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并无著作权一说，尤其是早期的重要经书，压根就没署名。诸子百家的著作倒是多以人名为书名，但它们多由弟子们集体创作，假托于诸子，这么一说，反倒是弟子们的著作权被漠视。因为没署名，秦始皇读韩非的《五蠹》、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都不知作者是谁，甚至还闹出了以为作者是前人、感慨“我生也晚”的笑话。著作权法更是欠奉，各种剽窃案例数不胜数。“剽客”们虽不及宋之问极端，但德行也不怎么样。
　　两汉时要想做官，得先会作文，许多没能力写好文章的人便打起了歪主意。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剽客”诞生于西晋——郭象在“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死后，将其未完成的《庄子注》据为已有，顾炎武据此认为他是“剽界”第一人。
　　唐代剽风更盛，因为读书人若要人仕须找有名望之人引荐，敲門砖便是诗文，许多人写不出来，便只能剽窃。有时，李鬼还会遇上李逵。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看着眼熟，原来竟是自己的旧作。李生被揭穿后虽惭愧，却表示希望李播将诗作“借”给他。李播说自己年老，留诗无用，可以相借。李生告退时，李播又问他的去向，他说要去江陵见表丈卢尚书。李播大笑，说：“卢尚书明明是我的表丈，你怎么又冒认。”李生羞愧地表示，既然借了诗，就连表丈一起借了。
　　宋人剽窃前人诗句的现象也颇严重。与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的陶谷，在宋朝建立后人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可赵匡胤选的宰相并非出身于“宰辅人才培育基地”翰林院，名望也在陶谷之下。陶谷心中不平，动员心腹举荐自己，赵匡胤大笑，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
　　明清两代“剽风”亦盛。比如张之象编定《唐诗类苑》，书稿流落，后来卓明卿将其据为己有，将此书的初唐和盛唐部分先行刊刻。此外，王良枢的《藻林》也被卓明卿整本剽窃，书名改为《卓氏藻林》。
　　剽窃并不只是拿别人的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会倒过来，比如康熙年间的徐乾学就曾把家传文章署上别人的名字，进行“逆剽窃”。他有个大名鼎鼎的门生——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明珠权倾一时，徐乾学为巴结他，不仅尽心教导纳兰，还拿出自家所藏的宋元经解署上纳兰之名拿去刊刻。
　　以上都是个人行为，危害更大的应属出版业的盗版。有盗版就有维权，大儒朱熹的家族就是一例。朱熹名气大，写啥都畅销，且他又是成功商人。他的外祖父是徽州富商，以刻书为业，富甲一方。朱熹从小耳濡目染，也将刻书做成生意，而且是举家上阵的规模化运作。据说他一生出版的收入达两百多万贯，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他的《论孟精义》-书曾遭非法盗印，他坚决维权，向好友吕祖谦致信求助，希望身为地方官的好友出手相助，禁止翻印销售。他的后代也守成有方，代代相传，独家出版《朱子文集》达800年之久，直至清代，谁也不敢盗印。
　　不过，以上维权行为都是民间倒追官方的保护，而非官方主动保护，且与身份有很大关系，朱熹若非当世大儒，谁会买他的账？宋代向来以法律健全细致而著称，但并无版权保护的内容。与之相反，因为宋代崇文，盗版泛滥有助于传播普及。
　　清初大文人李渔曾开设芥子园，从事刊刻，且领域很宽，除本人作品外，还涉及通俗读物、考试用书和工具书等，用今日眼光来看相当于大牌民营出版社。可销量一大，便难免盗版，尤其是出版业极度发达的苏州，更成了盗版基地。李渔为此亲自前往苏州暗访，得到证据后，修书向道台求助。道台调查后封存所有盗版书，并颁布公告，禁止书坊翻刻。可苏州盗版势力强大，又利用关系纠缠，拒不赔偿，折腾不止。李渔后来写道：“蝇头之利几何，而此辈趋之若鹜。似此东荡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可见维权之举简直如战争一般，不但旷日持久，取胜机会也渺茫。
　　但凡畅销书，盗版都难禁绝。《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之所以风行，其实也与盗版的普及效应有关。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问世。”（（官场现形记》里也有关于盗版的片段，有书坊受盗版之苦，找官员求助，希望禁止翻印，官员的回复是“只能禁人为非，哪能禁人向善”。可见在官方眼中，盗版未必是坏事，至于著作权，大家都没放在眼里。直至1910年，清廷才颁布《大清著作权律》。
　　个人剽窃也好，盗版翻印也好，未必名利双收，有时也会带来风险，甚至危及性命。有些有钱人为了留名，常以重金购买他人作品或请人创作，然后署自己的名字。清初有位庄廷罐，出身豪富，可惜双目失明。他有心效仿“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便花重金购得一部明史遗稿，请名家润色，补写崇祯朝事，改书名为《明史辑略》，作者当然是他自己。后庄廷鑨病故后，其父庄允诚将书刻印刊行。此书因“意识形态”问题遭告发，庄允诚被捕上京，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尸焚骨。凡此书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株连极广。这桩惨烈的文字狱，可证清朝之暴虐，但庄家若无剽窃求名之举，也不会招来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