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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教学；环保教育；敦煌 ；赋税制度；生态环境；效果；危害；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16—0068—０2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如何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则成为了教育界人士讨论的话题。而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其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同样责无旁贷。《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就明确指出：历史教师要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应使学生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教师很难把历史教学和环保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么是空洞的说教，要么就脱离了历史教学本身的特点，环保教育流于形式。那么，该如何寓环保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提高环保教育的实效性呢？本文笔者以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例，谈一谈自身的实践与思考。
一、唐与五代时期税赋制度在敦煌地区实施概况
敦煌旧时称做“燉煌郡”、“燉煌县”。唐、五代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敦煌地区的实施包括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敦煌地区承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两倍授给，以备休耕，是为“倍田”。身死或年逾七十者将露田还官。桑田为世业田，无须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给男子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给女子麻田五亩。贵族、官僚、地主可以通过掌握的奴婢、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额与良民同。耕牛每头授露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民田还授，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荒芜地区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简单来说，其包括地税、户税、调、役等。在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地区则采用并推广了两税法。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唐人将之概括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其包括户税、地税。
二、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在敦煌地区实施的实际效果
为了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赋税制度的实施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笔者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其一，授田不足；其二，实施草税。
1.授田不足。综观唐太宗直至武则天统治时期，敦煌地区农民授田不足现象一直十分严重。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唐开元、天宝年间。但是，很多地区的农民实际授田与应授田的标准差距很大，尤其是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处在沙漠地区，农田的数量比内地要少很多，农民授田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这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有关户籍文献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根据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附录敦煌户籍可知，农民应授田数与未授田数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对于那些当时农民所能得到田数的相关规定，实际操作上也只是一纸空文。实授田的趋势线不仅处于另外两趋势线的下方，而且更为平缓，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这表明实授田数与应授田数、实授田数与未授田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均衡性。通过史料可以得知，唐天宝前期，农民授田不足现象已很普遍，政府无力解决。原因在于政府掌握的土地非常有限，不可能达到应授田数，甚至都达不到实授田数。另外，很多田地已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国家出现了“地荒”现象。韩国磐先生认为，依据当时的赋税，农民负债是在所难免的。如，乾宁四年，张义全卖舍是由于“为缘阙少粮用，遂将上件祖父舍兼屋木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狐信通兄弟”；天复九年，安力子卖地是因“为缘阙少用度” ；“未年十月三日 ，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出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再加上送往迎来，养生送死等等费用，农民的生活就更不堪设想了”。“农民常常因为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出卖土地”，而为了弥补授田不足的问题，又不得不想办法再购买、开垦一些田地，以增加收入。而田地一旦被大肆开垦，敦煌地区荒漠边缘的绿洲和牧场必然遭到毁坏，逐渐失去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2.草税的实施。“唐代自建国至灭亡都有草税，两税法时期亦不例外。”租庸调及两税法时期的草税不见于税法的规定之中，其乃是额外征收的杂税。 “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草税已不再是一种附加税，而是附着于土地与地子、官布并列的正式税例，也是据亩征纳。”唐代敦煌纳草有专门的柴草司一职。柴草的采集大多是由农户完成，一般是在敦煌周边进行。其主要是供驿马饲料之用，也用于军马饲料及烧柴。采伐的柴草数量一般都很大。李并成先生在《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是继汉代以后河西历史上规模更大的又一次土地开发时期。与之相伴随对绿洲边缘植被的破坏更为严重。”李先生根据敦煌文书计算得出：“敦煌郡郡草坊天宝时存草约868540斤。”此外，唐代寺院经济发展迅速，于敦煌文书中所记载寺院亦常常刈伐、贮存大量草料，备其所用。“当时对草被资源的破坏还不仅仅限于直接刈伐，后果更为严重的是采打草籽。官府收纳草籽的主要目的是用作马匹、驴、骡等的精细料”。生长在敦煌地区的柽柳、白刺等有较高的生态效益保护功能，根据原武威地区林业站的调查测定，绿洲边缘这些荒漠植被的覆盖率可达40%左右，其中分布最广的是白刺和柽柳，一个高9米的柽柳灌丛沙滩的固沙量可达2500立方米，但“唐代前期，对于柽柳、白刺等树木的砍伐有较多的记载”。
三、造成的危害
1.边缘绿洲荒漠化。在祁连山冰雪融水的哺育下，古代敦煌地区天然植被生长茂盛。史载，祁连山“东西二百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敦煌则“山水环抱，林木葱郁，宛然一大都会”，这里曾是众多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场。从被迫西迁的匈奴人所唱的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民歌中，不难想象出那时这一地区草木茂盛的景象。但是，随着唐、五代时期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开发和经营，出现了毁林毁草、乱砍乱伐的情况，农民“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以渔猎林伐为业”，“伐薪烧炭”等现象愈演愈烈。
2.严重的沙患使部分河西重镇和军事要塞处于废置不定之中，有的完全成为废墟。如，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城，其曾为巩固国防，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不断受到沙患侵袭而最终废弃，完全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
四、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的现代启示
1.树立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诺曼·卡曾斯曾说过：“我们违背大自然的结果是——我们破坏了自然景观的美,自然动态的美和天籁的美。”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正是人类破坏环境，忽视环保的结果吗？通过这种史实的详细介绍，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其做到手下留情，足下留青。
2.政府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客观实际，应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敦煌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作为地方主管部门，一定要联系地区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的开发政策，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教师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古代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分析，改变以往只重论述却忽视求证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正确地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能够有效地发挥出寓环保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的功效。
. 编辑：孟 刚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16—0068—０2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如何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则成为了教育界人士讨论的话题。而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其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同样责无旁贷。《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就明确指出：历史教师要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应使学生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教师很难把历史教学和环保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么是空洞的说教，要么就脱离了历史教学本身的特点，环保教育流于形式。那么，该如何寓环保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提高环保教育的实效性呢？本文笔者以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例，谈一谈自身的实践与思考。
一、唐与五代时期税赋制度在敦煌地区实施概况
敦煌旧时称做“燉煌郡”、“燉煌县”。唐、五代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敦煌地区的实施包括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敦煌地区承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两倍授给，以备休耕，是为“倍田”。身死或年逾七十者将露田还官。桑田为世业田，无须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给男子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给女子麻田五亩。贵族、官僚、地主可以通过掌握的奴婢、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额与良民同。耕牛每头授露田三十亩，一户限四头。民田还授，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荒芜地区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简单来说，其包括地税、户税、调、役等。在安史之乱之后，敦煌地区则采用并推广了两税法。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唐人将之概括为：“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其包括户税、地税。
二、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在敦煌地区实施的实际效果
为了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赋税制度的实施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笔者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其一，授田不足；其二，实施草税。
1.授田不足。综观唐太宗直至武则天统治时期，敦煌地区农民授田不足现象一直十分严重。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唐开元、天宝年间。但是，很多地区的农民实际授田与应授田的标准差距很大，尤其是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处在沙漠地区，农田的数量比内地要少很多，农民授田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这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有关户籍文献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根据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附录敦煌户籍可知，农民应授田数与未授田数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对于那些当时农民所能得到田数的相关规定，实际操作上也只是一纸空文。实授田的趋势线不仅处于另外两趋势线的下方，而且更为平缓，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这表明实授田数与应授田数、实授田数与未授田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均衡性。通过史料可以得知，唐天宝前期，农民授田不足现象已很普遍，政府无力解决。原因在于政府掌握的土地非常有限，不可能达到应授田数，甚至都达不到实授田数。另外，很多田地已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国家出现了“地荒”现象。韩国磐先生认为，依据当时的赋税，农民负债是在所难免的。如，乾宁四年，张义全卖舍是由于“为缘阙少粮用，遂将上件祖父舍兼屋木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狐信通兄弟”；天复九年，安力子卖地是因“为缘阙少用度” ；“未年十月三日 ，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出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再加上送往迎来，养生送死等等费用，农民的生活就更不堪设想了”。“农民常常因为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出卖土地”，而为了弥补授田不足的问题，又不得不想办法再购买、开垦一些田地，以增加收入。而田地一旦被大肆开垦，敦煌地区荒漠边缘的绿洲和牧场必然遭到毁坏，逐渐失去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2.草税的实施。“唐代自建国至灭亡都有草税，两税法时期亦不例外。”租庸调及两税法时期的草税不见于税法的规定之中，其乃是额外征收的杂税。 “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草税已不再是一种附加税，而是附着于土地与地子、官布并列的正式税例，也是据亩征纳。”唐代敦煌纳草有专门的柴草司一职。柴草的采集大多是由农户完成，一般是在敦煌周边进行。其主要是供驿马饲料之用，也用于军马饲料及烧柴。采伐的柴草数量一般都很大。李并成先生在《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是继汉代以后河西历史上规模更大的又一次土地开发时期。与之相伴随对绿洲边缘植被的破坏更为严重。”李先生根据敦煌文书计算得出：“敦煌郡郡草坊天宝时存草约868540斤。”此外，唐代寺院经济发展迅速，于敦煌文书中所记载寺院亦常常刈伐、贮存大量草料，备其所用。“当时对草被资源的破坏还不仅仅限于直接刈伐，后果更为严重的是采打草籽。官府收纳草籽的主要目的是用作马匹、驴、骡等的精细料”。生长在敦煌地区的柽柳、白刺等有较高的生态效益保护功能，根据原武威地区林业站的调查测定，绿洲边缘这些荒漠植被的覆盖率可达40%左右，其中分布最广的是白刺和柽柳，一个高9米的柽柳灌丛沙滩的固沙量可达2500立方米，但“唐代前期，对于柽柳、白刺等树木的砍伐有较多的记载”。
三、造成的危害
1.边缘绿洲荒漠化。在祁连山冰雪融水的哺育下，古代敦煌地区天然植被生长茂盛。史载，祁连山“东西二百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敦煌则“山水环抱，林木葱郁，宛然一大都会”，这里曾是众多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场。从被迫西迁的匈奴人所唱的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民歌中，不难想象出那时这一地区草木茂盛的景象。但是，随着唐、五代时期在这一地区大规模开发和经营，出现了毁林毁草、乱砍乱伐的情况，农民“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以渔猎林伐为业”，“伐薪烧炭”等现象愈演愈烈。
2.严重的沙患使部分河西重镇和军事要塞处于废置不定之中，有的完全成为废墟。如，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城，其曾为巩固国防，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不断受到沙患侵袭而最终废弃，完全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
四、唐与五代时期赋税制度对敦煌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的现代启示
1.树立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诺曼·卡曾斯曾说过：“我们违背大自然的结果是——我们破坏了自然景观的美,自然动态的美和天籁的美。”敦煌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正是人类破坏环境，忽视环保的结果吗？通过这种史实的详细介绍，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其做到手下留情，足下留青。
2.政府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客观实际，应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敦煌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作为地方主管部门，一定要联系地区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的开发政策，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教师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古代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分析，改变以往只重论述却忽视求证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正确地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能够有效地发挥出寓环保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的功效。
. 编辑：孟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