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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指出：绝对不能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话当然是对美方发出的呼吁，但也为中国提出了挑战。美国的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总是有一部分人挖空心思把中美的经贸关系政治化。特别是进入选举年，这派人的能量就更大。所以，在对美国发出呼吁之后，中国必须有实质性的跟牌。
应该说，在美国，目前把经贸问题当经贸问题来处理的非政治派基本上还是主流。不仅美国的财长是如此，《华尔街日报》也一直在这方面为中国说话。当年中海油收购案时，该报不仅刊登了中海油总裁的文章，而且发表社论支持这一收购。这次吴仪副总理访美之前，该报也发表她的文章，并马上发表头条社论，反对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继续施压，其中还赞许式地引用了吴仪的文章。
这一友好的主流，和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分不开。实际上，冷战一结束，中美关系就进入了新冷战。美国的一些知情人士透露，整个1990年代，五角大楼的主要心思就是准备如何和中国打仗。每次总统大选，妖魔化中国都成了外交问题的主旋律。这一局面，在“911”后迅速转变。2004年大选，中国问题基本不在日程之上。近年来美国官员几次说美中关系为历史上最佳，大概也没有夸大其词。
这一重大转型，当然和“911”后美国战略目标转移直接相关。但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冷战攻势之下坚持韬光养晦，坚持向美方表明合作的诚意，也是说服美国政治家和公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当今世界经济运转所依靠的秩序，从市场构架到能源供应，都是在美国的主宰下，也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的。不过，建造这样的秩序，需要大量的成本，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国力的积累。中国无力支付建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还是在美国主宰的秩序里搭便车。而要搭人家的便车，就得人家愿意。在“911”前，美国一百个不乐意，处处找麻烦，万事都要政治化。如今中国虽然上了这个便车，但美国仍然有许多人一肚子不高兴，想找借口把你再挤下去。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不过是一个方式而已。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方面应该先发制人地卡位占座，把车上的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比如，不久前我曾撰文写过中国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如今这个问题仍然被不停地在美国媒体上炒作。吴仪访美前的周末，我就突然看到电视上一个大标题：“食品供应链威胁国土安全！”众所周知，“911”后，国土安全就是反恐。什么事情和国土安全挂上钩，就成了政治。所谓食品供应链，就是从外国进口的食品。而中国作为对美食品出口国，虽然所占市场份额很小，惹的麻烦却很大，好像是树小招风。最近猫食问题、毒糖浆问题还未了，又出现了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查出来自中国的含有二甘醇的毒牙膏的新闻。CNN财经节目的主持人鲁•道，被《经济学人》讽刺为“反全球化如反恐”。他对从墨西哥移民到中国货在内的一切外国东西都恨之入骨，很有煽动性。这些材料到了他手上，一下子就被炒作成了反恐一般的事件。
虽然这些具体案例还在调查中，但中国方面不能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再行动，必须有些大动作，维护中国产品的声誉。在这里，我们必须认清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在食品安全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制度漏洞。最近苏丹红等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比人家低，本来也是个正常的发展中问题。以美国的尺子衡量中国，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问题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国情”，你在给人家供货。人家不买，你就没了生意。所以，就像任何一个好商人一样，你必须拿出办法让人家对你的产品放心。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主动的措施，发起建立中美食品安全紧急应变机构。当中国出口的产品出现问题时，中方有专门机构协助对方的检测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位。如果美国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监察人员能在24小时内到达生产厂家检查可疑产品后，他们的疑虑就会消失。
第二，国内的出口部门，也应该进行整顿，消灭低级错误。比如，产品的名称从中文翻成英文，一个小错误就可能把非食用的产品翻译成食品，形成误导性商标。以我在美国的中国超市购物的经验，有些商标和产品说明随意到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比如，中药中的“驱邪”，就被直接翻译成“驱除魔鬼”。而在苏丹红事件后，我挑了两个牌子的咸鸭蛋，居然都没有生产厂家，只写一个“中国制造”。政府对此不好好管理，以后出了问题，全是“中国制造”给兜着，大家只要看中国制造就不能买。这岂不因为个别厂家害了所有的中国产品？
许多私营企业，在翻译问题上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小的私营企业按行业组成联合会，请有关翻译公司集体把关，问题就好解决得多。比如，美国的媒体上常有一些体育明星作牛奶广告，而且广告只是号召大家喝奶，并不是给哪个牌子吹嘘。谁来资助这样的广告？是奶业联合会出钱。为此所有奶农和牛奶制造商要按一定规矩缴纳会费。我们难道不能以这样的模式把小型民营企业组织起来，集体提供产品检测和翻译的服务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美国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安全的关注是个不得不面临的现实。要避免这些问题的政治化，中国就要主动些。
应该说，在美国，目前把经贸问题当经贸问题来处理的非政治派基本上还是主流。不仅美国的财长是如此，《华尔街日报》也一直在这方面为中国说话。当年中海油收购案时，该报不仅刊登了中海油总裁的文章，而且发表社论支持这一收购。这次吴仪副总理访美之前，该报也发表她的文章，并马上发表头条社论，反对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继续施压，其中还赞许式地引用了吴仪的文章。
这一友好的主流，和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分不开。实际上，冷战一结束，中美关系就进入了新冷战。美国的一些知情人士透露，整个1990年代，五角大楼的主要心思就是准备如何和中国打仗。每次总统大选，妖魔化中国都成了外交问题的主旋律。这一局面，在“911”后迅速转变。2004年大选，中国问题基本不在日程之上。近年来美国官员几次说美中关系为历史上最佳，大概也没有夸大其词。
这一重大转型，当然和“911”后美国战略目标转移直接相关。但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冷战攻势之下坚持韬光养晦，坚持向美方表明合作的诚意，也是说服美国政治家和公众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当今世界经济运转所依靠的秩序，从市场构架到能源供应，都是在美国的主宰下，也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的。不过，建造这样的秩序，需要大量的成本，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国力的积累。中国无力支付建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还是在美国主宰的秩序里搭便车。而要搭人家的便车，就得人家愿意。在“911”前，美国一百个不乐意，处处找麻烦，万事都要政治化。如今中国虽然上了这个便车，但美国仍然有许多人一肚子不高兴，想找借口把你再挤下去。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不过是一个方式而已。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方面应该先发制人地卡位占座，把车上的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比如，不久前我曾撰文写过中国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如今这个问题仍然被不停地在美国媒体上炒作。吴仪访美前的周末，我就突然看到电视上一个大标题：“食品供应链威胁国土安全！”众所周知，“911”后，国土安全就是反恐。什么事情和国土安全挂上钩，就成了政治。所谓食品供应链，就是从外国进口的食品。而中国作为对美食品出口国，虽然所占市场份额很小，惹的麻烦却很大，好像是树小招风。最近猫食问题、毒糖浆问题还未了，又出现了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查出来自中国的含有二甘醇的毒牙膏的新闻。CNN财经节目的主持人鲁•道，被《经济学人》讽刺为“反全球化如反恐”。他对从墨西哥移民到中国货在内的一切外国东西都恨之入骨，很有煽动性。这些材料到了他手上，一下子就被炒作成了反恐一般的事件。
虽然这些具体案例还在调查中，但中国方面不能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再行动，必须有些大动作，维护中国产品的声誉。在这里，我们必须认清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在食品安全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制度漏洞。最近苏丹红等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比人家低，本来也是个正常的发展中问题。以美国的尺子衡量中国，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问题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国情”，你在给人家供货。人家不买，你就没了生意。所以，就像任何一个好商人一样，你必须拿出办法让人家对你的产品放心。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主动的措施，发起建立中美食品安全紧急应变机构。当中国出口的产品出现问题时，中方有专门机构协助对方的检测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位。如果美国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监察人员能在24小时内到达生产厂家检查可疑产品后，他们的疑虑就会消失。
第二，国内的出口部门，也应该进行整顿，消灭低级错误。比如，产品的名称从中文翻成英文，一个小错误就可能把非食用的产品翻译成食品，形成误导性商标。以我在美国的中国超市购物的经验，有些商标和产品说明随意到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比如，中药中的“驱邪”，就被直接翻译成“驱除魔鬼”。而在苏丹红事件后，我挑了两个牌子的咸鸭蛋，居然都没有生产厂家，只写一个“中国制造”。政府对此不好好管理，以后出了问题，全是“中国制造”给兜着，大家只要看中国制造就不能买。这岂不因为个别厂家害了所有的中国产品？
许多私营企业，在翻译问题上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小的私营企业按行业组成联合会，请有关翻译公司集体把关，问题就好解决得多。比如，美国的媒体上常有一些体育明星作牛奶广告，而且广告只是号召大家喝奶，并不是给哪个牌子吹嘘。谁来资助这样的广告？是奶业联合会出钱。为此所有奶农和牛奶制造商要按一定规矩缴纳会费。我们难道不能以这样的模式把小型民营企业组织起来，集体提供产品检测和翻译的服务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美国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安全的关注是个不得不面临的现实。要避免这些问题的政治化，中国就要主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