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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林毅夫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前往世界银行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是世界银行第一位“中国面孔”。彼时，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金融危机即将步入全面蔓延期。
2011年1月，林毅夫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独家专访。此时，全球经济正走在一条“基础依然薄弱”的复苏道路上，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世界银行最新的《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计为3.9%，2011年将放缓至3.3%，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可达6%，发达国家增长率也将有2.4%。
在与林毅夫面对面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如何看待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如何寻找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新出路”、“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与理论并推广”，成为贯穿整个访谈的核心内容。
林毅夫提出，必须打开稳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思路，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与政策“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而这里的投资，应该是指那些能够起到提高生产率水平、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
换言之，各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不过林毅夫表示，前提是“必须倡导一种全球同舟共济的精神”。
从一位过去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到现任著名国际组织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多来，身份与职务的转变，让林毅夫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更新一些的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成为林毅夫在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
复苏薄弱的根源：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低
2008年的那场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在各国政府有效积极的一致“救市”举措下，时至今日，全球经济正走在复苏的道路上，以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增长为主带动的全球经济，避免了可能的最糟情况的出现。
然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不断、发达经济体失业率高居不下；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不小的通胀压力……
正如林毅夫警告，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薄弱。
其根源何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哪些结构性问题仍有待解决？2008年的危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多，现在如果让您总结2008年那场危机，您将作何评价？
林毅夫：可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力甚至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大。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危机爆发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为什么会有次贷跟房地产的泡沫？有远因和近因。远因是在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认为市场本身就能够解决对金融机构的管理问题。这种放松带来了金融体系的很多创新，带来了金融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系统性的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经济应该会进入一段相对疲软的时期。为了避免经济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3月开始，18个月时间内，连续26次降息，利率从6.5%降低到1%，在低利率和次级债这种金融创新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出现繁荣，使美国经济很快就从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阴影下走出，恢复了增长。尽管这渡过了泡沫经济的破灭所带来的衰退，但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房地产泡沫。
值得庆幸的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这场危机爆发后各国很快形成了同舟共济的精神，2008年11月20国集团峰会便决定采取一致行动，由政府出面给金融机构提供援助，避免银行倒闭。另一个吸取1929年的经验教训是：即使国内失业提高、出口萎缩，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主义。
这两项政策让我们避免了最糟的可能状况出现。并在协同一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以中国最早。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2008年的全球危机又给我们留下了怎么样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呢？这对今后的全球经济局势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林毅夫：对于可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个人有三点体会。一是金融体系在强调竞争、强调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有合理的金融监管。靠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担心的道德风险的问题。
第二点认识是，当我们处理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必须着眼于未来可能的影响，避免给未来的经济埋下更大的隐患。
第三，要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在2008年之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以说进入到一段有史以来经济最好的时期。但是對金融、对房地产监管不力，造成了后来整个经济的崩盘问题。所以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也必须居安思危，随时提高警惕，对各种可能出现问题的征兆给予关注，不能掉以轻心。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提到，全球经济在2009年开始走上复苏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世行一直也在提醒这种复苏的不稳固性和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在这种不稳固性和不确定性背后，折射了全球经济格局中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林毅夫：确实，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不太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2008年以前的水平，去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011年估计会在6%，都是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固然从2009年萎缩3.4%，恢复到2010年2.8%左右的正增长，但实际上它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金融体系，危机之后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是在实体经济。
表面上看，银行呆坏账多，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主权债务危机等都体现在金融领域，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实体经济部门产能利用率低，不仅包括房地产领域，也包括实体的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低的时候失业率必然高，由此导致消费的低迷；另一方面，在产能利用率低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所以投资的需求也会受到抑制。
消费和投资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下降，对房地产需求必然少。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开发都依赖银行贷款，所以房地产里面的很多呆坏账仍然在金融机构。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市不过是“救急”，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消化掉。
不仅如此，高失业率的状况下，政府的社会支出很多；而经济增长缓慢局面下，政府的财政税收又少，因此政府的公共债务就会增加得很快，加上救市政策使得银行债务转变成国家债务，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综上，我认为，现在除非产能过剩被消除了，否则不管是金融体系的问题，还是主权债务的问题，都很难解决。怎样消除产能过剩？只能靠比较高的增长，不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困境突围：全球投资新政
危机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暂时的一系列政策不过成为“缓兵之计”。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问题必须予以正视。
然而，在救市措施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之后，复苏道路却让各个国家“分道扬镳”。发达国家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却开始担忧高企的通胀和热钱问题。复苏前景由此显得扑朔迷离。
如何在全球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如何再次让各国政府“同舟共济”？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将在哪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视角来“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
而上述提问，不仅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两年来的思考焦点，也是目前各国政府和首脑积极探索的经济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前面我们谈了全球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相信各国政府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复苏道路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步骤不一致，而且正走在不同的政策路径上，矛盾愈发增多。您怎么看？挑战在哪些方面？
林毅夫：这里面涉及到当前国际上面对解决金融危机的通行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恢复国际的均衡；一是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增加出口。
我认为这两种思路都存在问题。首先，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并不解决发达国家过剩的产能部门，也就是资本品部门的增加出口、增加需求的问题。其次，如果发达国家只有一个，比如是美国，或者日本、欧洲，货币贬值确实可以增加出口，从而增加产能利用和就业，但问题在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增加出口，其他国家就要减少出口，它是零和博弈，解决不了占全球70%的发达国家的问题。
当前的经济还有不少挑战，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金融体系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否则将给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经济造成冲击；其次，发达国家为了货币贬值，通常增发货币，但国内又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流动性就集中落到几个经济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风险，一方面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制造压力，另一方面引起房地产、股市的泡沫，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困难。
再次，在这么多流动性下，还有不少资金进入到大宗商品领域，粮食、石油等价格被炒高，加上需求增加、极端气候下供给面的减少等因素，造成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像突尼斯、埃及近期发生的问题，短期的原因就是高失业率跟物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挑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由于复苏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在政策协调方面有很多困难，有可能从“同舟共济”变成“以邻为壑”，为了自己国内的增长，采取不利于其他国家增长的政策。
国际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即在此，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财经国家周刊》：如您所说，您认为当前通行的解决危机的思路存在问题，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找到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道路？全球经济的新出路和新增长点又在哪里？
林毅夫：怎么走出危机很关键，我觉得，是改变思路、找寻新的增长点的时候了。我的观点是，必须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生产的主要是资本品，只有投资才会创造对资本品的需求，除非增加投资，要不然就不能够解决消化过剩产能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经济疲软时，需要依靠积极财政刺激投资，启动需求，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里的投资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传统凯恩斯主义主张，当经济萧条、产能过剩、失业率高的时候，就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挖个洞、补个洞就是财政刺激。但是那样的做法有问题，那样做法生产率水平是不会提高的，现在政府花钱短期创造了就业，但是未来政府总是必须以增加税收，或者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偿还现在的支出。
如果生产率水平不提高，就会出现一种在经济学里称为“李嘉图等价”的情况：老百姓想到未来增加税收，为了保证未来消费不受影响，即使现在有了就业也必须增加储蓄。导致的结果是总需求增加不多，过剩产能还是过剩，公共的负债积累却在增加。
所谓“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必须用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公共财政刺激的主要对象。如果能够提高生产率，效果是短期因为政府的支出创造了就业、创造了投资需求；长期生产率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加快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补偿原来的赤字。那么既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实际上也给未来的发展铺下更好的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您提出的新思路很有启发性。是否能详细谈谈这条新思路的产生过程？
林毅夫：我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就提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应付危机的反周期政策措施的思路，2009年初在华盛顿的一个著名智库做了“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公开演讲，并于5月份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环球政策评论》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个新思路是总结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而来。
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一下子下滑，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像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等。我们的高速公路在1997年的时候只有4700公里，到2002年的时候增加到25100公里，并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
在那段时间确实政府的公共财政赤字是增加的，可是2003年以后，到2008年这6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兩位数字。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幅增加，所以到2008年发生全球危机的时候，财政赤字又降低到20%多。那么如何证明，当时的投资确实是提高生产率而且消除增长瓶颈的？
首先在2003年以后，我们的增长率潜力水平提高了，从2003年到200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是10.8%，比1979年到2002年均增长速度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其次，瓶颈被消除也可以证明。在1998年以前，只要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也会是两位数。但是从2003年到2008年持续6年的两位数增长，通货膨胀率水平却在5%以下，经济增长的瓶颈被消除了。
所以我觉得要走出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解决深层次问题，国际的政策思路必须转变成全球怎么样增加投资，这里的投资是指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消除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
这种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能让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提高，就业增加；如果产能利用率提高，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水平提高，收入增加，那么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因而能够减少金融机构呆坏账，而且政府需要的失业救济就少了，并且政府的财政税收就增加了，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消除了。
《财经国家周刊》：您怎么看待，您提出的全球增加投资的新政在各国政府推广的空间？如何展开国际合作？您有怎样的一些设想？
林毅夫：我觉得有空间和机会。虽然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总体水平比较高，但已经老化了，美国的高速公路是50年代建的，铁路建设则更早，需要改善。 更多的机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多增加一些消除增长瓶颈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使得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提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短期也会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长期增长率水平会提高。
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逐渐被认识到。首尔召开的20国峰会上提出的首尔发展共识，就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
但是目前来讲，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没有资金到位。
我觉得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讲，资金不是主要问题，他们的货币是硬通货，可以靠增发货币来搞建设，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情况比较好，财政状况也好，又有外汇储备，而另一些国家，像印度，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好，但大家对其发展预期好，所以外部资金好一点。问题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上并不那么宽裕，而且搞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还必须有外汇，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受到外汇的限制。
因此，现在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产生一个好的机制，使得资金配置到好的项目上去。我们应在国际层面倡导以投资启动经济的全球共识。
举个例子，二战以后美国并没有陷入战后的萧条，最主要原因是“马歇尔计划”，用1500亿美元来支持欧洲的战后重建，那些重建帮助美国避免了战后萧条，而且也为欧洲国家战后快速复苏打下基础，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计划。
比如，中国可以做一些事，一方面可以在20国集团提出对策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全球共同增长的共识，倡议成立全球复苏基金，而且我们也有这个资金，外汇储备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支持多边的合作，进行像“马歇尔计划”那样的复苏计划。
按照世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基础设施的投入大概是90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自己能有大约一半，还有4500亿美元的缺口。如果说能够连续几年比较大规模的这方面的投入，我想有利于给复苏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
当然前提必须有全球“同舟共济”的精神，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认识是已经往这个方向趋近了，无非是要有人倡导，有人协调，这对各个国家都有利，而且资金的来源除了像中国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可以积极参与，其实民间有不少资金也可以参与，比如发达国家的退休养老基金。
中国：继续有效投资
《财经国家周刊》：听了您的设想，其实是给中国指明了一种非常广阔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角色。不过，中国一直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还应该继续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吗？
林毅夫：我认为投资拉动可以持续，理由是我们的产业水平比较低，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制造业基本上还都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所以产业升级的空間很大。
要想产业升级，当然要搞投资。无非是不能再投资过去的那些产能过剩的产品，而应该投资到确实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的投资。
对于增加消费这一部分，我觉得必须要改善收入分配。为什么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一个是金融体系主要是以大银行为主，它们为大企业和富人服务，农民和中小企业不管是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支持。这些农户和中小企业都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他们的发展相对缓慢，工资增长就受到抑制，财富向能得到金融服务的大企业和富人阶层集中，恶化了收入分配也就抑制了消费，造成投资比重偏大，消费偏小的局面。
我们应多发展一些能够给中小企业、给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型地方银行、金融机构，以改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
所以，不能说投资拉动是不对的，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对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投资怎么产业升级？不投资怎么改善基础设施？除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环境、教育、健康等领域都属于有效的投资。
《财经国家周刊》：转眼间您到世行就任已有两年多。作为第一张中国面孔的首席经济学家，您有怎样的体会？过去到现在，世行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世界，有没有新的变化？
林毅夫：世行对中国经验还是非常重视的。
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大多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理论提出来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到发达国家去学习，拿回国内应用。国际机构也基本上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来制定政策建议。
但我们普遍看到的是，二战以后，根据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普遍没发展好；经济发展好的，大部分都不是根据发达国家当时的理论。这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转型，这些国家经济政策都不是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
同样的情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原来主流理论是金融自由化，越自由化越好；很明显金融越自由化的国家受的冲击越大，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通常对金融有不少的管制。
对这个问题现在世行率先进行反思，行长佐利克在去年9月的公开演讲中，谈到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的方向，这是世行成立66年来行长首次就发展理论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个公开的、全面的阐述。
他强调，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跟失败的经验当中去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考。过去的理论主要是“从北到南”，现在应该强调理论“从南到南、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由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参考，也可以作为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参考。
前面提的超越凯恩斯主义就是一个例子。理论可以由北到南，可以由南到南，也可以由南到北，这是一个在认识上很好的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到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全球视角，您对于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解，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心得体会？
林毅夫：我于去年10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编的《经济学季刊》上发了一篇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文章——《新结构经济学》。总体来讲的话，这里面提出几个观点，第一个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经济结构里面包括产业结构，还有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第二点，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结构特性是不一样的，因此政策特性也不一样。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特性、生产活动的特性等等来提出政策框架。
第三点是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协同关系。市场竞争创造比较好的激励机制，但在结构变迁中有很多协调问题必须政府来做。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并重。由于过去提出的大部分的经济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他们的结构相对成熟、稳定，政府的作用就不那么凸显，所以，理论上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就提出这样比较全面的框架，可以用来了解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指明它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跟转型上面的不足，以建立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体系。
2011年1月，林毅夫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独家专访。此时，全球经济正走在一条“基础依然薄弱”的复苏道路上，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世界银行最新的《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计为3.9%，2011年将放缓至3.3%，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可达6%，发达国家增长率也将有2.4%。
在与林毅夫面对面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如何看待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如何寻找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新出路”、“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与理论并推广”，成为贯穿整个访谈的核心内容。
林毅夫提出，必须打开稳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思路，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与政策“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而这里的投资，应该是指那些能够起到提高生产率水平、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
换言之，各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不过林毅夫表示，前提是“必须倡导一种全球同舟共济的精神”。
从一位过去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到现任著名国际组织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多来，身份与职务的转变，让林毅夫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更新一些的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成为林毅夫在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
复苏薄弱的根源：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低
2008年的那场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在各国政府有效积极的一致“救市”举措下，时至今日，全球经济正走在复苏的道路上，以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增长为主带动的全球经济，避免了可能的最糟情况的出现。
然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不断、发达经济体失业率高居不下；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不小的通胀压力……
正如林毅夫警告，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薄弱。
其根源何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哪些结构性问题仍有待解决？2008年的危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多，现在如果让您总结2008年那场危机，您将作何评价？
林毅夫：可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力甚至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大。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危机爆发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为什么会有次贷跟房地产的泡沫？有远因和近因。远因是在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认为市场本身就能够解决对金融机构的管理问题。这种放松带来了金融体系的很多创新，带来了金融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系统性的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经济应该会进入一段相对疲软的时期。为了避免经济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3月开始，18个月时间内，连续26次降息，利率从6.5%降低到1%，在低利率和次级债这种金融创新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出现繁荣，使美国经济很快就从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阴影下走出，恢复了增长。尽管这渡过了泡沫经济的破灭所带来的衰退，但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房地产泡沫。
值得庆幸的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这场危机爆发后各国很快形成了同舟共济的精神，2008年11月20国集团峰会便决定采取一致行动，由政府出面给金融机构提供援助，避免银行倒闭。另一个吸取1929年的经验教训是：即使国内失业提高、出口萎缩，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主义。
这两项政策让我们避免了最糟的可能状况出现。并在协同一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以中国最早。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2008年的全球危机又给我们留下了怎么样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呢？这对今后的全球经济局势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林毅夫：对于可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个人有三点体会。一是金融体系在强调竞争、强调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有合理的金融监管。靠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担心的道德风险的问题。
第二点认识是，当我们处理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必须着眼于未来可能的影响，避免给未来的经济埋下更大的隐患。
第三，要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在2008年之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以说进入到一段有史以来经济最好的时期。但是對金融、对房地产监管不力，造成了后来整个经济的崩盘问题。所以我认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也必须居安思危，随时提高警惕，对各种可能出现问题的征兆给予关注，不能掉以轻心。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提到，全球经济在2009年开始走上复苏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世行一直也在提醒这种复苏的不稳固性和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在这种不稳固性和不确定性背后，折射了全球经济格局中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林毅夫：确实，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不太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2008年以前的水平，去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011年估计会在6%，都是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固然从2009年萎缩3.4%，恢复到2010年2.8%左右的正增长，但实际上它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金融体系，危机之后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是在实体经济。
表面上看，银行呆坏账多，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主权债务危机等都体现在金融领域，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实体经济部门产能利用率低，不仅包括房地产领域，也包括实体的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低的时候失业率必然高，由此导致消费的低迷；另一方面，在产能利用率低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所以投资的需求也会受到抑制。
消费和投资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下降，对房地产需求必然少。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开发都依赖银行贷款，所以房地产里面的很多呆坏账仍然在金融机构。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市不过是“救急”，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消化掉。
不仅如此，高失业率的状况下，政府的社会支出很多；而经济增长缓慢局面下，政府的财政税收又少，因此政府的公共债务就会增加得很快，加上救市政策使得银行债务转变成国家债务，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综上，我认为，现在除非产能过剩被消除了，否则不管是金融体系的问题，还是主权债务的问题，都很难解决。怎样消除产能过剩？只能靠比较高的增长，不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困境突围：全球投资新政
危机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暂时的一系列政策不过成为“缓兵之计”。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问题必须予以正视。
然而，在救市措施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之后，复苏道路却让各个国家“分道扬镳”。发达国家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却开始担忧高企的通胀和热钱问题。复苏前景由此显得扑朔迷离。
如何在全球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如何再次让各国政府“同舟共济”？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将在哪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以“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视角来“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
而上述提问，不仅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两年来的思考焦点，也是目前各国政府和首脑积极探索的经济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前面我们谈了全球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相信各国政府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复苏道路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步骤不一致，而且正走在不同的政策路径上，矛盾愈发增多。您怎么看？挑战在哪些方面？
林毅夫：这里面涉及到当前国际上面对解决金融危机的通行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恢复国际的均衡；一是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增加出口。
我认为这两种思路都存在问题。首先，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并不解决发达国家过剩的产能部门，也就是资本品部门的增加出口、增加需求的问题。其次，如果发达国家只有一个，比如是美国，或者日本、欧洲，货币贬值确实可以增加出口，从而增加产能利用和就业，但问题在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增加出口，其他国家就要减少出口，它是零和博弈，解决不了占全球70%的发达国家的问题。
当前的经济还有不少挑战，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金融体系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否则将给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经济造成冲击；其次，发达国家为了货币贬值，通常增发货币，但国内又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流动性就集中落到几个经济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风险，一方面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制造压力，另一方面引起房地产、股市的泡沫，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困难。
再次，在这么多流动性下，还有不少资金进入到大宗商品领域，粮食、石油等价格被炒高，加上需求增加、极端气候下供给面的减少等因素，造成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像突尼斯、埃及近期发生的问题，短期的原因就是高失业率跟物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挑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由于复苏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在政策协调方面有很多困难，有可能从“同舟共济”变成“以邻为壑”，为了自己国内的增长，采取不利于其他国家增长的政策。
国际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即在此，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财经国家周刊》：如您所说，您认为当前通行的解决危机的思路存在问题，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找到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道路？全球经济的新出路和新增长点又在哪里？
林毅夫：怎么走出危机很关键，我觉得，是改变思路、找寻新的增长点的时候了。我的观点是，必须寻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生产的主要是资本品，只有投资才会创造对资本品的需求，除非增加投资，要不然就不能够解决消化过剩产能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经济疲软时，需要依靠积极财政刺激投资，启动需求，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里的投资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传统凯恩斯主义主张，当经济萧条、产能过剩、失业率高的时候，就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挖个洞、补个洞就是财政刺激。但是那样的做法有问题，那样做法生产率水平是不会提高的，现在政府花钱短期创造了就业，但是未来政府总是必须以增加税收，或者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偿还现在的支出。
如果生产率水平不提高，就会出现一种在经济学里称为“李嘉图等价”的情况：老百姓想到未来增加税收，为了保证未来消费不受影响，即使现在有了就业也必须增加储蓄。导致的结果是总需求增加不多，过剩产能还是过剩，公共的负债积累却在增加。
所谓“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必须用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公共财政刺激的主要对象。如果能够提高生产率，效果是短期因为政府的支出创造了就业、创造了投资需求；长期生产率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加快了，政府的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补偿原来的赤字。那么既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实际上也给未来的发展铺下更好的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您提出的新思路很有启发性。是否能详细谈谈这条新思路的产生过程？
林毅夫：我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就提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应付危机的反周期政策措施的思路，2009年初在华盛顿的一个著名智库做了“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公开演讲，并于5月份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环球政策评论》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个新思路是总结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而来。
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一下子下滑，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像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等。我们的高速公路在1997年的时候只有4700公里，到2002年的时候增加到25100公里，并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
在那段时间确实政府的公共财政赤字是增加的，可是2003年以后，到2008年这6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兩位数字。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幅增加，所以到2008年发生全球危机的时候，财政赤字又降低到20%多。那么如何证明，当时的投资确实是提高生产率而且消除增长瓶颈的？
首先在2003年以后，我们的增长率潜力水平提高了，从2003年到200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是10.8%，比1979年到2002年均增长速度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其次，瓶颈被消除也可以证明。在1998年以前，只要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也会是两位数。但是从2003年到2008年持续6年的两位数增长，通货膨胀率水平却在5%以下，经济增长的瓶颈被消除了。
所以我觉得要走出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解决深层次问题，国际的政策思路必须转变成全球怎么样增加投资，这里的投资是指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消除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
这种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能让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提高，就业增加；如果产能利用率提高，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水平提高，收入增加，那么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因而能够减少金融机构呆坏账，而且政府需要的失业救济就少了，并且政府的财政税收就增加了，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消除了。
《财经国家周刊》：您怎么看待，您提出的全球增加投资的新政在各国政府推广的空间？如何展开国际合作？您有怎样的一些设想？
林毅夫：我觉得有空间和机会。虽然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总体水平比较高，但已经老化了，美国的高速公路是50年代建的，铁路建设则更早，需要改善。 更多的机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多增加一些消除增长瓶颈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使得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提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短期也会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长期增长率水平会提高。
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逐渐被认识到。首尔召开的20国峰会上提出的首尔发展共识，就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
但是目前来讲，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没有资金到位。
我觉得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讲，资金不是主要问题，他们的货币是硬通货，可以靠增发货币来搞建设，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情况比较好，财政状况也好，又有外汇储备，而另一些国家，像印度，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好，但大家对其发展预期好，所以外部资金好一点。问题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上并不那么宽裕，而且搞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还必须有外汇，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受到外汇的限制。
因此，现在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产生一个好的机制，使得资金配置到好的项目上去。我们应在国际层面倡导以投资启动经济的全球共识。
举个例子，二战以后美国并没有陷入战后的萧条，最主要原因是“马歇尔计划”，用1500亿美元来支持欧洲的战后重建，那些重建帮助美国避免了战后萧条，而且也为欧洲国家战后快速复苏打下基础，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计划。
比如，中国可以做一些事，一方面可以在20国集团提出对策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全球共同增长的共识，倡议成立全球复苏基金，而且我们也有这个资金，外汇储备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支持多边的合作，进行像“马歇尔计划”那样的复苏计划。
按照世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基础设施的投入大概是90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自己能有大约一半，还有4500亿美元的缺口。如果说能够连续几年比较大规模的这方面的投入，我想有利于给复苏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
当然前提必须有全球“同舟共济”的精神，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认识是已经往这个方向趋近了，无非是要有人倡导，有人协调，这对各个国家都有利，而且资金的来源除了像中国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可以积极参与，其实民间有不少资金也可以参与，比如发达国家的退休养老基金。
中国：继续有效投资
《财经国家周刊》：听了您的设想，其实是给中国指明了一种非常广阔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角色。不过，中国一直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还应该继续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吗？
林毅夫：我认为投资拉动可以持续，理由是我们的产业水平比较低，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制造业基本上还都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所以产业升级的空間很大。
要想产业升级，当然要搞投资。无非是不能再投资过去的那些产能过剩的产品，而应该投资到确实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的投资。
对于增加消费这一部分，我觉得必须要改善收入分配。为什么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一个是金融体系主要是以大银行为主，它们为大企业和富人服务，农民和中小企业不管是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支持。这些农户和中小企业都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他们的发展相对缓慢，工资增长就受到抑制，财富向能得到金融服务的大企业和富人阶层集中，恶化了收入分配也就抑制了消费，造成投资比重偏大，消费偏小的局面。
我们应多发展一些能够给中小企业、给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型地方银行、金融机构，以改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
所以，不能说投资拉动是不对的，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对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投资怎么产业升级？不投资怎么改善基础设施？除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环境、教育、健康等领域都属于有效的投资。
《财经国家周刊》：转眼间您到世行就任已有两年多。作为第一张中国面孔的首席经济学家，您有怎样的体会？过去到现在，世行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世界，有没有新的变化？
林毅夫：世行对中国经验还是非常重视的。
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大多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理论提出来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到发达国家去学习，拿回国内应用。国际机构也基本上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来制定政策建议。
但我们普遍看到的是，二战以后，根据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普遍没发展好；经济发展好的，大部分都不是根据发达国家当时的理论。这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转型，这些国家经济政策都不是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
同样的情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原来主流理论是金融自由化，越自由化越好；很明显金融越自由化的国家受的冲击越大，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通常对金融有不少的管制。
对这个问题现在世行率先进行反思，行长佐利克在去年9月的公开演讲中，谈到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的方向，这是世行成立66年来行长首次就发展理论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个公开的、全面的阐述。
他强调，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跟失败的经验当中去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考。过去的理论主要是“从北到南”，现在应该强调理论“从南到南、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由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参考，也可以作为解决发达国家问题的参考。
前面提的超越凯恩斯主义就是一个例子。理论可以由北到南，可以由南到南，也可以由南到北，这是一个在认识上很好的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到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全球视角，您对于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解，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心得体会？
林毅夫：我于去年10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编的《经济学季刊》上发了一篇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文章——《新结构经济学》。总体来讲的话，这里面提出几个观点，第一个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经济结构里面包括产业结构，还有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
第二点，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结构特性是不一样的，因此政策特性也不一样。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特性、生产活动的特性等等来提出政策框架。
第三点是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协同关系。市场竞争创造比较好的激励机制，但在结构变迁中有很多协调问题必须政府来做。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并重。由于过去提出的大部分的经济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他们的结构相对成熟、稳定，政府的作用就不那么凸显，所以，理论上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就提出这样比较全面的框架，可以用来了解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指明它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跟转型上面的不足，以建立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