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了。最大的变化之一可能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呈现放弃部分国际事务领导权的态势，世界开始热议中国的“世界领导作用”。一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崛起的态势更加明显，特朗普的出现则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扮演“领导型”角色的期待更高，这在周边地区有突出的反映。
　　从大国关系上看，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中俄关系持续提升，中欧关系有所发展，中日关系却无所改善，中印关系整体下滑。而中国能够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似乎也遭遇发展瓶颈：金砖国家合作面临内生性困难，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一时难以深化，二十国集团也有逐渐成为“清谈馆”的危险。
　　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优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有可能系统性地影响同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中国和周边大国的关系。2015年6月王毅外长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谈到：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其最大邻国中国的重新发展和崛起。看起来，日本在心态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中日关系当中的各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此有关。中国与周边大国之间普遍存在类似问题。毕竟，周边大国同中国地理上邻近，历史上存在各种纠葛，再加上现实存在的领土主权争议等问题，关系并不都是一片坦途。
　　2016年底中国的GDP约相当于美国的60%，已是日本的2.5倍、印度的5倍多、俄罗斯的8倍多。然而，却不见任何大国顺理成章地接受中国崛起。如果不考慮美国，中国已经在东亚形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单极体系”，因为中国的GDP比紧随其后的几个国家（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的总和都多。换言之，在经济意义上，不考虑美国的因素，在东亚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形成对中国的有效制衡。
　　经济实力上的优势事实上加大了中国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在金砖国家合作中，中国的GDP占比从2006年的50%上升到2016年的66%，越来越可能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正所谓块头越大，遭遇的疑虑越多。而在上合组织中，中国GDP占了整个组织的74%，更是难以推动组织内的经济整合。
　　同样在经济实力差距日趋悬殊的情况下，周边大国更多倾向于寻求与霸主美国进一步捆绑利益，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日本是最热心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国家。在特朗普退出TPP和放弃“亚太再平衡”后，日本和印度不得不寻求“自助”，同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发展更深层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外交越来越脱掉“独立自主”“不结盟”的表皮。十年前，中印能够携手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中印在金砖机制和二十国集团内部顺利开展合作。然而，随着中国优势凸显，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发生变化，在地区层面形成了更明显的竞争格局，印度目前所倡导的“亚洲多极化”其实是针对中国的。
　　周边小国显然更欢迎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给了它们另外做出选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南亚、中亚这样的地区体系里，中国的经济存在得到了小国的积极支持，从“一带一路”在它们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亚和中亚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同印度、俄罗斯的地区竞争性可能上升。南亚霸主印度已对此作出强力回应，推进“邻国第一”政策以及“香料之路”等倡议，与“一带一路”进行竞争，或明或暗地阻碍“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的实施。
　　东南亚地区缺乏一个明显的霸主，过去一直是通过寻求“大国平衡”来发挥东盟的影响力。过去美国的深度存在实现了这一地区的大致平衡，使东盟可以“小马拉大车”，但随着地区失衡程度加剧，东盟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也在慢慢丧失，新加坡采取的“大国平衡”政策就逐渐难以奏效。东盟国家将可能越来越难以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而中国将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实力优势逐渐形成，其他大国忧虑加重，多数小国却比较欢迎。当时的美国采取了国际制度下的权力自我约束，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现在，中国该如何运用自己与日俱增的实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