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疫情防控方法，还是营商环境建设方法上，我们都能发现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与我们一度盛行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实践操作，人们都会争议哪种模式更好，不同的回答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关联。强调必须做大政府者关注市场失败的惨况，重视过度依赖社会自身机制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不公;过于强调社会力量者反映了对公民社会和市场机制的理想，突出了大政府导致的过强社会控制、权力集中和腐败横行。
　　但是也许我们未来应该走向一种更为平衡的中政府中社会机制，在适度发挥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政策作用和公共干预机制的同时，保卫和维护较大的社会自治和市场活跃空间。尽管这样的界限不好简单划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肯定公权力，或者选择过度自由主义，因为我既不简单肯定公家等于公正，也不能肯定包括市场资本和社会博弈自身就一定导致公平。
　　和某地政务热线的领导沟通，他告诉我他们热线人员的优势是全部是全职公务员，缺点是几乎没有一个公务员是愿意待在这里继续做接线工作。
　　這里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我们方向上要建设的服务型政府如何和服务意识和技能较弱的新公务员群体匹配;二是我们做事情喜欢动辄就调配人员去做的工作方式，如何能保证不爱做服务工作的人做出服务质量来。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不相信不喜欢做某种事情的人真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选有服务人格、多少有点服务经验、多少有点服务技能的人真的很重要，细节的培养决定了未来，成年人的人格与意愿本质上是很难改变的。
　　同时，从安全和体制形象的角度而论，公共服务的平台与基础服务可以由公务人员来做，但常规的内容服务应该尽量转化为社会性的专业服务与外包服务，否则公共部门可能人员庞杂且又很难服务到位。公共部门的直接与间接服务衔接，公共服务与专业服务衔接，已经是目前放管服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了。
　　为什么要深化改革？原因很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那种“一改革大家都叫好”的时代基本上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面对和优化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你怎么做都是有人叫好有人骂的。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把握和洞察不同事项和行动选择所产生的政府利益点、经济社会成本或收益、所影响人群的分类与规模、时间适应的长短和牵连引起其他问题的可能。这样公共政策选择就成了一门科学、精巧、深入、细致的政策数学，不仅仅需要仔细计算，还需要对于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与最终结果做出较为精准的估算。不能得其全利，但可争取一定程度的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