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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幕后的许多真实故事，远比吴宇森的电影故事要精彩。”
电影《太平轮1949》的上映，让台湾作家张典婉很尴尬。一方面，电影的上映带动了张典婉同名图书的热销;另一方面，她经常面对记者的问题是：“吴宇森电影是不是根据你的书改编的？”
在吴宇森的商业电影大片《太平轮1949》里，太平轮的沉没变成了故事背景，讲述了一段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爱情故事。但这个乱世的爱情故事，对于张典婉而言过于轻松了。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1948年12月从上海出发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一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凌晨，太平轮在浙江舟山海域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船上一千多人遇难，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事件。
这起灾难被1949年中国的历史洪流所吞没，它的伤痕一直留存在当年遇难者的家属心底，沉默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2004年底，张典婉和朋友洪慧真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历史记忆才重新被打开。
2009年，张典婉的新书《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2011年6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在大陆发行，当时开新闻发布会时，吴宇森的剧组来了十几位，但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直到2013年初，吴宇森到台北，请工作人员约张典婉见面聊天，同行的有胡幼凤与谭端。“他要跟我亲自见面谈一下，谢谢我提供这些素材，他说电影《太平轮》不是要拍太平轮，是要拍一个1949年离散的爱情故事，电影里有一艘太平轮，他的剧本作者当时找了王惠玲，后来再也没有找我。我把历史碎片跟场景还原了，好像替人家搭了一个舞台。”张典婉对记者回忆说。
张典婉给吴宇森讲述了几个没有写进《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爱情故事。吴宇森当时听完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因为王惠玲的电影剧本当时已经完成了。
“但我有点话想说，这起灾难当然是历史，可如果没有这个不幸为承载，你怎么去叙说一个离散的爱情故事，怎么去找这些资料来做历史的拼图？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是要有诚意的，他甚至连太平轮的受难者家属都没有见过。如果你要这样撇清电影和我的书的关系，我觉得对不起那些太平轮的遇难者和接受采访的家属，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张典婉接触到了更多太平轮当年遇难者家属，也听到了更多的故事。至今为止，她的采访和写作仍在继续当中，历史的打捞使得那段历史不断被丰富和刷新。
母亲的故事
我写关于太平轮的念头，是在我妈去世后。
在整理她遗物时，我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桃江路一号老屋的地契，还有一个记满了上海电话的小本子。
我当时抱着妈妈的遗物，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那些号码，她再也不可能拨通了，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那一刻，我决定要写她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太平轮。
她活着的时候，常说如果没有太平轮，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延续的。沉船前一个月，我妈带了一只皮箱，两只小狗，从上海搭乘太平轮，到了台湾。
我妈是跟我外婆、舅妈、姨妈一起来台湾的，当时男眷就全部留在上海，他们觉得仗打一打应该就结束了，所以先把女眷送走了，男眷留在上海处理生意。我爸爸那时候在民国的外交部工作，后来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他回到老家台湾，帮我外祖父做生意，在台北的北门邮局那边的博爱路，开了个贸易公司，专门卖糖，负责台湾跟上海的来往生意。
我妈坐太平轮到台湾，一个月后，太平轮就沉没了。再过几个月，新中国建立，上海解放了，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
小时候，有时候吃饭，我妈摆下刀叉，就会嘀咕：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也经常会提到太平轮，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好多人。最后，她常常会以“还好我没坐那班船”的话结束。很多年后，我才得知，不到半年时间，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就有3万多人。
我父亲跟母亲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就回到了台湾乡下。因为在大陆念过书，然后娶了外省太太，他一直是警察的监视对象，后来干脆就跑到苗栗乡下，当农夫，写写书，写写字。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都还有所谓的警察，监视我们家的举动。
我的英文是我小时候在乡下妈妈教的，我妈妈说他们当年在上海读书，每学期要演莎士比亚英文剧的，我妈妈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英文发音，她说台湾乡下的英文老师不能学，完全就是台湾口音。
童年时，我听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梅兰芳都会到家里来，跟我外公吃饭聊天，梅兰芳是很西式的人，也喜欢吃西餐。这些故事我都听我妈妈说，可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来往的那个过程便是民国史。
我妈妈好伟大，一个上海大都市长大的小姐，可以陪我爸爸在苗栗乡下过了一辈子。种种田，种种花，种种水果，很辛苦的农耕日子。我妈妈一直在变卖从上海带到台湾去的家底，什么古董、玉镯、金银首饰。最后她去世的时候，就剩下外婆留给我的一套小碎钻的首饰，还有三根金条，绝大部分财产都卖完了。
她觉得她很幸运，没有坐沉没的那一班船，来到台湾，人生从此改变。可这个改变也变成她一辈子也回不来上海。她在台湾，想了一辈子上海。等到大陆台湾签署协议，可以回上海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只好叫我回来看看。
198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候还坐绿皮火车，虹桥机场厕所没有门，就一条粪沟。我去找我妈妈以前的家看，他们家的房子，都不见了。他们去台湾以后，房屋和土地都被政府没收了。他们家的房子，经过重新分配，住满了人。
我妈妈家族当时的财产，用一张A4纸写不完的，那份地契我还留着，756亩土地，标准大地主。现在来看，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当时走访我妈妈的学校，还有老家桃江路一号，也去看上海新村那些我外公遗产上的房子，到一个地方，就拍一张照片。
电影《太平轮1949》的上映，让台湾作家张典婉很尴尬。一方面，电影的上映带动了张典婉同名图书的热销;另一方面，她经常面对记者的问题是：“吴宇森电影是不是根据你的书改编的？”
在吴宇森的商业电影大片《太平轮1949》里，太平轮的沉没变成了故事背景，讲述了一段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爱情故事。但这个乱世的爱情故事，对于张典婉而言过于轻松了。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1948年12月从上海出发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一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凌晨，太平轮在浙江舟山海域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船上一千多人遇难，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事件。
这起灾难被1949年中国的历史洪流所吞没，它的伤痕一直留存在当年遇难者的家属心底，沉默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2004年底，张典婉和朋友洪慧真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历史记忆才重新被打开。
2009年，张典婉的新书《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2011年6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在大陆发行，当时开新闻发布会时，吴宇森的剧组来了十几位，但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直到2013年初，吴宇森到台北，请工作人员约张典婉见面聊天，同行的有胡幼凤与谭端。“他要跟我亲自见面谈一下，谢谢我提供这些素材，他说电影《太平轮》不是要拍太平轮，是要拍一个1949年离散的爱情故事，电影里有一艘太平轮，他的剧本作者当时找了王惠玲，后来再也没有找我。我把历史碎片跟场景还原了，好像替人家搭了一个舞台。”张典婉对记者回忆说。
张典婉给吴宇森讲述了几个没有写进《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爱情故事。吴宇森当时听完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因为王惠玲的电影剧本当时已经完成了。
“但我有点话想说，这起灾难当然是历史，可如果没有这个不幸为承载，你怎么去叙说一个离散的爱情故事，怎么去找这些资料来做历史的拼图？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是要有诚意的，他甚至连太平轮的受难者家属都没有见过。如果你要这样撇清电影和我的书的关系，我觉得对不起那些太平轮的遇难者和接受采访的家属，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太平轮一九四九》大陆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张典婉接触到了更多太平轮当年遇难者家属，也听到了更多的故事。至今为止，她的采访和写作仍在继续当中，历史的打捞使得那段历史不断被丰富和刷新。
母亲的故事
我写关于太平轮的念头，是在我妈去世后。
在整理她遗物时，我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桃江路一号老屋的地契，还有一个记满了上海电话的小本子。
我当时抱着妈妈的遗物，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那些号码，她再也不可能拨通了，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那一刻，我决定要写她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太平轮。
她活着的时候，常说如果没有太平轮，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延续的。沉船前一个月，我妈带了一只皮箱，两只小狗，从上海搭乘太平轮，到了台湾。
我妈是跟我外婆、舅妈、姨妈一起来台湾的，当时男眷就全部留在上海，他们觉得仗打一打应该就结束了，所以先把女眷送走了，男眷留在上海处理生意。我爸爸那时候在民国的外交部工作，后来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他回到老家台湾，帮我外祖父做生意，在台北的北门邮局那边的博爱路，开了个贸易公司，专门卖糖，负责台湾跟上海的来往生意。
我妈坐太平轮到台湾，一个月后，太平轮就沉没了。再过几个月，新中国建立，上海解放了，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
小时候，有时候吃饭，我妈摆下刀叉，就会嘀咕：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也经常会提到太平轮，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好多人。最后，她常常会以“还好我没坐那班船”的话结束。很多年后，我才得知，不到半年时间，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就有3万多人。
我父亲跟母亲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就回到了台湾乡下。因为在大陆念过书，然后娶了外省太太，他一直是警察的监视对象，后来干脆就跑到苗栗乡下，当农夫，写写书，写写字。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都还有所谓的警察，监视我们家的举动。
我的英文是我小时候在乡下妈妈教的，我妈妈说他们当年在上海读书，每学期要演莎士比亚英文剧的，我妈妈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英文发音，她说台湾乡下的英文老师不能学，完全就是台湾口音。
童年时，我听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梅兰芳都会到家里来，跟我外公吃饭聊天，梅兰芳是很西式的人，也喜欢吃西餐。这些故事我都听我妈妈说，可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来往的那个过程便是民国史。
我妈妈好伟大，一个上海大都市长大的小姐，可以陪我爸爸在苗栗乡下过了一辈子。种种田，种种花，种种水果，很辛苦的农耕日子。我妈妈一直在变卖从上海带到台湾去的家底，什么古董、玉镯、金银首饰。最后她去世的时候，就剩下外婆留给我的一套小碎钻的首饰，还有三根金条，绝大部分财产都卖完了。
她觉得她很幸运，没有坐沉没的那一班船，来到台湾，人生从此改变。可这个改变也变成她一辈子也回不来上海。她在台湾，想了一辈子上海。等到大陆台湾签署协议，可以回上海的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只好叫我回来看看。
198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候还坐绿皮火车，虹桥机场厕所没有门，就一条粪沟。我去找我妈妈以前的家看，他们家的房子，都不见了。他们去台湾以后，房屋和土地都被政府没收了。他们家的房子，经过重新分配，住满了人。
我妈妈家族当时的财产，用一张A4纸写不完的，那份地契我还留着，756亩土地，标准大地主。现在来看，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当时走访我妈妈的学校，还有老家桃江路一号，也去看上海新村那些我外公遗产上的房子，到一个地方，就拍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