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敦煌遗书是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资料之一，由于敦煌书法数量庞大、时代连续和书体丰富，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价值。
关键词 ：敦煌遗书，敦煌书法，艺术价值
一、敦煌书法打开了书法创作的艺术宝藏
敦煌遗书的封存，大约在北宋仁景佑初年（约1034-1037年）。当时寺僧为避入侵宋朝的西夏兵乱，而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临时用泥土封存在放置经卷的密室。直到900年后，才被雷音寺道士王圆箓发现并打开了洞门。这扇洞门一旦打开，就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座书法创作的艺术宝藏。敦煌遗书不仅珍存着与书史主流相吻合的王羲之书法临本、摹本，唐太宗的《温泉铭》，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柳公权的《金刚经》等重要资料，同时，更有数以千万计属于非主流书风和民间性质的原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以风格谨严的楷书为多，既有大量高古气象、质朴厚重的篆隶之作，又有天真烂漫、恣意挥洒的行书草体，许多作品展现出的率意天真之美，与正统书风绝然两样，给人以极具现代味的、夺人心魄的美感。在这些珍贵的墨迹中，因为书写的内容与时代不同，所以墨迹的书写风格、书写形式、书体的倾向也大为迥异。特别是六朝写经体，那种带隶书笔意，体态开张飘逸，气息古穆淳厚，具有共同特色的书体，给人一种新奇感觉。唐太宗书《温泉铭》的唐代拓本，是李世民晚年的得意之作。在布局和运笔上受王羲之的影响，笔力道劲流畅，激跃跌宕，劲健飘逸，雍容大度，具有十足的王者风范。隋僧智永《千字文》唐代临本在敦煌发现，使人们获得了研究智永书法的珍贵资料，是书界的一件大喜事。还有一些民间书家所写《因明入正理论》和《释氏杂文稿》等，也都写得结体纵肆，章法随意，随心所欲，深为一些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所喜爱。敦煌书法不仅是现代书法创作学习借鉴的绝妙资料，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产生、形成的规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二、敦煌书法展示了书法演变的历史过程
敦煌书法逾时久远，在书体字体无限变化和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漫长演进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先有了正规的篆书、隶书、楷书，然后发展到行书，最后才是草书，书法的练习也严格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两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敦煌书法揭示出书法演变是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演变出行书、楷书的发展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其实，学习书法完全可以从隶书到草书，未必按步就班地从楷书、行书再到草书练起。从敦煌书法中还发现了大量硬笔书法写卷，其中最早的一件书写时间在汉初平元年或稍后不久，即不过公元二世纪末。而此后各期代的硬笔书法亦在敦煌遗书中有存。表明汉字硬笔书法大量流行于中唐到唐末，余波蔓至五代、宋、元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充分写明硬笔书法也是书法，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远大的发展前景。敦煌遗书中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都有其书作样式。
三、敦煌书法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大众倾向
敦煌书法的作者也许不是书法名家，他们大多来自低层的“文化产业大军”，甚至是书法爱好者;敦煌书法的内容也不是为创作而写的唐诗宋词和经典名句，而是为实用而书写的的传诵经文和典藏史料;敦煌书法的创作不仅仅临摹和借鉴名家字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既继承传统而又张扬个性的纯朴民风。因而，敦煌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大众倾向。在敦煌书法里面，既有唐太宗、欧阳询、柳公权和王羲之、智永临本的精妙绝伦，又有率真、天然、意趣横生的民间书法。既有书法史中早被公认的草圣张芝、继承者索靖等主流书法艺术的系列代表人物， 更有汉简、遗书这样丰富而又博大的历史遗存。敦煌书法包含着经典书法的发展脉络和民间书法的基本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流向， 真实地反映了主流书法的导向性和民间书法的自然性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演进的书写局面。那些来自民间的众多书写者，在不同的书写环境和不同的书写材质上留下的书写痕迹， 透示着原始的书写过程， 自然流露出天真烂漫的书法倾向和相对自由神圣而又轻松的审美特征。敦煌书法既有当时书法大环境的折射，又极具地地道道的地方特色。其点画自然率意，得自然之趣，无雕饰之态;造型结体雄奇放逸、恣肆纵横;章法也奇崛恣势，开合自然，疏密得当，或“宽可走马”、寥若晨星”，或“密不容针”、“计黑当白”，极具自然酣畅的艺术趣味。这些鲜明的艺术风格突破了传统帖学的中和之美，抛弃了千人一面的馆阁体沉闷之风，虽然朴拙稚嫩，却憨然可爱、新颖别致，异趣横生，昭示着勃勃的艺术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拓展了书法艺术形式，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别样风格的文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当然民间书法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我们也不必要把它当成金科玉律，多思考、多借鉴，这才是艺术创作的正常心态。
四、敦煌书法拓展了书法创作的现代视野
敦煌书法源远流长，历史渊源和相关人物繁富深广，700年间遗留下的有署名的书写者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3人。其中，既有服务于政府机关的专职抄写员，又有潜隐民间的僧人、学士和经生或叫写生与书手。从历史上看，敦煌在早期就有书法名家出现。被世人尊称为“草圣”的张芝即出自河西望族敦煌张氏。索靖是西晋最负盛名的书法家，索氏家族也属于敦煌大姓。更早还有遗书上提到的崔寔。崔寔的父亲是崔瑗。崔瑗著《篆书势》和《草书势》，里面有“放逸生奇”的重要观点，我们有理由设想这种观点就是影响历代敦煌书风的源头之一。敦煌遗书发现后，一些敏感的书家对敦煌遗书中独特的审美意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对主体風格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沈曾植是民初书坛名声显赫的大书法家。沈氏书法“顿悟”式的突变是在64岁以后临摹学习敦煌遗书后完成的。黄宾虹的行书以二王为宗，涉猎极广，到1910年前后受敦煌遗书唐太宗《温泉铭》初唐拓本的影响，黄氏面貌才日趋成熟。除沈曾植、黄宾虹之外，民国时期佛学大师欧阳渐、黄节、叶恭绰、周庆云等书法家的书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敦煌遗书的影响。在20 世纪20、30年代的北京学界，还曾一度形成临写六朝写经的风气。其中以钱玄同和刘半农成就最高。钱氏写经体书法笔势谨严，用笔扁厚，隶意浓重，深具敦煌遗韵。刘半农写经书体线条厚拙丰满，优美漂逸，极具神韵。当代书家中习敦煌书法而有大成者当属上海的沃兴华先生。他以当代人的眼光尽情的汲取敦煌书法中丰富的营养，其书法无论用笔还是结体、章法均脱胎换骨，外表看来有稚拙之感，但作品的骨子里却更见真淳。9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书法”的大力提倡，才出现了真正的敦煌书法热，敦煌遗书成为当代一些书家吸收、创作的源泉。当代的“学院派书法”、“智能书写”和“流行书风展”等似乎都可以从敦煌书法的文本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影子。由此看来，敦煌书法对当下书法的影响，不仅仅是书写风格或者书写形态和意趣，更重要地是影响了当代书法的理念。 五、敦煌书法提供了书法名家的考证依据
敦煌经卷中多是写经内容，但也有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有一些涉及到当时书法家的生平事迹，还有关于书法艺术的诗文。这为我们研究书法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怀素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之称。但在《唐书》中没有怀素的片言只字，寻其原因，可能是除了书法之外，怀素没有其他可以载入史册的功业。敦煌经卷中有一首署名为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解决和证实了怀素的籍贯、生平、南下广州拜谒徐浩，西上皇城，在张渭举荐下名震京华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它，辅以《自叙帖》，陆羽的《僧怀素传》以及当时诗人的赋诗，我们可以对怀素从小学书到四十岁写《自叙帖》达到顶峰阶段的历史作一大概了解。汉代张芝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 书法史上称他为草圣。他创造的“一笔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王羲之对张芝推崇备至，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关于他的事迹， 传世文献记载只有只言片语。
六、敦煌书法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研究兴趣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建郡，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近百年以来，曾在敦煌地区的古烽燧中陆续发现汉简牍2000多枚，其中以西汉简牍占绝大多数，对这些简牍，统称敦煌汉简。如今，敦煌遗书主要被分藏于四个最大的敦煌遗书藏地：北京圖书馆藏16000号左右;英国图书馆讫1991年8月编至13677号;法国国立图书馆约7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约18000号。此外，日本、丹麦等国也有一些藏品，中国各地还有多处藏地，估计数量在五万卷以上。自敦煌遗书发现起，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敦煌壁画、雕塑等研究对象在内的敦煌学，形成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学、美术乃至外交、民俗等多学科的格局，成为一门牵动俄、法、英、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国际性学科。敦煌书法作为书法学科的一个分支，也引起了世界诸多学者、书法家的关注，现在很多国家的学者对中国书法深有研究，如日本、韩国、朝鲜、法国等。为了抢救国宝、保护文物，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推广和学习工作。近年来，随着敦煌书法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加成熟，一个新的研究、推广和学习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华人圈中迅速掀起。
关键词 ：敦煌遗书，敦煌书法，艺术价值
一、敦煌书法打开了书法创作的艺术宝藏
敦煌遗书的封存，大约在北宋仁景佑初年（约1034-1037年）。当时寺僧为避入侵宋朝的西夏兵乱，而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临时用泥土封存在放置经卷的密室。直到900年后，才被雷音寺道士王圆箓发现并打开了洞门。这扇洞门一旦打开，就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座书法创作的艺术宝藏。敦煌遗书不仅珍存着与书史主流相吻合的王羲之书法临本、摹本，唐太宗的《温泉铭》，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柳公权的《金刚经》等重要资料，同时，更有数以千万计属于非主流书风和民间性质的原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以风格谨严的楷书为多，既有大量高古气象、质朴厚重的篆隶之作，又有天真烂漫、恣意挥洒的行书草体，许多作品展现出的率意天真之美，与正统书风绝然两样，给人以极具现代味的、夺人心魄的美感。在这些珍贵的墨迹中，因为书写的内容与时代不同，所以墨迹的书写风格、书写形式、书体的倾向也大为迥异。特别是六朝写经体，那种带隶书笔意，体态开张飘逸，气息古穆淳厚，具有共同特色的书体，给人一种新奇感觉。唐太宗书《温泉铭》的唐代拓本，是李世民晚年的得意之作。在布局和运笔上受王羲之的影响，笔力道劲流畅，激跃跌宕，劲健飘逸，雍容大度，具有十足的王者风范。隋僧智永《千字文》唐代临本在敦煌发现，使人们获得了研究智永书法的珍贵资料，是书界的一件大喜事。还有一些民间书家所写《因明入正理论》和《释氏杂文稿》等，也都写得结体纵肆，章法随意，随心所欲，深为一些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所喜爱。敦煌书法不仅是现代书法创作学习借鉴的绝妙资料，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产生、形成的规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二、敦煌书法展示了书法演变的历史过程
敦煌书法逾时久远，在书体字体无限变化和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漫长演进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先有了正规的篆书、隶书、楷书，然后发展到行书，最后才是草书，书法的练习也严格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两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敦煌书法揭示出书法演变是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演变出行书、楷书的发展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其实，学习书法完全可以从隶书到草书，未必按步就班地从楷书、行书再到草书练起。从敦煌书法中还发现了大量硬笔书法写卷，其中最早的一件书写时间在汉初平元年或稍后不久，即不过公元二世纪末。而此后各期代的硬笔书法亦在敦煌遗书中有存。表明汉字硬笔书法大量流行于中唐到唐末，余波蔓至五代、宋、元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充分写明硬笔书法也是书法，也有悠久的历史和远大的发展前景。敦煌遗书中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都有其书作样式。
三、敦煌书法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大众倾向
敦煌书法的作者也许不是书法名家，他们大多来自低层的“文化产业大军”，甚至是书法爱好者;敦煌书法的内容也不是为创作而写的唐诗宋词和经典名句，而是为实用而书写的的传诵经文和典藏史料;敦煌书法的创作不仅仅临摹和借鉴名家字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既继承传统而又张扬个性的纯朴民风。因而，敦煌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法艺术的大众倾向。在敦煌书法里面，既有唐太宗、欧阳询、柳公权和王羲之、智永临本的精妙绝伦，又有率真、天然、意趣横生的民间书法。既有书法史中早被公认的草圣张芝、继承者索靖等主流书法艺术的系列代表人物， 更有汉简、遗书这样丰富而又博大的历史遗存。敦煌书法包含着经典书法的发展脉络和民间书法的基本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流向， 真实地反映了主流书法的导向性和民间书法的自然性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演进的书写局面。那些来自民间的众多书写者，在不同的书写环境和不同的书写材质上留下的书写痕迹， 透示着原始的书写过程， 自然流露出天真烂漫的书法倾向和相对自由神圣而又轻松的审美特征。敦煌书法既有当时书法大环境的折射，又极具地地道道的地方特色。其点画自然率意，得自然之趣，无雕饰之态;造型结体雄奇放逸、恣肆纵横;章法也奇崛恣势，开合自然，疏密得当，或“宽可走马”、寥若晨星”，或“密不容针”、“计黑当白”，极具自然酣畅的艺术趣味。这些鲜明的艺术风格突破了传统帖学的中和之美，抛弃了千人一面的馆阁体沉闷之风，虽然朴拙稚嫩，却憨然可爱、新颖别致，异趣横生，昭示着勃勃的艺术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拓展了书法艺术形式，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别样风格的文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当然民间书法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我们也不必要把它当成金科玉律，多思考、多借鉴，这才是艺术创作的正常心态。
四、敦煌书法拓展了书法创作的现代视野
敦煌书法源远流长，历史渊源和相关人物繁富深广，700年间遗留下的有署名的书写者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3人。其中，既有服务于政府机关的专职抄写员，又有潜隐民间的僧人、学士和经生或叫写生与书手。从历史上看，敦煌在早期就有书法名家出现。被世人尊称为“草圣”的张芝即出自河西望族敦煌张氏。索靖是西晋最负盛名的书法家，索氏家族也属于敦煌大姓。更早还有遗书上提到的崔寔。崔寔的父亲是崔瑗。崔瑗著《篆书势》和《草书势》，里面有“放逸生奇”的重要观点，我们有理由设想这种观点就是影响历代敦煌书风的源头之一。敦煌遗书发现后，一些敏感的书家对敦煌遗书中独特的审美意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对主体風格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沈曾植是民初书坛名声显赫的大书法家。沈氏书法“顿悟”式的突变是在64岁以后临摹学习敦煌遗书后完成的。黄宾虹的行书以二王为宗，涉猎极广，到1910年前后受敦煌遗书唐太宗《温泉铭》初唐拓本的影响，黄氏面貌才日趋成熟。除沈曾植、黄宾虹之外，民国时期佛学大师欧阳渐、黄节、叶恭绰、周庆云等书法家的书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敦煌遗书的影响。在20 世纪20、30年代的北京学界，还曾一度形成临写六朝写经的风气。其中以钱玄同和刘半农成就最高。钱氏写经体书法笔势谨严，用笔扁厚，隶意浓重，深具敦煌遗韵。刘半农写经书体线条厚拙丰满，优美漂逸，极具神韵。当代书家中习敦煌书法而有大成者当属上海的沃兴华先生。他以当代人的眼光尽情的汲取敦煌书法中丰富的营养，其书法无论用笔还是结体、章法均脱胎换骨，外表看来有稚拙之感，但作品的骨子里却更见真淳。9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书法”的大力提倡，才出现了真正的敦煌书法热，敦煌遗书成为当代一些书家吸收、创作的源泉。当代的“学院派书法”、“智能书写”和“流行书风展”等似乎都可以从敦煌书法的文本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影子。由此看来，敦煌书法对当下书法的影响，不仅仅是书写风格或者书写形态和意趣，更重要地是影响了当代书法的理念。 五、敦煌书法提供了书法名家的考证依据
敦煌经卷中多是写经内容，但也有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有一些涉及到当时书法家的生平事迹，还有关于书法艺术的诗文。这为我们研究书法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怀素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之称。但在《唐书》中没有怀素的片言只字，寻其原因，可能是除了书法之外，怀素没有其他可以载入史册的功业。敦煌经卷中有一首署名为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解决和证实了怀素的籍贯、生平、南下广州拜谒徐浩，西上皇城，在张渭举荐下名震京华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它，辅以《自叙帖》，陆羽的《僧怀素传》以及当时诗人的赋诗，我们可以对怀素从小学书到四十岁写《自叙帖》达到顶峰阶段的历史作一大概了解。汉代张芝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 书法史上称他为草圣。他创造的“一笔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王羲之对张芝推崇备至，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关于他的事迹， 传世文献记载只有只言片语。
六、敦煌书法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研究兴趣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建郡，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近百年以来，曾在敦煌地区的古烽燧中陆续发现汉简牍2000多枚，其中以西汉简牍占绝大多数，对这些简牍，统称敦煌汉简。如今，敦煌遗书主要被分藏于四个最大的敦煌遗书藏地：北京圖书馆藏16000号左右;英国图书馆讫1991年8月编至13677号;法国国立图书馆约7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约18000号。此外，日本、丹麦等国也有一些藏品，中国各地还有多处藏地，估计数量在五万卷以上。自敦煌遗书发现起，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敦煌壁画、雕塑等研究对象在内的敦煌学，形成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学、美术乃至外交、民俗等多学科的格局，成为一门牵动俄、法、英、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国际性学科。敦煌书法作为书法学科的一个分支，也引起了世界诸多学者、书法家的关注，现在很多国家的学者对中国书法深有研究，如日本、韩国、朝鲜、法国等。为了抢救国宝、保护文物，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推广和学习工作。近年来，随着敦煌书法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加成熟，一个新的研究、推广和学习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华人圈中迅速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