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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怎么办？》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经典文献，列宁在文中从导向、主体、方法三个维度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经济派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思想建设以完成党内自我“清洗”、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发挥职业革命家组织、工人群众及其他革命力量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开展理论斗争、理论灌输和全面的政治揭露。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锻造一支团结统一、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列宁；《怎么办？》
中图分类号：A82；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19-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频繁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学生游行，这预示着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高潮即将来临，迫切需要极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阻碍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列宁写作《怎么办？》一文，对深受德国伯恩施坦主义影响的以马尔丁诺夫等人为代表的俄国经济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扫除障碍。列宁在文中分别从导向、主体、方法三个维度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经济派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启发。
一、导向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意义
党的思想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识。列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①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对这一问题却莫衷一是，列宁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批评自由”的口号是“猴子式”的低级模仿，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完成自我清洗。
经济派在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上公然宣称：“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②“批评自由”和它在俄国的新拥护者们在理论上有德国伯恩施坦的一大套“新”论据和“新”理由提供支撑，实践上视法国米勒兰入阁为楷模，在当时甚为时髦。但经济派所谓的“批评自由”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肆意攻击的自由，将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变为改良的党、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变成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社会主义俄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批评自由”是德国机会主义派别在俄国的变种。德国机会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鼓吹“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否认阶级矛盾激化的事实，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性，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派“批评自由”的主张亦如此。其次，“批评自由”是典型又失败的教条主义。经济派看不到工人自发斗争的积极性而是一味压制这种积极性，不懂得对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套用德国的方案。列宁说经济派的这种做法是不懂得对症下药，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简直就是动物式的低级模仿。第三，“批评自由”是折中主义的虚伪表现。经济派借“批评自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看似彻底而坚决，但为什么会拒绝别人的批评、为什么会害怕公开自己的主张呢？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当然只能是遮遮掩掩。通过上述尖锐而深刻的党内批判，能够使党在思想建设中走出“泥潭”并“清洗”自己。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崇拜斗争的自发性是“真正的大不幸”，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指导工人运动。
工人的反抗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列宁对工人自发和自觉的斗争都寄予殷切希望，认为自发因素是自觉因素的萌芽状态，从自发到自觉代表工人运动进步的趋势。社会民主党人的使命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担当先锋，带领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工人的反抗经历了自发罢工、捣毁机器、提出明确要求等阶段，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显示出高涨的自发性。而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的“自发高潮”，已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分歧的实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将引导工人运动走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个是纯粹工联主义的工人反抗，另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经济派代表人物尔·姆公开宣称：“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③ 其目的是无限期延长工人的自发斗争，因为经济派始终抗拒革命，始终认为新社会制度将自发产生。列宁则认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④ 他还批判经济派的态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绝望的复仇”，是企图让自发的工人运动走上工联主义的道路，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是“真正的大不幸”。因此，列宁主张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此来完成从政治上教育工人的任务，指导工人运动不断发展。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是“奴隶般的顺从”，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避免遭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
经济派过于崇拜工人斗争的自发性，必然轻视自觉因素的作用。他们甚至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上公然宣称：“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战斗！”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工人运动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水平上，无法实现阶级解放的目的。19世纪英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由于受到了工联主义的影响，始终停留在低水平的获取眼前经济实惠的阶段，以致滑向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深渊。对于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的态度，列宁批判道：“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⑤ 原因有三，一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尚是年轻的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尚无先例，且缺乏足够的经验、条件、队伍等必备资源，加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社会主义运动自身软弱；二是资本主义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传播方面占据优势，致使其能够占据上风；三是若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只能是工联主义的政治，即“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自身的革命意识淡漠无疑助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可见，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的做法就好像是在刻意地顺从，甘愿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并自得其乐。故此，列宁在对经济派的批判中阐明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重要性。 二、主体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要聚合多方力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合力指向，即“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⑥，推动事物的发展。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政党活动，尤其要汇聚多方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经济派由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误入歧途。列宁对其错误认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鼓吹反抗斗争继续依靠的工人组织终将沦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注重发挥革命家组织的作用。
职业革命家组织在政党活动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列宁宣称：“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面对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经济派却鼓吹反抗斗争继续依靠“工人组织”发展下去，继续停留在经济斗争的阶段，抑制工人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这无异于扼杀工人群众日渐高昂的斗志，结果必将是被资产阶级颠覆，亦即列宁所言的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这是因为工人组织内部难以自发产生进步的知识，反而会被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所俘获。列宁对经济派的这种鼓吹进行了愤怒而痛心的批判，并结合俄国的特殊状况对职业革命家组织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须是秘密的。列宁认为在封建的、专制的俄国要想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简直是“毫无意义而且有害的兒戏”，还批判持有此意的经济派真是“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其次，必须是广泛的。唯有如此，才能够广泛地深入群众并投入群众的政治运动中，进而吸纳群众加入到革命中来。列宁明确提出，“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⑦ 再次，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列宁列举了非常重要的两个选拔条件，一个是能力，另一个是道德，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职业革命家组织必须具备“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⑧ 等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兼具对资产阶级势力的憎恨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真诚热爱的道德观念。唯有充分发挥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积极作用，才能够锤炼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不善于利用革命力量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强调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不同职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反抗斗志高昂，迫切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领导工人斗争。而经济派并不这样认为，马尔丁诺夫就谈道：“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⑨ 他的论述是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⑩ 的曲解式阐述。普列汉诺夫意在表明宣传员和鼓动员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不同职责，而马尔丁诺夫的本意则是：对工人群众的理论宣传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鼓动工人进行单纯的经济反抗。这样做的后果已然可见，工人的反抗会在高涨的热情中趋向盲动，不过是充当了为资产阶级改良而煽风的“尾巴”。列宁在对经济派的批判中强调，随着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更加急迫地需要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自觉，需要充分发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各自不同的作用。一是理论家，主要从事专业性的学理、规律、政策性的研究，提出阶级斗争的口号和目标；二是宣传员，主要从事以专业性为主并适当关照通俗性的理论宣传，目的在于使一部分人能够理解理论家的深奥思想，并使这部分人能够在斗争中担当革命先锋，列宁认为考茨基和拉法格就是宣传家；三是鼓动员，主要从事以通俗性为主并适当关照专业性的口头宣传，通过大量生动、真实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列宁认为倍倍尔和盖得就是这样的鼓动员；四是组织者，主要组织具体的革命斗争，将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主张付诸行动。除此之外，列宁还强调，上述工作并非全然割裂的，“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深化党的思想建设。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推崇的“手工业方式”是“不体面”和“幼稚”的，强调党的思想建设既要发挥革命家组织的作用，也要发动工人群众。
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极富创造性和自觉性的政党活动，不仅是革命家组织的事情，也须要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经济派主张采用“手工业方式”，认为“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极力压制工人的反抗和党的理论自觉。在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经济派认为革命家组织完全可以“代替大家动脑筋”，这意味着工人群众可以不必参加革命运动，将革命家组织与群众运动相脱离。对此，列宁指出：“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派推崇的“手工业方式”是非常幼稚的。列宁概括指出，“手工业方式”具有如下特点：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革命规模狭小、崇拜自发性等，要么表现为机会主义的经济派，要么表现为恐怖主义的革命派，都不能培育起党的理论自觉，也不能理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列宁阐明了革命家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他认为，党的思想建设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全面的政治揭露，另一方面是工人群众高涨的革命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所以说，党的思想建设绝不是脱离工人群众的革命家组织的“独奏”，更不是远离革命家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闹腾”，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建设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
三、方法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要多措并举 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肃清党内思想分歧，指导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发展，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首要任务。对此，列宁就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行了批判式阐述。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主张调和的做法会导致党的僵化，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开展理论斗争。
在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出现了分歧，体现为改良的理论和革命的理论之间的论争，这关乎俄国的前途命运。《火星报》在其出版声明中就严正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必须要开展理论斗争。经济派认为最重要的是引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理论的问题无关紧要，还宣扬“使每一个卢布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都更加实惠”，实质是主张以有限的经济反抗来调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列宁非常不赞同经济派忽视理论问题的错误态度，他强调：“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 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理论斗争的要求。一是理论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列宁认为：“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也就是说，理论斗争应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社会阶层的每一个角落。二是理论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列宁指出，理论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分歧、统一思想，而不是为了争得“鱼死网破”。在必要的历史时期，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蜜月式”的有条件的联盟也是理论斗争的有效方式。党的思想建设就是在理论斗争中清除思想谬误、树立思想正确，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夸大意识形态自发作用的认识是“极大的错误”，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进行理论灌输。
如果说理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分清莠草和小麦，那么理论灌输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会除草又会割小麦的人。恩格斯站在理论科學性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经济派在这一问题上却夸大了意识形态对工人的自发作用，认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列宁对经济派的认识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这是极大的错误”。除此之外，列宁还对理论灌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应关照党员队伍更替。他认为：“‘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必须开展理论灌输，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次，应关照工人的理论需求。工人在自发的反抗中也会感到迷茫，却受限于自身的阶级状况，难以生成科学的理论，需要接受系统的理论灌输。第三，应持之以恒地进行。列宁在很多场合都曾谈到，理论灌输的内容应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应深入工人、农民、小商贩等一切阶层，更应持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只有这样，理论灌输才能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主张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是半截子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观，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开展全面的政治揭露。
开展全面、深刻的揭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方法。在俄国当时的阶级矛盾中，社会民主党内的各个派别都主张进行必要的揭露，但在程度、范围、内容上存在分歧。经济派认为，以经济揭露的方式鼓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可以采用传单、揭露性的出版物等形式来进行。列宁同样认为经济揭露很有必要，是工人反抗的“宣战书”，“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经济派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揭露，但排斥政治揭露，且在实际的工作中极力缩小了政治鼓动的范围，助长了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列宁则认为：“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 为了完成党的这一任务，创办党报党刊的作用好比是宣传的讲坛、校准的基线、建筑物的脚手架和助燃的鼓风机，且创办全俄政治报是能够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优选方法，决非经济派所说的“文人习气”。除此之外，列宁还对全俄政治报提出要求。首先，应担当党的理论的“传动装置”。全俄政治报是党报，更是党的思想建设在当时最为有效的形式，应贯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主张，而不是沦为其他什么派别的附庸，特别是要能够在危机时刻挽救党的威望。其次，应关注重大叙事。列宁认为：“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进而在全俄范围内激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第三，应面向工人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自说自话，应在全面深刻的揭露中培养起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说，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开展全面的政治揭露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肃清党内思想分歧的有效方法，而全俄政治报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载体。
四、现实启示
思想建设是新时代推进“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是党的其他建设的基础。对此，习近平强调：“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如前所述，列宁在《怎么办？》中对为什么要加强以及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批判式阐述，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启示。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之以恒地加强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理论犹如一面旗帜，我们决不能改旗易帜，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明确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质，即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全体党员要在持续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讲党性也要讲人民性。一方面，要讲党性。习近平要求：党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全体党员的思想贯彻和行动践履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讲人民性。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党的思想来源于人民的实践，特别是要观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高要求；二是党的思想建设成果要由人民检验，以不断校准党的思想建设的方向；三是党的思想建设需要人民的力量，尤其离不开人民的监督和建议。所以说，党的思想建设要充分凝聚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力量。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既要开展理论斗争，也要进行理论灌输。一方面，要敢于“亮剑”，同党内外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特别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不得含糊其辞，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善于“掌舵”，积极教育引导党员和全体人民。对此，习近平提出：要把服务同引导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要立足于党的思想建设，致力于锻造一支团结统一、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先锋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298、334、342、325、386、380、351、351、366、315、407、291、343、325、325、324、341、362—363、4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7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路媛，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23；王永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列宁；《怎么办？》
中图分类号：A82；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9-0019-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频繁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学生游行，这预示着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高潮即将来临，迫切需要极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阻碍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列宁写作《怎么办？》一文，对深受德国伯恩施坦主义影响的以马尔丁诺夫等人为代表的俄国经济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扫除障碍。列宁在文中分别从导向、主体、方法三个维度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经济派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启发。
一、导向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意义
党的思想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识。列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①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对这一问题却莫衷一是，列宁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批评自由”的口号是“猴子式”的低级模仿，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完成自我清洗。
经济派在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上公然宣称：“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②“批评自由”和它在俄国的新拥护者们在理论上有德国伯恩施坦的一大套“新”论据和“新”理由提供支撑，实践上视法国米勒兰入阁为楷模，在当时甚为时髦。但经济派所谓的“批评自由”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肆意攻击的自由，将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变为改良的党、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变成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社会主义俄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批评自由”是德国机会主义派别在俄国的变种。德国机会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鼓吹“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否认阶级矛盾激化的事实，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性，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派“批评自由”的主张亦如此。其次，“批评自由”是典型又失败的教条主义。经济派看不到工人自发斗争的积极性而是一味压制这种积极性，不懂得对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套用德国的方案。列宁说经济派的这种做法是不懂得对症下药，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简直就是动物式的低级模仿。第三，“批评自由”是折中主义的虚伪表现。经济派借“批评自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看似彻底而坚决，但为什么会拒绝别人的批评、为什么会害怕公开自己的主张呢？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当然只能是遮遮掩掩。通过上述尖锐而深刻的党内批判，能够使党在思想建设中走出“泥潭”并“清洗”自己。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崇拜斗争的自发性是“真正的大不幸”，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指导工人运动。
工人的反抗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列宁对工人自发和自觉的斗争都寄予殷切希望，认为自发因素是自觉因素的萌芽状态，从自发到自觉代表工人运动进步的趋势。社会民主党人的使命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担当先锋，带领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工人的反抗经历了自发罢工、捣毁机器、提出明确要求等阶段，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显示出高涨的自发性。而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的“自发高潮”，已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分歧的实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将引导工人运动走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个是纯粹工联主义的工人反抗，另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经济派代表人物尔·姆公开宣称：“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③ 其目的是无限期延长工人的自发斗争，因为经济派始终抗拒革命，始终认为新社会制度将自发产生。列宁则认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④ 他还批判经济派的态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绝望的复仇”，是企图让自发的工人运动走上工联主义的道路，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是“真正的大不幸”。因此，列宁主张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此来完成从政治上教育工人的任务，指导工人运动不断发展。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是“奴隶般的顺从”，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避免遭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
经济派过于崇拜工人斗争的自发性，必然轻视自觉因素的作用。他们甚至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上公然宣称：“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战斗！”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工人运动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水平上，无法实现阶级解放的目的。19世纪英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由于受到了工联主义的影响，始终停留在低水平的获取眼前经济实惠的阶段，以致滑向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深渊。对于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的态度，列宁批判道：“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⑤ 原因有三，一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尚是年轻的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尚无先例，且缺乏足够的经验、条件、队伍等必备资源，加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社会主义运动自身软弱；二是资本主义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传播方面占据优势，致使其能够占据上风；三是若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只能是工联主义的政治，即“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自身的革命意识淡漠无疑助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可见，经济派轻视自觉因素的做法就好像是在刻意地顺从，甘愿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并自得其乐。故此，列宁在对经济派的批判中阐明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重要性。 二、主体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要聚合多方力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合力指向，即“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⑥，推动事物的发展。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政党活动，尤其要汇聚多方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经济派由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误入歧途。列宁对其错误认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鼓吹反抗斗争继续依靠的工人组织终将沦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注重发挥革命家组织的作用。
职业革命家组织在政党活动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列宁宣称：“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面对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经济派却鼓吹反抗斗争继续依靠“工人组织”发展下去，继续停留在经济斗争的阶段，抑制工人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这无异于扼杀工人群众日渐高昂的斗志，结果必将是被资产阶级颠覆，亦即列宁所言的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这是因为工人组织内部难以自发产生进步的知识，反而会被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所俘获。列宁对经济派的这种鼓吹进行了愤怒而痛心的批判，并结合俄国的特殊状况对职业革命家组织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须是秘密的。列宁认为在封建的、专制的俄国要想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简直是“毫无意义而且有害的兒戏”，还批判持有此意的经济派真是“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其次，必须是广泛的。唯有如此，才能够广泛地深入群众并投入群众的政治运动中，进而吸纳群众加入到革命中来。列宁明确提出，“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⑦ 再次，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列宁列举了非常重要的两个选拔条件，一个是能力，另一个是道德，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职业革命家组织必须具备“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⑧ 等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兼具对资产阶级势力的憎恨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真诚热爱的道德观念。唯有充分发挥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积极作用，才能够锤炼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不善于利用革命力量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强调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不同职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反抗斗志高昂，迫切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领导工人斗争。而经济派并不这样认为，马尔丁诺夫就谈道：“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⑨ 他的论述是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⑩ 的曲解式阐述。普列汉诺夫意在表明宣传员和鼓动员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不同职责，而马尔丁诺夫的本意则是：对工人群众的理论宣传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鼓动工人进行单纯的经济反抗。这样做的后果已然可见，工人的反抗会在高涨的热情中趋向盲动，不过是充当了为资产阶级改良而煽风的“尾巴”。列宁在对经济派的批判中强调，随着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更加急迫地需要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自觉，需要充分发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各自不同的作用。一是理论家，主要从事专业性的学理、规律、政策性的研究，提出阶级斗争的口号和目标；二是宣传员，主要从事以专业性为主并适当关照通俗性的理论宣传，目的在于使一部分人能够理解理论家的深奥思想，并使这部分人能够在斗争中担当革命先锋，列宁认为考茨基和拉法格就是宣传家；三是鼓动员，主要从事以通俗性为主并适当关照专业性的口头宣传，通过大量生动、真实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列宁认为倍倍尔和盖得就是这样的鼓动员；四是组织者，主要组织具体的革命斗争，将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主张付诸行动。除此之外，列宁还强调，上述工作并非全然割裂的，“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深化党的思想建设。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推崇的“手工业方式”是“不体面”和“幼稚”的，强调党的思想建设既要发挥革命家组织的作用，也要发动工人群众。
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极富创造性和自觉性的政党活动，不仅是革命家组织的事情，也须要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经济派主张采用“手工业方式”，认为“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极力压制工人的反抗和党的理论自觉。在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经济派认为革命家组织完全可以“代替大家动脑筋”，这意味着工人群众可以不必参加革命运动，将革命家组织与群众运动相脱离。对此，列宁指出：“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派推崇的“手工业方式”是非常幼稚的。列宁概括指出，“手工业方式”具有如下特点：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革命规模狭小、崇拜自发性等，要么表现为机会主义的经济派，要么表现为恐怖主义的革命派，都不能培育起党的理论自觉，也不能理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列宁阐明了革命家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他认为，党的思想建设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全面的政治揭露，另一方面是工人群众高涨的革命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所以说，党的思想建设绝不是脱离工人群众的革命家组织的“独奏”，更不是远离革命家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闹腾”，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建设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
三、方法维度：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认识以阐明党的思想建设要多措并举 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肃清党内思想分歧，指导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发展，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首要任务。对此，列宁就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行了批判式阐述。
（一）列宁批判经济派主张调和的做法会导致党的僵化，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开展理论斗争。
在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出现了分歧，体现为改良的理论和革命的理论之间的论争，这关乎俄国的前途命运。《火星报》在其出版声明中就严正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必须要开展理论斗争。经济派认为最重要的是引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理论的问题无关紧要，还宣扬“使每一个卢布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都更加实惠”，实质是主张以有限的经济反抗来调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列宁非常不赞同经济派忽视理论问题的错误态度，他强调：“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 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理论斗争的要求。一是理论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列宁认为：“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也就是说，理论斗争应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社会阶层的每一个角落。二是理论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列宁指出，理论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分歧、统一思想，而不是为了争得“鱼死网破”。在必要的历史时期，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蜜月式”的有条件的联盟也是理论斗争的有效方式。党的思想建设就是在理论斗争中清除思想谬误、树立思想正确，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
（二）列宁批判经济派夸大意识形态自发作用的认识是“极大的错误”，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进行理论灌输。
如果说理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分清莠草和小麦，那么理论灌输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既会除草又会割小麦的人。恩格斯站在理论科學性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经济派在这一问题上却夸大了意识形态对工人的自发作用，认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列宁对经济派的认识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这是极大的错误”。除此之外，列宁还对理论灌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应关照党员队伍更替。他认为：“‘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必须开展理论灌输，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次，应关照工人的理论需求。工人在自发的反抗中也会感到迷茫，却受限于自身的阶级状况，难以生成科学的理论，需要接受系统的理论灌输。第三，应持之以恒地进行。列宁在很多场合都曾谈到，理论灌输的内容应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方面，应深入工人、农民、小商贩等一切阶层，更应持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只有这样，理论灌输才能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列宁批判经济派主张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是半截子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观，强调党的思想建设要开展全面的政治揭露。
开展全面、深刻的揭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方法。在俄国当时的阶级矛盾中，社会民主党内的各个派别都主张进行必要的揭露，但在程度、范围、内容上存在分歧。经济派认为，以经济揭露的方式鼓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可以采用传单、揭露性的出版物等形式来进行。列宁同样认为经济揭露很有必要，是工人反抗的“宣战书”，“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经济派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揭露，但排斥政治揭露，且在实际的工作中极力缩小了政治鼓动的范围，助长了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列宁则认为：“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 为了完成党的这一任务，创办党报党刊的作用好比是宣传的讲坛、校准的基线、建筑物的脚手架和助燃的鼓风机，且创办全俄政治报是能够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优选方法，决非经济派所说的“文人习气”。除此之外，列宁还对全俄政治报提出要求。首先，应担当党的理论的“传动装置”。全俄政治报是党报，更是党的思想建设在当时最为有效的形式，应贯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主张，而不是沦为其他什么派别的附庸，特别是要能够在危机时刻挽救党的威望。其次，应关注重大叙事。列宁认为：“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进而在全俄范围内激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第三，应面向工人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自说自话，应在全面深刻的揭露中培养起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说，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开展全面的政治揭露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肃清党内思想分歧的有效方法，而全俄政治报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载体。
四、现实启示
思想建设是新时代推进“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是党的其他建设的基础。对此，习近平强调：“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如前所述，列宁在《怎么办？》中对为什么要加强以及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批判式阐述，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启示。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之以恒地加强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理论犹如一面旗帜，我们决不能改旗易帜，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明确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质，即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全体党员要在持续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讲党性也要讲人民性。一方面，要讲党性。习近平要求：党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全体党员的思想贯彻和行动践履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讲人民性。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党的思想来源于人民的实践，特别是要观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高要求；二是党的思想建设成果要由人民检验，以不断校准党的思想建设的方向；三是党的思想建设需要人民的力量，尤其离不开人民的监督和建议。所以说，党的思想建设要充分凝聚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力量。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既要开展理论斗争，也要进行理论灌输。一方面，要敢于“亮剑”，同党内外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特别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不得含糊其辞，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善于“掌舵”，积极教育引导党员和全体人民。对此，习近平提出：要把服务同引导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要立足于党的思想建设，致力于锻造一支团结统一、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先锋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298、334、342、325、386、380、351、351、366、315、407、291、343、325、325、324、341、362—363、4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7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路媛，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23；王永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