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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教育》30年的历程中，我与之相伴了11年。
1984年7月初，我从华中师大教育系毕业，先是分配到河南省教育厅上班，5天后被省教育厅分派到河南教育社（现为河南教育报刊社），成了《河南教育》的一名编辑。这一天的许多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张先华老师把我从省教育厅接到省直二号楼3楼西头的编辑部，路上告诉我怎样当好一个编辑；主编邵彦力老师亲自到办公室给我要办公桌；办公室的司国荣老师忙上忙下为我领办公用品；副主编贾双虎老师耐心细致地给我讲业务分工和处理稿件的方法；办公室主任黄爱菊老师亲自给我安排住处、办记者证，并派罗华俊师傅用吉普车（当时社里最好的车）把我的书和行李送到招待所，帮助我顺利地安顿了下来。
那时《教育时报》还没创刊，《河南教育》承担着很重的新闻采访任务。我边了解、熟悉《河南教育》的内容和栏目，边跟随张先华、杨希祥老师学习采访，学写新闻稿，同时跟贾双虎、贾忠鹏、张国防老师学习组稿和编稿，工作紧张而充实。
在《河南教育》编辑部这个温馨、和谐的集体里，我受到了许多关照，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受到了温暖与快乐。也是在《河南教育》，我体会到了编辑的责任与编辑工作的艰辛。1985年11月，根据我省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管理人员急需教育理论知识的实际，编辑部决定自1986年1月开始，在《河南教育》上辟出20个页码（约占总页码的1/3），开设《教育理论培训教程》专栏，对全省的教育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教育理论方面的指导。该专栏由教育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三个学科组成，张国防老师负责约教育管理学方面的稿，我负责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接到任务离发稿还有20多天时间，我和张老师一起马不停蹄地到北师大、华中师大、湖南师大、湖南教育学院、河南大学、河南教育学院组稿。从收到的前两期稿子看，大部分稿件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学术气太浓、理论性太强，不符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要求。有的稿件通篇都是冗长的、理论性极强的句子，很难让一线的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理解。因急等发稿，让作者修改的话，时间已来不及，张老师和我就自己修改、抄写。每经一审，都要抄写一遍。记得有一篇7000多字的心理学方面的稿子，从原稿到排版稿我一共修改、抄写了6遍，时常抄到凌晨三四点钟。
现在有电脑太方便了，怎么改都可以。当时没电脑，全是手写、手抄、手工铅字排版。稿件三审之后，责任编辑要重新在稿纸上抄一遍，达到齐、清、净，不能有差错。编辑抄完稿件还要“标行”，即从每段的第一个字开始查，第一行20字（包括标点），从第二行开始，每行22个字，每数一行就要用铅笔画一条斜线。一段最后剩余的字（22个字以内）算一行，在段尾画两条斜线。“标行”之后，还要在每一段的旁边注明行数，在文末表明每篇稿件的总行数（含标题预留行数），然后送印刷厂。校对时只准改个别字词和标点，原则上不能加行，更不能把这一页的内容推到下一页，因为推页会大大增加排版工人的工作量，按合同规定是要给印刷厂加钱的。
现在说起来像讲故事，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严格的工作流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严谨的工作作风，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
1987年，为配合省教委（现在的省教育厅）在中小学教师中进行专业合格证书考试的要求，《河南教育》开辟了《教师〈专业合格证书〉考试指导》专栏，由副主编冯振山老师、副主编朱应柱老师和我三人负责编辑。他们两个人负责数学、语文方面的稿件，我负责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1990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的精神，《河南教育》在主编郭成立老师的领导下，确立了“三块一点缀”的新的内容结构体系。“三块”中有一个开全国教育机关报刊先河的“当代班主任”板块，由副主编朱根发、高杨和我负责编辑，共有十几个栏目，我主要负责《班队工作探新》《队旗飘飘》《辅导员沙龙》《学生心理漫话》以及《教育新论》栏目。在此后4年多的编辑实践中，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教育专家和班主任少先队工作专家，如朱永新、王启康、钟启泉、班华、段镇、张先翱、孙云晓、卢勤、王宝祥、苏学恕、唐云增，等等。他们渊博的知识、勤奋好学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谦和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是我的作者，而且还和我成了朋友。如唐云增老师，我们1990年相识，唐老师先后给我写了多篇稿子。唐老师为人宽厚，人脉关系很好。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对班集体建设事业的痴迷与追求——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一刻没有停止过。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还在班集体建设园地里不懈地耕耘着，其精神令人感动。快20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与朱永新先生相识于1988年，那是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心理学会议上，朱先生的发言观点很新颖，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会后，我向朱先生约稿，朱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此后，朱先生给我写了多篇有影响的稿件。朱先生很重友情，身为大家，却从不摆架子，稿件每约必写，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他每有喜讯，总是早早告诉我，让我分享他的快乐；每有大作出版，总是给我寄一本。令我感动的是，朱先生工作非常忙，可每年春节总不忘给我寄一张贺卡，一寄就是20年，即便后来他当了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也没有间断。
时光匆匆，转眼离开《河南教育》已13年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在《河南教育》度过的，看到《河南教育》越办越好，看到当年开办的“当代班主任”板块还在创新中继续着，我感到莫大的快慰。临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每每回想起在《河南教育》这段难忘的经历，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留下了我的足迹，孕育了我的收获，凝聚着我的爱，寄托着我的情。
（本栏责编 流 水）
1984年7月初，我从华中师大教育系毕业，先是分配到河南省教育厅上班，5天后被省教育厅分派到河南教育社（现为河南教育报刊社），成了《河南教育》的一名编辑。这一天的许多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张先华老师把我从省教育厅接到省直二号楼3楼西头的编辑部，路上告诉我怎样当好一个编辑；主编邵彦力老师亲自到办公室给我要办公桌；办公室的司国荣老师忙上忙下为我领办公用品；副主编贾双虎老师耐心细致地给我讲业务分工和处理稿件的方法；办公室主任黄爱菊老师亲自给我安排住处、办记者证，并派罗华俊师傅用吉普车（当时社里最好的车）把我的书和行李送到招待所，帮助我顺利地安顿了下来。
那时《教育时报》还没创刊，《河南教育》承担着很重的新闻采访任务。我边了解、熟悉《河南教育》的内容和栏目，边跟随张先华、杨希祥老师学习采访，学写新闻稿，同时跟贾双虎、贾忠鹏、张国防老师学习组稿和编稿，工作紧张而充实。
在《河南教育》编辑部这个温馨、和谐的集体里，我受到了许多关照，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受到了温暖与快乐。也是在《河南教育》，我体会到了编辑的责任与编辑工作的艰辛。1985年11月，根据我省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管理人员急需教育理论知识的实际，编辑部决定自1986年1月开始，在《河南教育》上辟出20个页码（约占总页码的1/3），开设《教育理论培训教程》专栏，对全省的教育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教育理论方面的指导。该专栏由教育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三个学科组成，张国防老师负责约教育管理学方面的稿，我负责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接到任务离发稿还有20多天时间，我和张老师一起马不停蹄地到北师大、华中师大、湖南师大、湖南教育学院、河南大学、河南教育学院组稿。从收到的前两期稿子看，大部分稿件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学术气太浓、理论性太强，不符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要求。有的稿件通篇都是冗长的、理论性极强的句子，很难让一线的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理解。因急等发稿，让作者修改的话，时间已来不及，张老师和我就自己修改、抄写。每经一审，都要抄写一遍。记得有一篇7000多字的心理学方面的稿子，从原稿到排版稿我一共修改、抄写了6遍，时常抄到凌晨三四点钟。
现在有电脑太方便了，怎么改都可以。当时没电脑，全是手写、手抄、手工铅字排版。稿件三审之后，责任编辑要重新在稿纸上抄一遍，达到齐、清、净，不能有差错。编辑抄完稿件还要“标行”，即从每段的第一个字开始查，第一行20字（包括标点），从第二行开始，每行22个字，每数一行就要用铅笔画一条斜线。一段最后剩余的字（22个字以内）算一行，在段尾画两条斜线。“标行”之后，还要在每一段的旁边注明行数，在文末表明每篇稿件的总行数（含标题预留行数），然后送印刷厂。校对时只准改个别字词和标点，原则上不能加行，更不能把这一页的内容推到下一页，因为推页会大大增加排版工人的工作量，按合同规定是要给印刷厂加钱的。
现在说起来像讲故事，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严格的工作流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严谨的工作作风，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
1987年，为配合省教委（现在的省教育厅）在中小学教师中进行专业合格证书考试的要求，《河南教育》开辟了《教师〈专业合格证书〉考试指导》专栏，由副主编冯振山老师、副主编朱应柱老师和我三人负责编辑。他们两个人负责数学、语文方面的稿件，我负责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1990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的精神，《河南教育》在主编郭成立老师的领导下，确立了“三块一点缀”的新的内容结构体系。“三块”中有一个开全国教育机关报刊先河的“当代班主任”板块，由副主编朱根发、高杨和我负责编辑，共有十几个栏目，我主要负责《班队工作探新》《队旗飘飘》《辅导员沙龙》《学生心理漫话》以及《教育新论》栏目。在此后4年多的编辑实践中，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教育专家和班主任少先队工作专家，如朱永新、王启康、钟启泉、班华、段镇、张先翱、孙云晓、卢勤、王宝祥、苏学恕、唐云增，等等。他们渊博的知识、勤奋好学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谦和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是我的作者，而且还和我成了朋友。如唐云增老师，我们1990年相识，唐老师先后给我写了多篇稿子。唐老师为人宽厚，人脉关系很好。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对班集体建设事业的痴迷与追求——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一刻没有停止过。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还在班集体建设园地里不懈地耕耘着，其精神令人感动。快20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与朱永新先生相识于1988年，那是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心理学会议上，朱先生的发言观点很新颖，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会后，我向朱先生约稿，朱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此后，朱先生给我写了多篇有影响的稿件。朱先生很重友情，身为大家，却从不摆架子，稿件每约必写，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他每有喜讯，总是早早告诉我，让我分享他的快乐；每有大作出版，总是给我寄一本。令我感动的是，朱先生工作非常忙，可每年春节总不忘给我寄一张贺卡，一寄就是20年，即便后来他当了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也没有间断。
时光匆匆，转眼离开《河南教育》已13年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在《河南教育》度过的，看到《河南教育》越办越好，看到当年开办的“当代班主任”板块还在创新中继续着，我感到莫大的快慰。临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每每回想起在《河南教育》这段难忘的经历，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留下了我的足迹，孕育了我的收获，凝聚着我的爱，寄托着我的情。
（本栏责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