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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变文是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一种配图讲唱故事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和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其产生、成熟的原因，本文拟从佛教的流行及其中国化；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追求“奇”、“变”的审美倾向；唐代并蓄兼收的时代风气等方面来探讨。
关键词：敦煌变文 产生 成熟 原因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敦煌变文是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一种配图讲唱故事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和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促使它产生、成熟的因素很多，本文拟从佛教的流行及其中国化、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上追求“奇”、“变”的审美倾向；唐代并蓄兼收的时代风气等方面来探讨。
一 佛教的流行及其中国化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兴盛的时期，《隋书》载：“太始（265-274）中，有月氏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而至隋代，佛教已经相当流行，《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581），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从晋代开始在中土逐渐兴盛的过程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汤一介说：“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开始时是依附于中国原有文化，才得以流传，并发生影响。”变文作为传播佛教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就产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高僧传》载：“昔佛法初传，于是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杂序因缘”的内容应为讲述佛经中的故事，“傍引譬喻”应为征引传统史传中可以用来说明佛教道理的故事。李小荣在《弘明集》卷一《正诬论》中找到一条内典中使用“变文”一词的记载：“若怀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皆经传、变文讥贬累见。故会宋之盟，抑楚而先晋者，疾衷甲之诈，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敌之怨惠，不及后嗣，恶止其身，四重罪不滥，此百王之明制，经国之令典也。”他认为：“《正诬论》中即提供了一个‘变文’实例：释教在宣扬‘恶止其身’、‘四重罪不滥’的教义时，便举‘会宋之盟’的故事为证。……在作者所揭橥的这个‘变文’里，主题是宣扬佛理，劝人为善，材料却从外典中撷取。因此相对于佛经本文而言已发生了极大的变易。而且，佛教变文产生之初，就与儒家经传有关联，深深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正诬论》中的“变文”应与《高僧传》中说的“傍引譬喻”是同一回事。从现存文献看，“变文”有佛教类的和史传类的，它们的产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二 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
看图讲故事的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伏俊琏先生用大量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变文的看图讲诵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存在”的事实。
传世文献记载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故事图画，如《山海经》中有禹鼎图像的说明文字、殷纣的“宫墙文画”、《淮南子·主术》中“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的故事画、屈原《天问》中反映的楚宗庙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描绘的灵光殿壁画等。新发现的岩画或出土的陶器画、画像砖石、壁画及漆画、帛画中的大量故事画，如内蒙古阴山地区乌斯太沟附近发现的岩画、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中众多的历史故事画等。伏先生认为：“其时有数量不少的文献赞颂英雄圣主，讲诵故事，描述情节，语言上节奏感强，韵律和谐，明显带有讲诵的遗迹；甚至还有图画和赞诗合为一体的作品。先秦两汉时期与故事图画相配合的文体，与敦煌石室出土的俗赋极其类似。所以，看图讲故事是俗赋传播的方式之一。秦汉俗赋是变文的源头之一，变文的看图讲故事正是从早期俗赋发展而来的”。“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有关史料，知道早在那个时期中国就有了看图讲故事的技艺，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变文是在中国固有文艺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借用这种形式诱导听众，宣传教义，因而促使其更加成熟，更加繁荣昌盛”。
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继续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多后世变文讲唱的题材，如关于伍子胥的有《伍子胥图一卷》、《伍胥水战图》、晋卫协的《史记伍子胥图》等；关于董永、舜子、秋胡等孝子的图画有《孝经秘图》、《孝经左契图》、《孝经雌雄图》、《孝经谶图》、晋谢稚的《孝子图》和《孝经图》、南齐戴蜀的《孝子图》等；关于孟姜女等列女的图画有晋明帝《列女二》和《史记列女图二》、晋卫协的《史记列女图》和《小列女》、晋谢稚的《列女仁智图》和《列女图》等。由此可见，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是变文产生和成熟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追求“奇”、“变”的审美倾向
从魏晋到隋唐，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在题材上显示了追求“奇”的审美倾向。从魏晋至隋唐时期，志怪小说数量之大，参与的作家之多，足以令人惊叹。在这些作品中，记载了大量的奇异的事情。后世书目或史书对它们的内容多有评价，如关于陈翰的《异闻集》，《郡斋读书志》云：“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关于薛用弱的《集异记》，《郡斋读书志》云：“集隋唐间谲诡之事，一题《古异记》。”关于牛僧孺的《玄怪录》，明高儒《百川书志》云：“隋唐神奇鬼异之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又总结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其文虽与他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这类作品的大量涌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尚“奇”。在这样的风气中，出现演义佛经和史传奇异故事的变文就完全成为了可能。
同时，从魏晋到隋唐艺术创作领域一直存在着革新的潮流。这一时期，诗歌方面出现了变曲，绘画方面出现了变相。下面我们以变曲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
变曲出现的时代在晋宋齐时期。《乐府诗集》载的早期《子夜四时歌》分别是“晋宋齐辞”七十五首、梁武帝的七首、梁王金珠的八首；《乐府诗集》又载《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它们“皆晋宋辞”；梁王金珠作有《子夜变歌》、《欢闻变歌》，并且关于《欢闻变歌》，《古今乐录》载：“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否’？声既凄苦，因以名之。”晋穆帝卒于升平（361年）五年五月，可见《欢闻变歌》产生在此前不久。
变曲是变体。《乐府诗集》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下注曰“晋宋齐辞”，并注解说：“《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皆曲之变”说的是它们都是《子夜歌》的变体。《子夜歌》本为晋曲，“声过哀苦”，至《子夜四时歌》发展为“四时行乐之词”，成为《子夜歌》的“变曲”，和《子夜四时歌》一样的还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它们虽然在名字上还保留有“子夜……歌”，但在音乐和歌词内容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是《子夜歌》曲的变体。变曲的出现，是当时艺术创作领域的一次创新，它对变文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从变体这一角度看，变曲和变文是一致的，并且，“子夜变歌”这样的题目，与变文中“舜子至孝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等题目的命名方式也完全一样，说明变文对变曲有借鉴吸收的成分。当然，变曲与变文之间还有很多大联系，这方面富世平在《变文与变曲的关系考论》有详细的考论，此不再赘言。从魏晋到隋唐，艺术领域追求艺术形式新变的潮流一直不断，变曲、变相等的出现和流行是明显的例子。
四 唐代并蓄兼收的时代风气促使了变文的成熟和繁荣
变文产生于隋代以前，但它的成熟与繁荣却在唐代。《降魔变》中提到唐玄宗尊号：“伏惟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由此推断《降魔变》产生在748年五月至749年闰六月之间。它是现存写卷中所知最早的完全成熟的变文。那么，为什么到唐代成熟的变文才产生呢？笔者以为这和唐代的时代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变文的成熟体现了唐代的文化特点，正如张广达认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做到了并蓄兼收的朝代……研究唐代历史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营养”，“对中国文化起补缺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易被吸收，被吸收的东西都经过改造，这是唐代文化汇聚的最大特色”。变文作为一种配图讲唱故事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而且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如印度山奇、巴尔胡特等地现存有公元前二三世纪的表现佛本生故事的佛教浮雕。并且在佛经中也有依据图画讲故事的例子，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八云：“尔时世尊才涅后。大地震动流星昼现诸方炽然。于虚空中诸天击鼓。时具寿大迦摄波在王舍城羯兰铎迦他竹园中……我今宜可豫设方便，即依次第而为陈说：仁今疾可诣一园中，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如来一代所有化迹即图画已……躬诣芳园所观其图画，时现已，问行雨言：‘此述何事？’彼即次第为王陈说，一如图画，如从睹史降身母胎，终至双林北首而卧。”
以上部分是笔者对促使敦煌变文产生与成熟因素的一些看法。
注：本文系本人主持《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述》（09YJC
751071）的相关成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令狐德芬：《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3]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
[4] 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伏俊琏：《俗赋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伏俊琏：《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8]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0]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献出版社，1957年版。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 富世平：《变文与变曲的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14] 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李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1987年版。
[15] 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16] 《大正藏》（卷二十四），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
作者简介：王伟琴，女，1974—，河南获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敦煌文学与文献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敦煌变文 产生 成熟 原因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敦煌变文是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一种配图讲唱故事的综合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和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促使它产生、成熟的因素很多，本文拟从佛教的流行及其中国化、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上追求“奇”、“变”的审美倾向；唐代并蓄兼收的时代风气等方面来探讨。
一 佛教的流行及其中国化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兴盛的时期，《隋书》载：“太始（265-274）中，有月氏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而至隋代，佛教已经相当流行，《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581），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从晋代开始在中土逐渐兴盛的过程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汤一介说：“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开始时是依附于中国原有文化，才得以流传，并发生影响。”变文作为传播佛教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就产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高僧传》载：“昔佛法初传，于是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杂序因缘”的内容应为讲述佛经中的故事，“傍引譬喻”应为征引传统史传中可以用来说明佛教道理的故事。李小荣在《弘明集》卷一《正诬论》中找到一条内典中使用“变文”一词的记载：“若怀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皆经传、变文讥贬累见。故会宋之盟，抑楚而先晋者，疾衷甲之诈，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敌之怨惠，不及后嗣，恶止其身，四重罪不滥，此百王之明制，经国之令典也。”他认为：“《正诬论》中即提供了一个‘变文’实例：释教在宣扬‘恶止其身’、‘四重罪不滥’的教义时，便举‘会宋之盟’的故事为证。……在作者所揭橥的这个‘变文’里，主题是宣扬佛理，劝人为善，材料却从外典中撷取。因此相对于佛经本文而言已发生了极大的变易。而且，佛教变文产生之初，就与儒家经传有关联，深深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正诬论》中的“变文”应与《高僧传》中说的“傍引譬喻”是同一回事。从现存文献看，“变文”有佛教类的和史传类的，它们的产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二 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
看图讲故事的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伏俊琏先生用大量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变文的看图讲诵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存在”的事实。
传世文献记载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故事图画，如《山海经》中有禹鼎图像的说明文字、殷纣的“宫墙文画”、《淮南子·主术》中“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的故事画、屈原《天问》中反映的楚宗庙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描绘的灵光殿壁画等。新发现的岩画或出土的陶器画、画像砖石、壁画及漆画、帛画中的大量故事画，如内蒙古阴山地区乌斯太沟附近发现的岩画、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中众多的历史故事画等。伏先生认为：“其时有数量不少的文献赞颂英雄圣主，讲诵故事，描述情节，语言上节奏感强，韵律和谐，明显带有讲诵的遗迹；甚至还有图画和赞诗合为一体的作品。先秦两汉时期与故事图画相配合的文体，与敦煌石室出土的俗赋极其类似。所以，看图讲故事是俗赋传播的方式之一。秦汉俗赋是变文的源头之一，变文的看图讲故事正是从早期俗赋发展而来的”。“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有关史料，知道早在那个时期中国就有了看图讲故事的技艺，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变文是在中国固有文艺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借用这种形式诱导听众，宣传教义，因而促使其更加成熟，更加繁荣昌盛”。
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继续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多后世变文讲唱的题材，如关于伍子胥的有《伍子胥图一卷》、《伍胥水战图》、晋卫协的《史记伍子胥图》等；关于董永、舜子、秋胡等孝子的图画有《孝经秘图》、《孝经左契图》、《孝经雌雄图》、《孝经谶图》、晋谢稚的《孝子图》和《孝经图》、南齐戴蜀的《孝子图》等；关于孟姜女等列女的图画有晋明帝《列女二》和《史记列女图二》、晋卫协的《史记列女图》和《小列女》、晋谢稚的《列女仁智图》和《列女图》等。由此可见，秦汉以来看图讲故事技艺的成熟是变文产生和成熟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追求“奇”、“变”的审美倾向
从魏晋到隋唐，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在题材上显示了追求“奇”的审美倾向。从魏晋至隋唐时期，志怪小说数量之大，参与的作家之多，足以令人惊叹。在这些作品中，记载了大量的奇异的事情。后世书目或史书对它们的内容多有评价，如关于陈翰的《异闻集》，《郡斋读书志》云：“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关于薛用弱的《集异记》，《郡斋读书志》云：“集隋唐间谲诡之事，一题《古异记》。”关于牛僧孺的《玄怪录》，明高儒《百川书志》云：“隋唐神奇鬼异之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又总结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其文虽与他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这类作品的大量涌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尚“奇”。在这样的风气中，出现演义佛经和史传奇异故事的变文就完全成为了可能。
同时，从魏晋到隋唐艺术创作领域一直存在着革新的潮流。这一时期，诗歌方面出现了变曲，绘画方面出现了变相。下面我们以变曲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
变曲出现的时代在晋宋齐时期。《乐府诗集》载的早期《子夜四时歌》分别是“晋宋齐辞”七十五首、梁武帝的七首、梁王金珠的八首；《乐府诗集》又载《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它们“皆晋宋辞”；梁王金珠作有《子夜变歌》、《欢闻变歌》，并且关于《欢闻变歌》，《古今乐录》载：“欢闻变歌者，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闻否’？声既凄苦，因以名之。”晋穆帝卒于升平（361年）五年五月，可见《欢闻变歌》产生在此前不久。
变曲是变体。《乐府诗集》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下注曰“晋宋齐辞”，并注解说：“《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皆曲之变”说的是它们都是《子夜歌》的变体。《子夜歌》本为晋曲，“声过哀苦”，至《子夜四时歌》发展为“四时行乐之词”，成为《子夜歌》的“变曲”，和《子夜四时歌》一样的还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它们虽然在名字上还保留有“子夜……歌”，但在音乐和歌词内容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是《子夜歌》曲的变体。变曲的出现，是当时艺术创作领域的一次创新，它对变文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从变体这一角度看，变曲和变文是一致的，并且，“子夜变歌”这样的题目，与变文中“舜子至孝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等题目的命名方式也完全一样，说明变文对变曲有借鉴吸收的成分。当然，变曲与变文之间还有很多大联系，这方面富世平在《变文与变曲的关系考论》有详细的考论，此不再赘言。从魏晋到隋唐，艺术领域追求艺术形式新变的潮流一直不断，变曲、变相等的出现和流行是明显的例子。
四 唐代并蓄兼收的时代风气促使了变文的成熟和繁荣
变文产生于隋代以前，但它的成熟与繁荣却在唐代。《降魔变》中提到唐玄宗尊号：“伏惟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由此推断《降魔变》产生在748年五月至749年闰六月之间。它是现存写卷中所知最早的完全成熟的变文。那么，为什么到唐代成熟的变文才产生呢？笔者以为这和唐代的时代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变文的成熟体现了唐代的文化特点，正如张广达认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做到了并蓄兼收的朝代……研究唐代历史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营养”，“对中国文化起补缺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易被吸收，被吸收的东西都经过改造，这是唐代文化汇聚的最大特色”。变文作为一种配图讲唱故事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而且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如印度山奇、巴尔胡特等地现存有公元前二三世纪的表现佛本生故事的佛教浮雕。并且在佛经中也有依据图画讲故事的例子，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八云：“尔时世尊才涅后。大地震动流星昼现诸方炽然。于虚空中诸天击鼓。时具寿大迦摄波在王舍城羯兰铎迦他竹园中……我今宜可豫设方便，即依次第而为陈说：仁今疾可诣一园中，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如来一代所有化迹即图画已……躬诣芳园所观其图画，时现已，问行雨言：‘此述何事？’彼即次第为王陈说，一如图画，如从睹史降身母胎，终至双林北首而卧。”
以上部分是笔者对促使敦煌变文产生与成熟因素的一些看法。
注：本文系本人主持《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述》（09YJC
751071）的相关成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令狐德芬：《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3]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
[4] 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三联书店，2002年版。
[5] 伏俊琏：《俗赋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伏俊琏：《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8]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0]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献出版社，1957年版。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 富世平：《变文与变曲的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14] 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李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1987年版。
[15] 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16] 《大正藏》（卷二十四），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
作者简介：王伟琴，女，1974—，河南获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敦煌文学与文献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