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悦读天下书系海石子文丛书》中的第一本《史海泛舟》是河南作家协会会员申全贵的作品。
　　申全贵是我的同乡，也是我敬仰的兄长。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武汉铁路局机务段工作时，就常有诗文作品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我因和全贵兄的弟弟是中学同学所以知道这位从家乡走出的“作家”、“秀才”，并读过他的作品，当时同样做着文学梦的我，私下将全贵兄引以为学习的榜样。后来全贵兄因婚姻回到家乡工作，在县政府做文字工作多年，担任过副县长、市工业局副局长等职务。
　　他任副县长时，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我不知道全贵兄在艰苦繁杂的基层工作中，是否找到了与信笔而书、驰骋情志、从事文学创作同样的乐趣？全贵兄退休后随女儿去广州生活，在享受习习南风和天伦之乐的同时，选择了从读史入手，观照现实的读书写作方式。在浩瀚无际的历史典籍的阅读中，他获得了写作的灵感。而长期艰苦繁杂的基层工作的磨砺，又给了他品评社会、体味人生的经验和底气。以历史的阅读，思接千载；以写现实的情怀，神游万仞。十年一剑，于是成就了《史海泛舟》一书。
　　《史海泛舟》共收入107篇文章。作者在《自序》中描述自己的写作是“驾一叶扁舟，随意漂游于史海”，“沉思遥想，撷一段史实以喻事理；兴之所至，发几句感叹以抒情怀。悦史感时，以古鉴今，时而激愤陈辞，时而抑郁低吟，时而无语长叹”。作者《自序》中短短的几句话，将《史海泛舟》的写作主旨、叙述模式、行文风格交代得十分清楚。
　　悦史感时，以古鉴今，是作者的写作主旨与写作立场。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绵延不绝的国家，也是一个最重视历史文本与史学传统的国家。写史的如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治国的如唐太宗，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种继续。通古今之变，明兴替得失，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
　　《史海泛舟》的作者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其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对共和国的忧虑同样强烈。因此他对历史的阅读，处处显露着悦史感时、以古鉴今的立场。他的《“信”，国之宝也》一文将战国吴起“偾表为仕”、商鞅“徙木赏金”、晋文公“出兵伐原”等几个以信立国的故事讲述完毕，然后对当下社会信用缺失的现象予以鞭挞。《教化，国家之急务也》一文引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关于教化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述，演绎出作者对现实教化颓坏的深深忧虑。焦灼沉重的文字中，读到的是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撷史实以喻事理，发感叹以抒情怀，是《史海泛舟》一书最为基本的叙述模式。《召父杜母》一文，写西汉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东汉南阳郡太守杜诗，因治政有方，爱民如亲，被称为召父、杜母。这也是后来“父母官”的来历。作者认为：父母官是百姓对有惠政的地方官的称誉，后人不察，常以居高临下的“为民作主”、“爱民如子”去诠释“父母官”的含义，实在是与父母官的本意大相径庭。
　　此类文字，历史故事的选择排比，见出作者的阅读深度，但历史故事只是一个话由，作者最看重的还是历史故事的诠释中所蕴含的与现实相通、发人深省的物理事理。《疯狂必至灭亡》写东汉人梁冀飞扬跋扈朝中二十余年，不但所有官员侧目而视，连皇帝也惧怕三分，最后引起众怒，被汉桓帝设计除掉。作者最后议论道：“横行朝野，一朝覆灭。”梁冀得到他应得的下场。后来的董卓也是如此。
　　在《史海泛舟》中，作者事理情怀宏论的叙写，感时鉴今幽思的阐发，时而是激愤陈辞，时而是抑郁低吟，时而是无语长叹。其行文风格虽有变化，但沉重的话题偏多，轻灵的情思少见。
　　读《史海泛舟》，我一直猜想这种由读史而来的沉重压抑的情绪，是否影响了作者的健康。因为在《史海泛舟》出版不久，作者便以64岁的年龄长辞于世。看到作者留在《史海泛舟》封口上的照片，微胖，疲惫。我为作者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谨以此文纪念一个乡梓故里的兄长和他写作的一生。
　　（作者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