参与起草国家立法的律师。
虽然呼吁律师参与立法的声音已有很久，但律师能够被委托直接起草的多集中于地方法规，法律级别很低；在国家层面上，有“中国刑辩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在去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也只进入到了专家组，而非起草组。
“这并不说明我能代表中国律师的最高水准，只能说我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精神，且决定起草组人选的专家们知道我的存在，如此而已。”王正志说。
是实力，是幸运
王正志不避讳讲日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工作联系，打开电脑查找工作日志，他用十五分的时间归纳，仅2012年就为中外企事业代表、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干部、知产师生培训16次，累计1200人。“奋斗在第一线，讲授的知识大多新鲜而实用，还算受欢迎。”他总结。
其实在知识产权上，王正志起步很晚。2003年接触商标，2009年研究专利，比起知识产权界权威大所柳沈、老牌大所贸促会专商所等，王正志和他的高文所是后起之秀，不过中国法律的更新发展给后来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大多知识产权人还在“设权”上打转时，王正志就已经将重点放在了“维权”和“用权”上，“高文所的王牌业务是有关知识产权的各类诉讼，胜诉率高、委托人满意高文的办事效率和效果 现在也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商用化和知识产权的综合业务，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服务市场上，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全面。”王正志说。
王正志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引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注意。
2008年，正是国家大力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年份，一家在国外参展的企业敏锐地感觉到若无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产品会在世界上遭受严重的打击，于是找到王正志，一起出席展会。
会上，在展台间双语工作游刃有余的王正志引起了一名国家知识产权局官员的注意。在几次刻意的接触后，这名官员发现这名年轻人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用“很多理念和认识已与国际接轨”的评语，将王正志推到政府眼前。经过几年的工作来往，在敲定“专利行政保护”专题修改时，王正志成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唯一人选。
“做得好的知识产权人并非我一个，可能他们研究方向不是这次修改需要，可能他们还藏在深巷无人识。法律人这一生，有几次能参与起草国家立法？多少人一辈子都等不到的事，砸在我头上，是幸运。”
不要以为我们是权利大国
2012年3月，王正志随团在广东、江苏、浙江开展立法调查。华为、腾讯、中兴等知名技术公司都委派知识产权部门主管参加座谈。
座谈会俨然是一个诉苦会。王正志总结，代表们的意见无非三点：一是现在侵权现状严重，基本每家企业都有被侵权的历史，更有几家现在还纠结在侵权官司中；二是知识产权诉讼维权的时间成本太大，一个案子基本在3-5年内结案，侵权方已经占领了短线市场，甚至将市场扰乱；三是诉讼效果不理想，可执行性差，很多侵权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难以控制。
不过在起草组和专家组沟通意见时，王正志却感到，部分人认为我国已是专利大国，每年申请数量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对侵权行为不甚重视。于是在阐述自己负责的“专利行政保护”时，他先离题万里地问道，“我们中国人很讲权利么？”
故事发生在他奔赴今年的达拉斯国际知识产权大会的途中。
达拉斯国际知识产权大会，是世界知识产权影响力最广、认可度最高的会议，在中国，高文是为数不多的、连续多年参加该大会的专业机构。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费用自理，入住当地酒店以后，王正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去吃早饭，拿着餐券进入餐厅，服务员却拦住我，说我的就餐区在另外一边。我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坐着几个中国人，早饭仅有炒鸡蛋、粥等几个选择，和餐厅里几十种自选餐相差很远。我找来服务员，服务员称这是因为酒店和旅行社签的合同不同，我反击说我们和旅行社签的合同是享受酒店全部服务，餐券也和其他客人一样。服务员词穷，又找来领班、经理等人，这些人开始还想推脱，在我说明自己是中国律师，将要起诉他们之后才着急起来。回国后，酒店负责人给我发来用词谦逊的信件，希望达成和解，我只有一个要求，取消那个带有歧视的房间。这个房间设立已久，从未有中国人进行抗议。”
一番话后，讨论现场一片安静，王正志深吸一口气讲道，“我们的权利意识并没有那么高，在国外才会被得寸进尺。在知识产权立法上也一样，一味纵容侵权发生，我们在国际上将会让自己位于可欺的处境，我们还没资格称自己是权利大国。”
政府的手该伸多长
秉持着这种心态，王正志在起草过程中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设立地方部门，给予他们充分的权限，二是确立执法规范，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管。
为何要设立地方部门？是因为管理专利的部门现在只设在地级市以上的行政区划里，而广东、北京等地，往往在县城和村庄里也有涉及，出现了行政管理空白。 为何要放宽权限？现在针对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只在假冒专利上，而对侵权行为没有处罚规定。
“小的侵权行为就如同小的交通事故。好比两辆车发生剐蹭，交警来到之后，可以判定责任方，对明显违规的一方作出处罚。而如果没有交警，车主要分辨是非就必须走法律程序，待立案、一审、二审等流程走完，付出的成本要远高于剐蹭损失。同样，在地方轻微的侵权案件中，我们设立部门、放宽权限，就相当于放置了一个有独立执法权的交警，最大程度维护企业利益，节省法律资源。”王正志说。
执法不规范，一直是备受社会诟病的现象。王正志认为，在法律设计上要尽量严密，不留漏洞。
“中国的法律动辄几百条，似乎已很完备，德国在立法上注重的细节却更多，几千条也是常事。所以在这次起草中，我用了相当的篇幅细化执法的每一个流程，估计其中很多条款会被砍掉，不过砍掉是审核者的事情，尽量周全考虑才是起草者的事情。”王正志说。
由于修订稿仍处保密阶段，王正志不能透露具体的条款和案例，不过，他觉得当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的时候，自己必然会面对这样的攻击。
“在探讨阶段，就有很多学者批评，我的立法设计让政府的权力过大，手伸得太长。我本人很不赞成以政府权力大小确定立法方向的观点，限制政府权力，不代表政府什么都不能做。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庞大不假，但从管理和应用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政府的手伸得多长都不为过！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我将在日后继续答辩。”
专利绝境
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王正志强调过很多次“我们的专利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我们已经快要进入专利绝境。”
有统计为证。2009年，王正志推出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根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性的原则，收集大量数据，以知识产权的产出水平、流动水平、综合绩效构成发展现状，以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为发展潜力，共同评估省级行政区划知识产权的综合实力。
报告一生成就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关注，迄今已连续推出5期。王正志在报告中肯定了专利申请数量的爆炸，也不避讳中国专利现状并不乐观。
以国家力推的“863”计划为例，仅20%的成果申请了专利，多数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布于众，有些成果还是国外没有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没有申请专利而拱手让人，申请的专利和论文的比例大致是1：80。
我国每年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但是科研成果只有极少一部分申请了专利，大量的科研成果很多停留在了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真正能够为生产利用的极少，科技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知识产权效益差，产业化水平低。
“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回过头来反思，鼓励专利，到底在鼓励什么。专利的本质是公开技术方案，国家予以保护，但如果专利不转化为成果，就是一张劳民伤财的废纸。而不经思考地公布专利，认为申请成功就意味着公司强大，更让很多企业自曝家底，走入绝境。”王正志说。
专利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用于保护被工业革命冲击的脑力劳动者，在当时被称为世界第五大发明。专利的最大特点是公开，专利最长的保障期是20年，这意味着20年后，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被任何人使用。英国人用300年的时间理清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专利的关系，什么技术要申请，什么不要申请已有系统的理论，更有企业抛出与企业研究方向截然不同的专利，用以误导对手，被称为专利战略。
“可口可乐永远不会将它的配方申请专利，而我们的企业却缺少这种全面的判断。经常有企业盲目申请，之后才发现这项专利正是自己即将长期使用的核心技术，产品一旦上市，在20年后会迅速被其他企业按照公开的专利学得一点不差。中国的专利从零开始，没经过时间的磨砺，却提前进入英国300年前就经历过的专利绝境。对中国来说，专利保护是场艰难的战争，修改后的专利法必须成为引导和保障我国企业应战的最大武器！”王正志说。
修法后，我尽量飘得好看些
修改专利法告一段落的时候，也正是王正志从事律师行业满10年的关口。“我曾做了10年教师，现在又做了10年律师，有时候想，10年似乎是我的一道坎儿，我是不是应该再做一次人生的选择？但想想以前，好像也没有特别做过职业规划，只是命运推着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王正志觉得自己起草专利法是命运的推动，做律师也是，做教师亦是，甚至走出县城都是。
他的父亲满腹锦绣，因当时的政策所累深感读书无用，只打发中考全县第一的他读了师范。他本该留校任教，却因中国科技技术大学突然向师范招收教师走出县城。1999年，听旁人聊天说起律师资格非常难考，好胜心起两年过线，深知无法律基础取巧而过又重读法学本科，最终出国深造。
2003年，获得美国普天法学硕士学位不久的王正志，陪伴朋友到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面试。扎实的法律功底，流利的英语口语，让律所对他极力挽留。
不过，留下的王正志发现自己“上当”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老成员组建的高博隆华所，受当年非典影响，涉外业务骤减，合伙人已经分散，无人做知识产权业务，基本处于崩盘边缘。他虽被半请半抢而来，也只能做些打杂的工作。
当时的高博隆华并未触及商标，但在一份涉及商标纠纷的传真上，王正志发现了市场。恰好所内来了两名曾从事过相关领域的律师，就这样，后来接过高博隆华所重组高文的王正志才进入到知识产权领域。专利也是同样的套路，做到了修改专利法的起草人，当时也不过一时好奇而已。
从今年初开始，媒体持续报道我国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复合型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在知识产权领域里，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评选出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共81人。其中20名知识产权服务类人才中执业律师仅有北京高文律师所王正志、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杨梧、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林柏楠三人。
为争抢这些人才，各地开出了极具诱惑性的加码。广东声称，愿意入粤继续从事知识产权研究的人才，可以以市场价的20%购买一套住房；上海声称，愿意入沪的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可解决上海户口……“若论理论研究和案例归纳，北京无疑是最好的，我没有经商的天赋，有人推荐我去当公务员，我好像也不大行。”王正志说。
职业可算成功，他对却对未来多少有些宿命论的感觉。“我的人生像风中的落叶，风刮到哪里，我就飘到哪里。不过，我一直在很用心地飘着，尽量飘得好看些。”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