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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西亚·奥伯是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本文详细介绍和考察了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研究特点。虽然研究方法有一定争议，但是奥伯的研究仍然为古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约西亚·奥伯，雅典民主政治，古典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39—05
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是当代欧美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尤以《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驰名于欧美古典史学界。在中国，约西亚·奥伯的著作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奥伯的主要观点与治史特点还缺少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一
奥伯从事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将近30年，学术论著很多，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专题性著作。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雅典政治领袖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霸权”(the hegemony of ideobgy)。在分析了大量阿提卡演说词后，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中，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雅典民众普遍相信：集体智慧的力量要大于个人的。民众通过控制公共话语掌握了城邦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使得公民集体对城邦的统治得以维持。精英人物们不过是民众的代言人，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奥伯还认为，跟现代政治精英集团不同的是，雅典的政治精英们没有政治决策权，他们只能通过公开演说提出合理政策性建议的方式来获得领袖地位，是否采纳其建议的决策权则掌握在公民集体手中。由于每一项政策建议都必须经过公开的讨论和公民集体的投票，若要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提出符合公民集体利益的、能被公民集体接受的政策建议。这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精英阶级是受制于公民集体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他认为雅典民主制可以例外于现代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所谓“寡头铁律”(TheIron Law of Oligarchy)。
其二，克利斯提尼改革是民众自发的革命。继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精英与民众关系后，奥伯再次用它来解释克利斯提尼改革。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在雅典人占领卫城、击退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门尼(Cleomenes)和伊萨哥拉斯(Isagoras)的行动中，所有的雅典民众“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情”。据此，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众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民众意识，即对城邦公共事务强烈的共同观念。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并未提到任何一位领袖的名字，奥伯据此认为当时的群众没有领袖，革命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行为，所以他就将公元前508—507年的革命看做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自发的民众暴动。奥伯还力图说明，尽管克利斯提尼是雅典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民众。民主制不是由仁慈的贵族交给良众的，而是民众自身集体决定、集体行动以及自我解释的产物。并且，在《雅典革命》一书中，奥伯仍然继续强调意识形态中的互动影响，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利斯提尼除了照顾民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克利斯提尼不是革命行动中的权威领袖，雅典民众的行动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局面。克利斯提尼认识到雅典民众的革命行动已经改变了政治环境和政治进程，雅典不可能再回到贵族集团的统治之下，或者至少他看到任何倒退的企图都会带来流血，所以才进行了宪政改革。 其三，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实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中，奥伯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雅典政制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社会各阶层在政府中的作用、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实质，以及意识形态所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最后他得出结论：尽管有种种宪政方面的调整，但两个时代的雅典民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激进民主，而公元前4世纪的是温和民主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雅典，没有统治精英，没有政党，没有追随者。民主政治的决策机制反映出民众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地理的整体，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雅典民众统治着一切。公元前403—前402年权力从公民大会转移到法庭，是一次宪政方面的调整，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水岭，因为议事会、陪审法庭、法律都代表着广泛的公民基础。换句话说，“不同组织的社会构成是基本相同的”。 其四，雅典民众的意识形态远比法律规范重要。奥伯认为，民众的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东西，它在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审判时的演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下，制度、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意识形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因为制度是容易改变的，制度、法律的实践过程很容易在公民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想法下发生改变，而意识形态既不会超越也不会对立于社会政治的实践，它是实践的一部分，就像“演说—行动理论”(speechact)中语言的表述功能是表演功能的一部分一样。阿提卡演说词证明，在雅典主要的民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都存在大量双向交流的证据，正是这种双向交流证据指出了雅典政治过程的实质，而这显然要胜于法律规范“从演讲者到听众”的单向交流过程。
二
奥伯上述观点在古典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其中，奥伯与摩根斯·汉森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 摩根斯·汉森(Mogens H.Hansen)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是雅典制度史研究权威，也是20世纪后半期雅典民主制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但是奥伯跟他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差别，两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民主制的意识形态问题。奥伯认为，汉森过于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而轻视雅典民众的思想与实践。法律是一种从演说家到听众的单向交流逻辑过程，从而忽视了从听众到演说家的交流过程，而雅典存在大量这种逆向交流的历史证据，它们才是理解雅典政治体系本质的重要因素。汉森倾向于贬低意识形态对民主的构建作用，而强调组织与法制的影响，但奥伯认为，即便有种种民主机构，但如果缺乏民众是种种机构背后的真正权威的意识，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就是不可理解的。在《雅典民主的实质》(The Nature of Athenian Democracy)一文中，奥伯批评汉森说，汉森的研究中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概念，表面上看来结论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他的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构建，是作者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解史料相互影响的产物。奥伯强 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理论。他希望《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一书成为使用前卫理论研究古典历史的典范，实际上也达到了这种效果。
3、善于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上，奥伯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他既反对“让史料自己说话”以发现“客观真实”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也反对怀疑一切史料的历史相对主义者，认为前者过于冷酷和幼稚，后者过于飘忽不定，解决历史与理论问题的答案在于二者中间的道路。因此，奥伯非常坦然地运用意识形态分析模式，他认为最适合于该模式的材料莫过于阿提卡演说词，后者“为我们分析大众与精英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非常有价值的文本”。他运用现代文本理论的符号系统理念，在阿提卡演说词这种已经被其他研究者大量使用过的旧史料中发掘出全新的问题，即精英与大众的意识形态。此外，在其他一些常见的古典材料中，奥伯同样能用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发掘出不一样的问题。例如，他的《民主制雅典中的政治异见》一书，就是利用上述的“演说—行动”理论分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Isocrat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等七位古典作家的作品的成果。 4、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问题。奥伯继承了西方学者将古典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联系起来的倾向，经常使用自己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经验来反思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例如，他曾经跟其他学者合编过一本论文集，《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他的书中，曾经把雅典民主制的兴起同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还时不时地把雅典民主制度设计与当代欧美民主制度比较，反映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他说道：“搞清楚什么条件可以培养出稳定的民主政体并将繁殖出民主的政治文化，不仅对于理论家们的争论是有用的，而且对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们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还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吸引“包括古典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所有关心民主政治作为一种自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潜在好处的公民们”。另外，为了使普通读者也有了解古代希腊民主实践的兴趣，奥伯还不遗余力地撰写或编辑了不少通俗历史著作，体现出他宣传、普及雅典民主政治经验的热忱。 从18世纪以来，无论毁誉，雅典民主政治一直是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现有的历史资料可以说已经被利用到极限，如果没有新资料和新方法，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奥伯在研究方法上大胆采用新理论，打破了以往研究中重视历史学家材料而轻视演说家材料的局面，对雅典政治与社会作出自己的独特解析和评价。正如尤尼斯的评论：“当历史资料的解释枯竭时，意识形态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这是一种新的方法和尝试。”奥伯之所以能在雅典民主政治这个弥久常新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就在于他创立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当然，新理论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奥伯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难免有主观片面、顾此失彼之嫌，例如他过度强调民众意识形态对民主政治过程和政治精英的影响，而忽视了制度、规范和精英人物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此外，他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民主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观众对演讲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些学者已经指出，在缺乏现代媒介的古代雅典，掌握着话语权、能够施加影响的是演讲者、剧作家、诉讼者、辩护人等等一些精英分子，民主观念正是来源于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分子的思想，随即不断得到强化和调整，在听众和演讲者之间产生合作和互动。同时，英国学者P.J.罗德斯对奥伯大量采用现代理论方法研究古代民主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样会对民主制的理解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阅读奥伯的作品，仿佛走进了概念的森林，抽象理论的阐述和相关概念的界定随处可见，这其中难免有一些自我构建的成分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奥伯过于重视阿提卡演说词材料，轻视历史材料和碑铭材料，而阿提卡演说词作为史料使用是极不可靠的，他忽视了演说词中一些故意歪曲的成分，也忽视了法庭演说与议事性演说的区别，从而大大地影响了论证的说服力。
尽管有如此责难，奥伯的主要观点仍然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他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也被学界所接受。对于中国的古典史研究者们来说，奥伯的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丰富的理论构建与广阔的学术视野均值得我们借鉴。正如英国学者罗杰斯·布洛克所说：“你可能跟奥伯在观点上并不一致，但不得不承认，他思路的清晰和深邃使得他极富启发性，能够激发出新的思想”。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约西亚·奥伯，雅典民主政治，古典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39—05
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是当代欧美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尤以《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驰名于欧美古典史学界。在中国，约西亚·奥伯的著作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奥伯的主要观点与治史特点还缺少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一
奥伯从事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将近30年，学术论著很多，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专题性著作。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雅典政治领袖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霸权”(the hegemony of ideobgy)。在分析了大量阿提卡演说词后，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中，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雅典民众普遍相信：集体智慧的力量要大于个人的。民众通过控制公共话语掌握了城邦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使得公民集体对城邦的统治得以维持。精英人物们不过是民众的代言人，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奥伯还认为，跟现代政治精英集团不同的是，雅典的政治精英们没有政治决策权，他们只能通过公开演说提出合理政策性建议的方式来获得领袖地位，是否采纳其建议的决策权则掌握在公民集体手中。由于每一项政策建议都必须经过公开的讨论和公民集体的投票，若要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提出符合公民集体利益的、能被公民集体接受的政策建议。这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精英阶级是受制于公民集体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他认为雅典民主制可以例外于现代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所谓“寡头铁律”(TheIron Law of Oligarchy)。
其二，克利斯提尼改革是民众自发的革命。继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精英与民众关系后，奥伯再次用它来解释克利斯提尼改革。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在雅典人占领卫城、击退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门尼(Cleomenes)和伊萨哥拉斯(Isagoras)的行动中，所有的雅典民众“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情”。据此，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众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民众意识，即对城邦公共事务强烈的共同观念。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并未提到任何一位领袖的名字，奥伯据此认为当时的群众没有领袖，革命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行为，所以他就将公元前508—507年的革命看做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自发的民众暴动。奥伯还力图说明，尽管克利斯提尼是雅典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民众。民主制不是由仁慈的贵族交给良众的，而是民众自身集体决定、集体行动以及自我解释的产物。并且，在《雅典革命》一书中，奥伯仍然继续强调意识形态中的互动影响，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利斯提尼除了照顾民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克利斯提尼不是革命行动中的权威领袖，雅典民众的行动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局面。克利斯提尼认识到雅典民众的革命行动已经改变了政治环境和政治进程，雅典不可能再回到贵族集团的统治之下，或者至少他看到任何倒退的企图都会带来流血，所以才进行了宪政改革。 其三，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实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中，奥伯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雅典政制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社会各阶层在政府中的作用、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实质，以及意识形态所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最后他得出结论：尽管有种种宪政方面的调整，但两个时代的雅典民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激进民主，而公元前4世纪的是温和民主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雅典，没有统治精英，没有政党，没有追随者。民主政治的决策机制反映出民众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地理的整体，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雅典民众统治着一切。公元前403—前402年权力从公民大会转移到法庭，是一次宪政方面的调整，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水岭，因为议事会、陪审法庭、法律都代表着广泛的公民基础。换句话说，“不同组织的社会构成是基本相同的”。 其四，雅典民众的意识形态远比法律规范重要。奥伯认为，民众的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东西，它在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审判时的演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下，制度、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意识形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因为制度是容易改变的，制度、法律的实践过程很容易在公民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想法下发生改变，而意识形态既不会超越也不会对立于社会政治的实践，它是实践的一部分，就像“演说—行动理论”(speechact)中语言的表述功能是表演功能的一部分一样。阿提卡演说词证明，在雅典主要的民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都存在大量双向交流的证据，正是这种双向交流证据指出了雅典政治过程的实质，而这显然要胜于法律规范“从演讲者到听众”的单向交流过程。
二
奥伯上述观点在古典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其中，奥伯与摩根斯·汉森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 摩根斯·汉森(Mogens H.Hansen)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是雅典制度史研究权威，也是20世纪后半期雅典民主制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但是奥伯跟他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差别，两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民主制的意识形态问题。奥伯认为，汉森过于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而轻视雅典民众的思想与实践。法律是一种从演说家到听众的单向交流逻辑过程，从而忽视了从听众到演说家的交流过程，而雅典存在大量这种逆向交流的历史证据，它们才是理解雅典政治体系本质的重要因素。汉森倾向于贬低意识形态对民主的构建作用，而强调组织与法制的影响，但奥伯认为，即便有种种民主机构，但如果缺乏民众是种种机构背后的真正权威的意识，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就是不可理解的。在《雅典民主的实质》(The Nature of Athenian Democracy)一文中，奥伯批评汉森说，汉森的研究中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概念，表面上看来结论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他的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构建，是作者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解史料相互影响的产物。奥伯强 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理论。他希望《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一书成为使用前卫理论研究古典历史的典范，实际上也达到了这种效果。
3、善于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上，奥伯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他既反对“让史料自己说话”以发现“客观真实”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也反对怀疑一切史料的历史相对主义者，认为前者过于冷酷和幼稚，后者过于飘忽不定，解决历史与理论问题的答案在于二者中间的道路。因此，奥伯非常坦然地运用意识形态分析模式，他认为最适合于该模式的材料莫过于阿提卡演说词，后者“为我们分析大众与精英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非常有价值的文本”。他运用现代文本理论的符号系统理念，在阿提卡演说词这种已经被其他研究者大量使用过的旧史料中发掘出全新的问题，即精英与大众的意识形态。此外，在其他一些常见的古典材料中，奥伯同样能用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发掘出不一样的问题。例如，他的《民主制雅典中的政治异见》一书，就是利用上述的“演说—行动”理论分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Isocrat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等七位古典作家的作品的成果。 4、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问题。奥伯继承了西方学者将古典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联系起来的倾向，经常使用自己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经验来反思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例如，他曾经跟其他学者合编过一本论文集，《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他的书中，曾经把雅典民主制的兴起同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还时不时地把雅典民主制度设计与当代欧美民主制度比较，反映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他说道：“搞清楚什么条件可以培养出稳定的民主政体并将繁殖出民主的政治文化，不仅对于理论家们的争论是有用的，而且对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们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还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吸引“包括古典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所有关心民主政治作为一种自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潜在好处的公民们”。另外，为了使普通读者也有了解古代希腊民主实践的兴趣，奥伯还不遗余力地撰写或编辑了不少通俗历史著作，体现出他宣传、普及雅典民主政治经验的热忱。 从18世纪以来，无论毁誉，雅典民主政治一直是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现有的历史资料可以说已经被利用到极限，如果没有新资料和新方法，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奥伯在研究方法上大胆采用新理论，打破了以往研究中重视历史学家材料而轻视演说家材料的局面，对雅典政治与社会作出自己的独特解析和评价。正如尤尼斯的评论：“当历史资料的解释枯竭时，意识形态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这是一种新的方法和尝试。”奥伯之所以能在雅典民主政治这个弥久常新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就在于他创立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当然，新理论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奥伯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难免有主观片面、顾此失彼之嫌，例如他过度强调民众意识形态对民主政治过程和政治精英的影响，而忽视了制度、规范和精英人物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此外，他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民主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观众对演讲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些学者已经指出，在缺乏现代媒介的古代雅典，掌握着话语权、能够施加影响的是演讲者、剧作家、诉讼者、辩护人等等一些精英分子，民主观念正是来源于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分子的思想，随即不断得到强化和调整，在听众和演讲者之间产生合作和互动。同时，英国学者P.J.罗德斯对奥伯大量采用现代理论方法研究古代民主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样会对民主制的理解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阅读奥伯的作品，仿佛走进了概念的森林，抽象理论的阐述和相关概念的界定随处可见，这其中难免有一些自我构建的成分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奥伯过于重视阿提卡演说词材料，轻视历史材料和碑铭材料，而阿提卡演说词作为史料使用是极不可靠的，他忽视了演说词中一些故意歪曲的成分，也忽视了法庭演说与议事性演说的区别，从而大大地影响了论证的说服力。
尽管有如此责难，奥伯的主要观点仍然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他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也被学界所接受。对于中国的古典史研究者们来说，奥伯的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丰富的理论构建与广阔的学术视野均值得我们借鉴。正如英国学者罗杰斯·布洛克所说：“你可能跟奥伯在观点上并不一致，但不得不承认，他思路的清晰和深邃使得他极富启发性，能够激发出新的思想”。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