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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算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项投资都可以用成本和收益来量化，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投资人肯定不会去投资，政府也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我是1992年到高新区工作的，先在管委会办公室工作，后来被调到产业部门，从事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这项工作比较难，需要有丰富的知识，颇有挑战性，如果是门外汉，很难跟投资者交流。我认为作为招商人员，虽然不是专家、教授，但一定得是个杂家。我边工作，边学习，在职攻读了MBA。虽然增长了一些知识，但我总感觉学习很难深入下去，难以静下心来，而且容易受周围朋友圈子的影响，很难沉下去。因此我渴望有机会到国外去脱产学习，学习先进的理论和观念。
2006年，在市委组织部的安排下，我和市里其他25名学员一起，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开设了管理经济学（ME)和公共管理学（MPA）两个专业，我学的是管理经济学。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算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项投资都可以用成本和收益来量化，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投资人肯定不会去投资，政府也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如果成本小于收益，投资人既愿意来，政府也应力促这桩美事。
前些年，世界500强企业诺基亚曾到高新区考察，想做一个项目。先后飞来了七八批人，他们看得很仔细，每一项都要打分。最让我吃惊的是，当中有一批“太太团”，她们人手一份调查表，从生活环境到小孩上学、购物等，都要考察，并一一打分。她们打分以后，由战略投资部设计一套模式进行计算，然后作出可行性报告。当时，我们的一些干部对这种做法不理解，觉得搞得太花哨，花费太大，不划算。通过外出学习，我对这种经济量化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人家这样做，既是以人为本，更是一种科学严谨的方法。可以说，诺基亚的“算账观”确实启发了我们。
学习回来后，我逐渐养成了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问题的习惯。以前招商多是凭经验办事，跟招商对象谈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土地价格和优惠政策，如今掌握了这种经济量化的理论后，我们将投资商感兴趣的各项指标事先进行一番测算。比如，从高新区到机场的路程有多远，运费有多高，人工工资有多少，再到高新区的住宅水平、购物环境，有多少家银行和酒店等，一一量化，加上权重，就可以形成一套经济模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样，人家投资商还没开口，我们就已经给他们算清了一笔笔账，优势在哪，劣势在哪，一目了然，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招商的预见性和成功率。
另外，学会算账，也有助于培养大局观。比如在引进微软技术中心时，高新区入股400万元，而微软公司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授予“微软技术中心”品牌，并不直接投资。表面上看，我们不但没有引到投资，反而花了400万元，只是买了个微软的牌子，但“微软入驻高新区”这个免费广告，却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带来的磁吸效应，岂止400万元？
学成回国后，我主要从事高新区产业创新和企业孵化工作，精力更多地用在建立企业投融资平台上，特别是做风险投资。这也是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感兴趣的一门功课，回来后学以致用，有这么好的机会实战练兵，真是一种幸福！
高新区有1.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刚来高新区时，清一色的是有“人”、有“脑袋”（思想）、有项目，就是没有钱。这几乎是中小型企业的通病。对此，高新区管委会采取给企业担保、设立创业基金等办法，帮助这些创业者渡过难关。仅最近5年，高新区先后为300个企业或项目提供科研、产业化资金和信贷担保10亿元。例如，1993年，两位化学博士来到高新区，想建一家制药厂，手头没有资金。经过考察后，高新区投了100多万元，两位博士就这样白手起家，创办了重庆华邦制药公司。后来，华邦公司上市后，高新区的小投入获得大收益，直接和间接收益有一两亿元，增值了一两百倍，这就是资本运作的魅力。而今的华邦公司，已成为每年上税5000多万元的上市企业，连续3年入围重庆工业企业50强。这已成为重庆科技投融资的典型案例。
通过学习后，我逐渐认识到，由政府直接拔款扶持和投资有利也有弊，政府容易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后，我也在思考，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应当从主角逐步走向配角，从拔款扶持到创业投资，再到风险投资，也就是应向全社会开放，引导更多的社会投资来做风险投资。目前，效果还比较好，比如杜克公司就从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引进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亚德软件从香港、上海引来了5000万元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跟进风险投资公司，按比例跟投或平行投资，还可以与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成立投资基金。目前，我们一年要跟踪10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我们已投资了30多个项目。
重庆的干部，在开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观念决定眼界和视野。比如在对外招商中，一些干部还停留在传统的思路上，不算成本和收益，以为只要会喝酒、会游说就行了。现在我最不愿意有人对投资商说“没得问题”，其实，“没得问题”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能如实告诉人家，我的优势在哪，我的劣势在哪？一些干部惯用的思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投资商引进来，然后再“关门打狗”。比如，某地曾经引了一个企业，双方谈判的时候，招商人员拍着胸膛说“什么都不用你操心，一点问题都没得”，业主跑去一看，确实很满意，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当即就决定落户。后来，就在厂房快竣工时，下面的人才发现，投产用的水电气没有接通。老板急着去找政府，政府有关人员说，咋会不通呢，附近不是有接口吗，接进去不就得了？这位老板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把水电气接到位，要花費一大笔钱，严重超过预算。这下，老板火了，找这个找那个，都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这个厂撤了，几百万元的投资，就这样打水漂了。
重庆干部要增强开放意识，与国际接轨，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如果你对基本的概念和国际贸易规则都不懂，如何谈项目？如何去招商引资？我们面对的是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不能只跟他们谈土地、优惠政策，还要探讨行业的最新知识和发展趋势等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充实有关知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部门每年买的各种专业书和资料都上万元。
其次，我认为一个干部要有开放的心态、开放的思维，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国，长见识。在我们这儿觉得很开放、很前沿的观念，在国外，说不定人家早就习以为常了。现在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处级干部两年出国一次，一般干部每三年出国一次。从目前的效果看，还不错。大到开放观念，小到言谈举止，都有明显改观。通过一个处长、一个镇长，去影响一批人，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非常可观的，这可能也是提升重庆干部开放意识的一种捷径吧。
（作者系重庆市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局长）
我是1992年到高新区工作的，先在管委会办公室工作，后来被调到产业部门，从事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这项工作比较难，需要有丰富的知识，颇有挑战性，如果是门外汉，很难跟投资者交流。我认为作为招商人员，虽然不是专家、教授，但一定得是个杂家。我边工作，边学习，在职攻读了MBA。虽然增长了一些知识，但我总感觉学习很难深入下去，难以静下心来，而且容易受周围朋友圈子的影响，很难沉下去。因此我渴望有机会到国外去脱产学习，学习先进的理论和观念。
2006年，在市委组织部的安排下，我和市里其他25名学员一起，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开设了管理经济学（ME)和公共管理学（MPA）两个专业，我学的是管理经济学。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算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项投资都可以用成本和收益来量化，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投资人肯定不会去投资，政府也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如果成本小于收益，投资人既愿意来，政府也应力促这桩美事。
前些年，世界500强企业诺基亚曾到高新区考察，想做一个项目。先后飞来了七八批人，他们看得很仔细，每一项都要打分。最让我吃惊的是，当中有一批“太太团”，她们人手一份调查表，从生活环境到小孩上学、购物等，都要考察，并一一打分。她们打分以后，由战略投资部设计一套模式进行计算，然后作出可行性报告。当时，我们的一些干部对这种做法不理解，觉得搞得太花哨，花费太大，不划算。通过外出学习，我对这种经济量化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人家这样做，既是以人为本，更是一种科学严谨的方法。可以说，诺基亚的“算账观”确实启发了我们。
学习回来后，我逐渐养成了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问题的习惯。以前招商多是凭经验办事，跟招商对象谈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土地价格和优惠政策，如今掌握了这种经济量化的理论后，我们将投资商感兴趣的各项指标事先进行一番测算。比如，从高新区到机场的路程有多远，运费有多高，人工工资有多少，再到高新区的住宅水平、购物环境，有多少家银行和酒店等，一一量化，加上权重，就可以形成一套经济模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样，人家投资商还没开口，我们就已经给他们算清了一笔笔账，优势在哪，劣势在哪，一目了然，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招商的预见性和成功率。
另外，学会算账，也有助于培养大局观。比如在引进微软技术中心时，高新区入股400万元，而微软公司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授予“微软技术中心”品牌，并不直接投资。表面上看，我们不但没有引到投资，反而花了400万元，只是买了个微软的牌子，但“微软入驻高新区”这个免费广告，却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带来的磁吸效应，岂止400万元？
学成回国后，我主要从事高新区产业创新和企业孵化工作，精力更多地用在建立企业投融资平台上，特别是做风险投资。这也是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感兴趣的一门功课，回来后学以致用，有这么好的机会实战练兵，真是一种幸福！
高新区有1.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刚来高新区时，清一色的是有“人”、有“脑袋”（思想）、有项目，就是没有钱。这几乎是中小型企业的通病。对此，高新区管委会采取给企业担保、设立创业基金等办法，帮助这些创业者渡过难关。仅最近5年，高新区先后为300个企业或项目提供科研、产业化资金和信贷担保10亿元。例如，1993年，两位化学博士来到高新区，想建一家制药厂，手头没有资金。经过考察后，高新区投了100多万元，两位博士就这样白手起家，创办了重庆华邦制药公司。后来，华邦公司上市后，高新区的小投入获得大收益，直接和间接收益有一两亿元，增值了一两百倍，这就是资本运作的魅力。而今的华邦公司，已成为每年上税5000多万元的上市企业，连续3年入围重庆工业企业50强。这已成为重庆科技投融资的典型案例。
通过学习后，我逐渐认识到，由政府直接拔款扶持和投资有利也有弊，政府容易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后，我也在思考，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应当从主角逐步走向配角，从拔款扶持到创业投资，再到风险投资，也就是应向全社会开放，引导更多的社会投资来做风险投资。目前，效果还比较好，比如杜克公司就从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引进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亚德软件从香港、上海引来了5000万元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跟进风险投资公司，按比例跟投或平行投资，还可以与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成立投资基金。目前，我们一年要跟踪10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我们已投资了30多个项目。
重庆的干部，在开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观念决定眼界和视野。比如在对外招商中，一些干部还停留在传统的思路上，不算成本和收益，以为只要会喝酒、会游说就行了。现在我最不愿意有人对投资商说“没得问题”，其实，“没得问题”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能如实告诉人家，我的优势在哪，我的劣势在哪？一些干部惯用的思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投资商引进来，然后再“关门打狗”。比如，某地曾经引了一个企业，双方谈判的时候，招商人员拍着胸膛说“什么都不用你操心，一点问题都没得”，业主跑去一看，确实很满意，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当即就决定落户。后来，就在厂房快竣工时，下面的人才发现，投产用的水电气没有接通。老板急着去找政府，政府有关人员说，咋会不通呢，附近不是有接口吗，接进去不就得了？这位老板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把水电气接到位，要花費一大笔钱，严重超过预算。这下，老板火了，找这个找那个，都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这个厂撤了，几百万元的投资，就这样打水漂了。
重庆干部要增强开放意识，与国际接轨，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如果你对基本的概念和国际贸易规则都不懂，如何谈项目？如何去招商引资？我们面对的是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不能只跟他们谈土地、优惠政策，还要探讨行业的最新知识和发展趋势等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充实有关知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部门每年买的各种专业书和资料都上万元。
其次，我认为一个干部要有开放的心态、开放的思维，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国，长见识。在我们这儿觉得很开放、很前沿的观念，在国外，说不定人家早就习以为常了。现在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处级干部两年出国一次，一般干部每三年出国一次。从目前的效果看，还不错。大到开放观念，小到言谈举止，都有明显改观。通过一个处长、一个镇长，去影响一批人，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非常可观的，这可能也是提升重庆干部开放意识的一种捷径吧。
（作者系重庆市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