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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山》被重提让导演李杨有些感动，不是因为别人提到他的电影，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诟病、吐槽的80后、90后、甚至有些00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突然有这样的意识，对真相的追求，还有对价值观的塑造。”自己的电影能做到这一点，李杨觉得就没白拍。
在此之前，李杨导演最有名的作品是《盲井》，王宝强的大银幕处女座，也是这部电影让王宝强斩获第四十届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然而这部电影只在网络流传，至今未能登上内地大银幕，出现最多的地方反而是在社会新闻的标题里，例如“21人团伙犯罪上演真实版《盲井》”。这让导演觉得格外遗憾：“如果在十几年前《盲井》这样的电影能普及的话，可能会多些人知道这样的骗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害了。”李杨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边缘人群，矿井工人、被拐妇女、留守儿童……这些被主流媒体习惯性忽略的人在他的心里更有分量。
真实是李杨拍电影的第一准则。拍每一部电影之前，他一定要先实地考察，调查大量的案例，最后才进行拍摄。早在拍《盲山》之前，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李杨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四川金堂的山区进行调查。到现在他都还记得当年的数据统计：“那年光是解救出来的妇女就有八万六千人，没有解救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搜集资料的过程相当艰难，他一个个地采访被解救的妇女、抓到的人贩子、打拐的警察。在采访受害者之前李杨就亮明自己的身份，结果没人愿意跟他讲自己的故事。后来他耐心地开导、说服，又做了保证绝不使用真实姓名才有人愿意开口。整个采访过程对于受访者和李杨都非常痛苦，明明伤口都结痂了但还要重新撕开看，连皮带血的。他觉得这有点像战地记者，苦难就在眼前但是自己无能为力：“没办法，我只有深入了解，拍出来电影才能帮到更多人，这是我的职业。”
李杨拍电影从来不用明星，《盲山》里甚至就只有三个专业演员。电影里演警察的，是他调查时认识的协警朱文光，一个打拐英雄；扮演丈夫的黄德贵是个装修工人；甚至还有一个群演本身就是被拐的妇女。没人能比这些普通人演得更像普通人了。在做导演之前，李杨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他们那一代人讲究的是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不是去演一个农民，而是变成一个农民。现在那种动不动就让剧中人住几百平米房子的“假大空”电影，李杨说自己拍不了：“全中国有几个普通家庭过那样的生活呢？”李杨谦逊地说可能自己的电影艺术价值不高，但是必须真实。
一路上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案件，他感叹人情的冷漠：“某大学之前有一个青年讲师，河北人，被拐卖了好几年。她回来以后大学却把她辞退了，说因为失踪好几年。你看这么一个高等学府，一点人文关怀都没有。”在《盲山》国际版里，女主角白春梅最后一刀结果了“丈夫”。其实现实生活里很多被拐妇女最后都选择了屈服，因为如果她们想要回到妈妈身边，她们自己的孩子就没有妈妈。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这就是人间的故事。
Q&A
Q：《嫁给大山的女人》最近广受质疑，你有什么看法吗？
A：因为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不好评价。但对这件事本身——从一个被拐妇女变成“感动”人物，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这个人因为什么感动河北？是因为她留在当地当了老师，以德报怨？还是她真正地放下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后续是，有记者去实地考察过，她只是一个代课老师，而且都要被开除了。所以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假的就是假的，这种东西感动不了人，尤其是这代人——互联网很方便，大家都更想得到真的东西，而不是被蒙蔽。
还有就是这不仅仅是把谁卖了买了的问题，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啊！我们国家的法律确确实实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其实买人的人，他们的罪行远远超过卖人的人，因为他们犯了好几项罪：第一重罪是买卖人口；第二重罪是强奸，妇女都是不从的，都是违背了妇女自由意愿的；第三重是绑架、非法拘禁。这几项罪加起来起码判20年以上，或者全家共犯，全村共犯才合理，但当时的量刑就是3年到7年左右，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够。
Q：当初拍《盲山》的初衷是什么？怎么会关注到拐卖人口这类题材的？
A：这个想法其实跟拍《盲井》属于同时期的。当时看了一个报道，讲的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妇女长期遭到压迫但是没有人管她，于是她反而去伤害别人，往自己的侄子侄女身上泼硫酸，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我觉得很沉痛，从看到这个报道开始就一直关注这件事情。拍完《盲井》之后，其实我最先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是没有通过。涉及拐卖妇女这个题材的电影其实不少，通过的几率会相对大一些，我就开始准备这个了。
Q：黄璐（《盲山》女主角）曾经发微博说，希望看完这部电影让更多人能获得自由。你的愿望呢？
A：我希望能从社会层面上去解决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想一想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选择？看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是做冷漠的看客、帮凶、伸出援手的人、还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个是我通过电影《盲山》让大家思考的，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接近真实的影像资料，看看当时的那段时间、那个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伴生的一些问题。还一个就是关于中华民族里这种由来已久的糟粕——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种冷漠、自私的东西是我要抨击的。
黄璐说到的自由，那什么是自由？肉体的自由还是精神的自由？在《盲山》国际版里，女主角一刀把她丈夫杀了，最后她肯定失去自由了，但是她宁肯失去人身自由也要获得灵魂的自由。这也是那个女教师面临的问题，因为追究起来她丈夫肯定要被抓起来，如果她选择自由、正义，孩子他爸就要坐监狱，那她的自由、正义在哪里？要不要捍卫？
Q：你的电影反映了中国社会一些现实问题，有人说看了觉得特别悲哀，感觉现实很残酷。
A：悲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宁可大家在电影院里多看一点悲剧，但是在生活里少一点悲剧。悲剧给人以勇气，让人认识到生活的残酷。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那百分之十才更加珍惜可贵。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能一辈子找不到真爱，所以泰坦尼克里那样的爱情才让那么多人感动。如果不把罪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晒在阳光底下，它是会繁衍的。
《盲井》也是啊，刚开始就是几个人犯罪，后来变成了几十个人，完全集团化了。韩国有几部电影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法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直面这样的现实呢？一个充满幸福的社会是靠大家一起建立的。电影看过觉得压抑，可是你想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做，会不会跟电影里那些人做一样的选择？这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Q：不少人说你是揭露社会黑暗面，挖边角料。
A：我觉得高抬我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揭黑。黑就在那里，只不过有人视而不见，假装很好，那些人生活在虚幻中。其实很多事情就在身边啊：最近，一个留学归来的研究生在深圳的地铁口躺了五十分钟死掉了，路过那么多人，没人去拉他一把。这不是我编造的，我所有的故事都是现实中真的存在的。
我一直认为我的电影是主旋律的。虽然揭露了不少阴暗的东西，但是还是歌颂了人性的善、批判了恶。《盲井》里面的小孩，他身上有很多善的东西，还有《盲山》里面的李青山，在大家都作恶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善心未泯。这也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些没有被利益、欲望、各种关系绑架的善良是没有泯灭的。包括《盲井》中的二叔，那个杀人犯，即使是他，内心也是有一部分的善。我感兴趣的不是去揭露阴暗面，我关心的是人性在某种环境下会怎么选择。有的时候确实是两难，但是你怎么做？要不要为了利益去害人？事不关己时，还要不要帮别人一把？
在此之前，李杨导演最有名的作品是《盲井》，王宝强的大银幕处女座，也是这部电影让王宝强斩获第四十届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然而这部电影只在网络流传，至今未能登上内地大银幕，出现最多的地方反而是在社会新闻的标题里，例如“21人团伙犯罪上演真实版《盲井》”。这让导演觉得格外遗憾：“如果在十几年前《盲井》这样的电影能普及的话，可能会多些人知道这样的骗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害了。”李杨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边缘人群，矿井工人、被拐妇女、留守儿童……这些被主流媒体习惯性忽略的人在他的心里更有分量。
真实是李杨拍电影的第一准则。拍每一部电影之前，他一定要先实地考察，调查大量的案例，最后才进行拍摄。早在拍《盲山》之前，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李杨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四川金堂的山区进行调查。到现在他都还记得当年的数据统计：“那年光是解救出来的妇女就有八万六千人，没有解救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搜集资料的过程相当艰难，他一个个地采访被解救的妇女、抓到的人贩子、打拐的警察。在采访受害者之前李杨就亮明自己的身份，结果没人愿意跟他讲自己的故事。后来他耐心地开导、说服，又做了保证绝不使用真实姓名才有人愿意开口。整个采访过程对于受访者和李杨都非常痛苦，明明伤口都结痂了但还要重新撕开看，连皮带血的。他觉得这有点像战地记者，苦难就在眼前但是自己无能为力：“没办法，我只有深入了解，拍出来电影才能帮到更多人，这是我的职业。”
李杨拍电影从来不用明星，《盲山》里甚至就只有三个专业演员。电影里演警察的，是他调查时认识的协警朱文光，一个打拐英雄；扮演丈夫的黄德贵是个装修工人；甚至还有一个群演本身就是被拐的妇女。没人能比这些普通人演得更像普通人了。在做导演之前，李杨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他们那一代人讲究的是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不是去演一个农民，而是变成一个农民。现在那种动不动就让剧中人住几百平米房子的“假大空”电影，李杨说自己拍不了：“全中国有几个普通家庭过那样的生活呢？”李杨谦逊地说可能自己的电影艺术价值不高，但是必须真实。
一路上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案件，他感叹人情的冷漠：“某大学之前有一个青年讲师，河北人，被拐卖了好几年。她回来以后大学却把她辞退了，说因为失踪好几年。你看这么一个高等学府，一点人文关怀都没有。”在《盲山》国际版里，女主角白春梅最后一刀结果了“丈夫”。其实现实生活里很多被拐妇女最后都选择了屈服，因为如果她们想要回到妈妈身边，她们自己的孩子就没有妈妈。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这就是人间的故事。
Q&A
Q：《嫁给大山的女人》最近广受质疑，你有什么看法吗？
A：因为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不好评价。但对这件事本身——从一个被拐妇女变成“感动”人物，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这个人因为什么感动河北？是因为她留在当地当了老师，以德报怨？还是她真正地放下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后续是，有记者去实地考察过，她只是一个代课老师，而且都要被开除了。所以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假的就是假的，这种东西感动不了人，尤其是这代人——互联网很方便，大家都更想得到真的东西，而不是被蒙蔽。
还有就是这不仅仅是把谁卖了买了的问题，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啊！我们国家的法律确确实实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其实买人的人，他们的罪行远远超过卖人的人，因为他们犯了好几项罪：第一重罪是买卖人口；第二重罪是强奸，妇女都是不从的，都是违背了妇女自由意愿的；第三重是绑架、非法拘禁。这几项罪加起来起码判20年以上，或者全家共犯，全村共犯才合理，但当时的量刑就是3年到7年左右，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够。
Q：当初拍《盲山》的初衷是什么？怎么会关注到拐卖人口这类题材的？
A：这个想法其实跟拍《盲井》属于同时期的。当时看了一个报道，讲的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妇女长期遭到压迫但是没有人管她，于是她反而去伤害别人，往自己的侄子侄女身上泼硫酸，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我觉得很沉痛，从看到这个报道开始就一直关注这件事情。拍完《盲井》之后，其实我最先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是没有通过。涉及拐卖妇女这个题材的电影其实不少，通过的几率会相对大一些，我就开始准备这个了。
Q：黄璐（《盲山》女主角）曾经发微博说，希望看完这部电影让更多人能获得自由。你的愿望呢？
A：我希望能从社会层面上去解决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想一想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选择？看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是做冷漠的看客、帮凶、伸出援手的人、还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个是我通过电影《盲山》让大家思考的，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接近真实的影像资料，看看当时的那段时间、那个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伴生的一些问题。还一个就是关于中华民族里这种由来已久的糟粕——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种冷漠、自私的东西是我要抨击的。
黄璐说到的自由，那什么是自由？肉体的自由还是精神的自由？在《盲山》国际版里，女主角一刀把她丈夫杀了，最后她肯定失去自由了，但是她宁肯失去人身自由也要获得灵魂的自由。这也是那个女教师面临的问题，因为追究起来她丈夫肯定要被抓起来，如果她选择自由、正义，孩子他爸就要坐监狱，那她的自由、正义在哪里？要不要捍卫？
Q：你的电影反映了中国社会一些现实问题，有人说看了觉得特别悲哀，感觉现实很残酷。
A：悲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宁可大家在电影院里多看一点悲剧，但是在生活里少一点悲剧。悲剧给人以勇气，让人认识到生活的残酷。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那百分之十才更加珍惜可贵。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能一辈子找不到真爱，所以泰坦尼克里那样的爱情才让那么多人感动。如果不把罪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晒在阳光底下，它是会繁衍的。
《盲井》也是啊，刚开始就是几个人犯罪，后来变成了几十个人，完全集团化了。韩国有几部电影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法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直面这样的现实呢？一个充满幸福的社会是靠大家一起建立的。电影看过觉得压抑，可是你想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做，会不会跟电影里那些人做一样的选择？这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Q：不少人说你是揭露社会黑暗面，挖边角料。
A：我觉得高抬我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揭黑。黑就在那里，只不过有人视而不见，假装很好，那些人生活在虚幻中。其实很多事情就在身边啊：最近，一个留学归来的研究生在深圳的地铁口躺了五十分钟死掉了，路过那么多人，没人去拉他一把。这不是我编造的，我所有的故事都是现实中真的存在的。
我一直认为我的电影是主旋律的。虽然揭露了不少阴暗的东西，但是还是歌颂了人性的善、批判了恶。《盲井》里面的小孩，他身上有很多善的东西，还有《盲山》里面的李青山，在大家都作恶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善心未泯。这也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些没有被利益、欲望、各种关系绑架的善良是没有泯灭的。包括《盲井》中的二叔，那个杀人犯，即使是他，内心也是有一部分的善。我感兴趣的不是去揭露阴暗面，我关心的是人性在某种环境下会怎么选择。有的时候确实是两难，但是你怎么做？要不要为了利益去害人？事不关己时，还要不要帮别人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