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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卖血造成的艾滋感染，当今卫生部门履行监管之责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不仅大幅提高监管成本，更有理由让人担心：一旦监管稍有松懈，曾经的悲剧是否会汹涌回潮？
于不熟悉中国血液管理体制的人来说，“单采血浆”或许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不过，提起七年前因卖血导致河南省艾滋病横行的血污染事件，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导致众多的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凶手，就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
《财经》获悉，县级单采血浆站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有望在下半年实施。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有偿买卖的单采血浆站一直存在。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
当年河南基层政府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兴办血站，大搞“血浆经济”。在“血浆经济”的链条中，单采血浆站是原料提供者。它从卖血者身体内抽取血浆，再转卖给生物制药公司，从中可获得可观的利润。在20世纪90年代，“血浆经济”一度“蔚然成风”。如此运作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单采血浆站这个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产生了牟利冲动。
近年来，卫生行政部门大力严处、大量关闭单采血浆站，加强对临床用血系统的管理，遏制了卖血造成的艾滋病大规模传染。然而，在既有利益链条并未割断、牟利冲动并未消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强大的行政监管压力，真能使悲剧不再发生吗？让单采血浆站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是不是加强血液管理、终结血液污染的良方？
600克，90元钱
4月的春风掠过山东聊城的路边的麦田。一辆不引人注目的蓝色四轮小卡车正在乡间公路上飞奔。
这辆带有顶篷的小卡车，一直驶进位于聊城西南的朱老庄乡。几个人下车，车继续在土路上颠簸着行驶；一会儿停下，又有人下车，小卡车继续向村庄深处驶去。
这辆小卡车的始发地是几十公里外的阳谷县单采血浆站。车上的乘客都是刚刚卖完血浆的农民。他们抽出600克（580毫升）的血浆，可以获得90元的收入；除去挂号费、车费和饭费，净收益在80元左右。
为了保证血液安全，杜绝频繁采血，1996年12月30日卫生部颁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严禁单采血浆站采集非划定区域内的供血浆者和其他人员的血浆。也就是说，一个单采血浆站只能采集本区域内的血浆，严禁异地采浆。依此规定，这些农民从聊城朱老庄乡不远几十里路来到阳谷单采血浆站卖浆，应属于异地采浆的违规行为。
“我一个月卖四次，阳谷卖两次，莘县（莘县单采血浆站）卖两次。一个月能挣个300多块钱。” 杨某，这位皮肤黝黑的山东省聊城市朱老庄乡草庙村农妇告诉记者。
杨某今年53岁。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的人不能卖浆，而且两次采浆时间间隔最短也不能少于两周。杨某借别人的户口本做了一个假身份证，贴上了自己的照片。
在假身份证上，她的名字叫宋某，出生年份变成了1957年，但是住址仍是山东省聊城市朱老庄乡草庙村。持聊城身份证的她，在阳谷单采血浆站和莘县单采血浆站隔周一次卖浆，至今已经有四五年了，未曾受到阻拦。她告诉记者，同乡同村一起去卖血浆的人有很多，也都是两边跑。
献血与卖浆
可能在杨某看来，卖血和卖血浆是同一个概念。其实与两者相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管理体制。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国静向《财经》介绍说，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一直实行的是有偿供血制度。那段时期的临床用血是一种买卖关系，需要付给供血者一定的报酬。
20世纪80年代末期，借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偿献血的经验，中国亦提出无偿志愿献血。亦即指献血者在献血单位和本人工作单位均不领取营养费、各种补助费和其他报酬。相对于有偿献血，此举不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能够有效降低经血传播的传染病的比率。
但无偿献血的推行并不一帆风顺。人们对其不理解不接受，最后只能通过硬性摊派献血计划指标来完成任务。1996年以前，中国自愿无偿献血和计划无偿献血的比例其实很低，80%的临床用血依靠职业卖血者。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国静介绍，每年由该血液中心提供的48吨血液中，60%多来自自愿无偿献血，仍有不到40%来自计划指标摊派。
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献血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尽管如此，无偿献血也只是应用于临床输血。而在临床输血之外，“血浆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有偿单采卖血的疯狂。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在1984年和1988年曾两次联合下发通知：“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河南省领跑在先，建立的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血库”。
据了解，时任河南省卫生厅某位高官曾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其理由是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之路。
开封市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紧接着，全省的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以及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系统纷纷成立了血站。一时间，河南成立了数百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农民在使劲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疯狂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
从1993年到1994年，河南“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量生物制品公司都在河南设置办事处，就地收购血液制品。在很多农民的记忆中，当年卖血浆如同“多种经营”，是政府给农民指的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
“艾滋魔鬼”悄然而至
地方政府牵头的“血浆经济”迅速壮大，确曾让贫穷的人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然而，艾滋魔鬼也悄然而至。
单采血浆中将血浆离心，本应每人分开单独操作。然而，有些单采血浆站为了节约成本，经常将不同人的血液混在同一个离心机离心，再分别将红细胞回输给卖浆者，这便造成血浆大面积污染。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共有六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表明，这里的有偿供浆员的艾滋病病毒阳性率达43.48%。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单采血浆站。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时至今日，河南、河北两省已没有一家单采血浆站。
与此同时，自199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卫生部每年都组织对全国单采血浆站的检查，多次与公安、药监等部门联合，查办了新疆、重庆等非法采浆大案要案。2001年，卫生部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
扭曲的制度
为了遏制泛滥的艾滋传染，卫生部门如今履行监管之责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不仅大幅提高监管成本，更有理由让人担心：一旦监管稍有松懈，单采造成的感染是否会汹涌回潮？
《财经》了解到，目前县级单采血浆站其实有两付面孔。一方面，它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事业单位，在编制上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另一方面，它几乎全部为自收自支、自给自足的独立法人，在为生物制品企业提供原料时，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行政披挂的外衣和垄断牟利的冲动相结合，使得很多地方的单采血浆站被县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视为“三产”创收的摇钱树。生产者与监管者同体，经常使同级监督执法形同虚设。
《财经》在赴山东的采访中了解到，山东省共有六家单采血浆站，分别是齐河、章丘、阳谷、莘县、郓城和夏津。这些血浆站从供浆员处收取580毫升（600克）血浆，只需付90元；然后再以每吨血浆2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生物制药公司，相当于每袋在40元以上。
齐河县单采血浆站一位副站长告诉《财经》，目前他们每吨血浆以22万元价格卖给山东省米歇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每吨血浆一共包括1667袋，每袋580毫升，由此可算出血浆站血浆出售价约为0.23元/毫升。生物制药公司以此为原料，生产出的人血白蛋白报价大约在每克2.1元左右。
据齐河县单采血浆站张站长透露，齐河单采血浆站在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一年的纯利在20万元左右。而山东省其他血浆站站长则对记者说，浆站包括水电、房屋租金、人员工资等在内的花销少说也得在几百万元，包括水电、房屋、工人工资，并不能赚什么钱，“只能赚够管理费”。
单采血浆站的利润率到底有多高？无论血浆站还是生物制品公司对这个问题都是讳莫如深。但是，不管利润有多高，只要身为基层卫生行政职能部门的一部分的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药公司之间存在着现金往来和直接结算关系，就难以避免“黑金”交易；以及种种为了牟利而违规的可能性。
目前国家卫生部和省级卫生部门已经动用了相当多的高科技手段，对浆站严加监管。比如建立对供浆员的指纹识别系统，即将供浆员的身份证信息、照片和指纹全部输入电脑，通过电脑对其卖浆的次数和地区进行限制。2000年，山东省卫生厅要求省里六个单采血浆必须启用这个浆员信息管理系统，希望以此杜绝跨区采浆和频繁采浆的问题。
《财经》记者在阳谷县单采血浆站见到了这套高级的信息系统。这个以《水浒》中武松打虎而闻名四方的县城与中国众多朴素的小县城并无太大区别，在甚至有些简陋的阳谷县单采血浆站中，放在挂号处的这台有指纹识别功能的电脑，与周围破旧的环境很不相称。
经常去阳谷卖浆的聊城朱老庄乡草庙村农妇杨某告诉记者，她去阳谷卖浆也的确需要“按手印”，但这并没有因为她不是本地人而妨碍她卖浆。可见，先进的技术手段仍然无法彻底断绝政府身份错位后的牟利动机。
另一个让人特别不放心的问题是，不洁手工采浆方式是当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之一。1996年，卫生部痛下决心，要求在1997年底以前全部实现机械化单采血浆。
所谓“自动化机械单采血浆”，是指通过血浆分离机自动分离血浆和红细胞，分离之后再自动将红细胞回输人体。血浆分离机工作时是一人一台，而所有耗材全为一次性产品，所以从技术上避免了交叉感染的可能。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相比起手工采浆，机械采浆的成本每人要高出20元左右。“相比起机采，手工采浆的时候真是暴利。”一位在浆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正因为此，卫生部以及各省市卫生厅担心县级单采血浆为了节省成本偷偷使用人工手采，经常进行各类“暗访”和“偷袭”式监管。山东省卫生厅的某位领导甚至穿上破旧的衣服，亲自化妆成贫苦的农民去“卖浆”。
此次《财经》记者赴鲁调查，并未发现手工采浆。据杨某介绍，阳谷和莘县单采血浆站都是用机器采浆。但问题是，一旦来自上级严厉的监管稍有松懈，拥有便利获利方式的基层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它的下属机构在牟利的冲动下，真能长时期做到“严于律己”吗？
“脱钩”之忧
与此同时，在强硬的监管政策下，血浆正变得奇货可居。
目前，全国36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GMP资格认证的生物制药公司都原料紧缺，包括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排头兵。势单力薄的小公司则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眼巴巴地等着卫生部能够再多批几家血浆站。
但记者获得的消息是，卫生部目前不会批准建立新的血浆站；正在考虑的改革方案，是将单采血浆站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即允许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公司协商组合，使单采血浆站成为生物制品公司的“原料车间”。当然，血液制品生产厂家必须对原料血浆的质量负全部责任，血浆站也必须像生物公司一样通过GMP认证才能供浆。卫生行政部门则成为独立的监管者。
单采血浆站与基层卫生行政部门“脱钩”，厘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无疑是大势所趋的方向。
纵观国际上对于血浆的管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免费。但由于无偿使用血浆成本太高，中国目前恐还无力效仿。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参见辅文《国外血液制品管理模式》）。
在美国这样科学技术发达、相关法律环境完备的国家，由血液制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所带来的疾病扩散蔓延风险，或许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不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血液制品市场化运作可以一切正常，但中国现阶段能否也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法律和政策保障，确保血津制品行业不危及公共卫生安全，尚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将血浆站变为生物制药公司的原料基地，部分专家对可能带来的血液安全隐患表示了谨慎的担忧。毕竟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绝不能完全市场化，在公共卫生与市场经济相交叉的领域中，从制度设计上斩断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盈利梦想，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应是负责任的政府最基本的道义原则。
本刊记者段宏庆、王丰对此文亦有贡献
于不熟悉中国血液管理体制的人来说，“单采血浆”或许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不过，提起七年前因卖血导致河南省艾滋病横行的血污染事件，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导致众多的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凶手，就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
《财经》获悉，县级单采血浆站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有望在下半年实施。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有偿买卖的单采血浆站一直存在。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
当年河南基层政府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兴办血站，大搞“血浆经济”。在“血浆经济”的链条中，单采血浆站是原料提供者。它从卖血者身体内抽取血浆，再转卖给生物制药公司，从中可获得可观的利润。在20世纪90年代，“血浆经济”一度“蔚然成风”。如此运作模式，不可避免地使单采血浆站这个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产生了牟利冲动。
近年来，卫生行政部门大力严处、大量关闭单采血浆站，加强对临床用血系统的管理，遏制了卖血造成的艾滋病大规模传染。然而，在既有利益链条并未割断、牟利冲动并未消失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强大的行政监管压力，真能使悲剧不再发生吗？让单采血浆站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是不是加强血液管理、终结血液污染的良方？
600克，90元钱
4月的春风掠过山东聊城的路边的麦田。一辆不引人注目的蓝色四轮小卡车正在乡间公路上飞奔。
这辆带有顶篷的小卡车，一直驶进位于聊城西南的朱老庄乡。几个人下车，车继续在土路上颠簸着行驶；一会儿停下，又有人下车，小卡车继续向村庄深处驶去。
这辆小卡车的始发地是几十公里外的阳谷县单采血浆站。车上的乘客都是刚刚卖完血浆的农民。他们抽出600克（580毫升）的血浆，可以获得90元的收入；除去挂号费、车费和饭费，净收益在80元左右。
为了保证血液安全，杜绝频繁采血，1996年12月30日卫生部颁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严禁单采血浆站采集非划定区域内的供血浆者和其他人员的血浆。也就是说，一个单采血浆站只能采集本区域内的血浆，严禁异地采浆。依此规定，这些农民从聊城朱老庄乡不远几十里路来到阳谷单采血浆站卖浆，应属于异地采浆的违规行为。
“我一个月卖四次，阳谷卖两次，莘县（莘县单采血浆站）卖两次。一个月能挣个300多块钱。” 杨某，这位皮肤黝黑的山东省聊城市朱老庄乡草庙村农妇告诉记者。
杨某今年53岁。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的人不能卖浆，而且两次采浆时间间隔最短也不能少于两周。杨某借别人的户口本做了一个假身份证，贴上了自己的照片。
在假身份证上，她的名字叫宋某，出生年份变成了1957年，但是住址仍是山东省聊城市朱老庄乡草庙村。持聊城身份证的她，在阳谷单采血浆站和莘县单采血浆站隔周一次卖浆，至今已经有四五年了，未曾受到阻拦。她告诉记者，同乡同村一起去卖血浆的人有很多，也都是两边跑。
献血与卖浆
可能在杨某看来，卖血和卖血浆是同一个概念。其实与两者相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管理体制。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国静向《财经》介绍说，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一直实行的是有偿供血制度。那段时期的临床用血是一种买卖关系，需要付给供血者一定的报酬。
20世纪80年代末期，借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偿献血的经验，中国亦提出无偿志愿献血。亦即指献血者在献血单位和本人工作单位均不领取营养费、各种补助费和其他报酬。相对于有偿献血，此举不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能够有效降低经血传播的传染病的比率。
但无偿献血的推行并不一帆风顺。人们对其不理解不接受，最后只能通过硬性摊派献血计划指标来完成任务。1996年以前，中国自愿无偿献血和计划无偿献血的比例其实很低，80%的临床用血依靠职业卖血者。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高国静介绍，每年由该血液中心提供的48吨血液中，60%多来自自愿无偿献血，仍有不到40%来自计划指标摊派。
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献血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尽管如此，无偿献血也只是应用于临床输血。而在临床输血之外，“血浆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有偿单采卖血的疯狂。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在1984年和1988年曾两次联合下发通知：“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河南省领跑在先，建立的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血库”。
据了解，时任河南省卫生厅某位高官曾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其理由是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之路。
开封市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紧接着，全省的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以及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系统纷纷成立了血站。一时间，河南成立了数百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农民在使劲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疯狂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
从1993年到1994年，河南“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量生物制品公司都在河南设置办事处，就地收购血液制品。在很多农民的记忆中，当年卖血浆如同“多种经营”，是政府给农民指的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
“艾滋魔鬼”悄然而至
地方政府牵头的“血浆经济”迅速壮大，确曾让贫穷的人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然而，艾滋魔鬼也悄然而至。
单采血浆中将血浆离心，本应每人分开单独操作。然而，有些单采血浆站为了节约成本，经常将不同人的血液混在同一个离心机离心，再分别将红细胞回输给卖浆者，这便造成血浆大面积污染。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共有六个自然村，全村317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表明，这里的有偿供浆员的艾滋病病毒阳性率达43.48%。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单采血浆站。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时至今日，河南、河北两省已没有一家单采血浆站。
与此同时，自199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卫生部每年都组织对全国单采血浆站的检查，多次与公安、药监等部门联合，查办了新疆、重庆等非法采浆大案要案。2001年，卫生部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
扭曲的制度
为了遏制泛滥的艾滋传染，卫生部门如今履行监管之责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不仅大幅提高监管成本，更有理由让人担心：一旦监管稍有松懈，单采造成的感染是否会汹涌回潮？
《财经》了解到，目前县级单采血浆站其实有两付面孔。一方面，它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事业单位，在编制上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另一方面，它几乎全部为自收自支、自给自足的独立法人，在为生物制品企业提供原料时，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行政披挂的外衣和垄断牟利的冲动相结合，使得很多地方的单采血浆站被县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视为“三产”创收的摇钱树。生产者与监管者同体，经常使同级监督执法形同虚设。
《财经》在赴山东的采访中了解到，山东省共有六家单采血浆站，分别是齐河、章丘、阳谷、莘县、郓城和夏津。这些血浆站从供浆员处收取580毫升（600克）血浆，只需付90元；然后再以每吨血浆2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生物制药公司，相当于每袋在40元以上。
齐河县单采血浆站一位副站长告诉《财经》，目前他们每吨血浆以22万元价格卖给山东省米歇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每吨血浆一共包括1667袋，每袋580毫升，由此可算出血浆站血浆出售价约为0.23元/毫升。生物制药公司以此为原料，生产出的人血白蛋白报价大约在每克2.1元左右。
据齐河县单采血浆站张站长透露，齐河单采血浆站在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一年的纯利在20万元左右。而山东省其他血浆站站长则对记者说，浆站包括水电、房屋租金、人员工资等在内的花销少说也得在几百万元，包括水电、房屋、工人工资，并不能赚什么钱，“只能赚够管理费”。
单采血浆站的利润率到底有多高？无论血浆站还是生物制品公司对这个问题都是讳莫如深。但是，不管利润有多高，只要身为基层卫生行政职能部门的一部分的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药公司之间存在着现金往来和直接结算关系，就难以避免“黑金”交易；以及种种为了牟利而违规的可能性。
目前国家卫生部和省级卫生部门已经动用了相当多的高科技手段，对浆站严加监管。比如建立对供浆员的指纹识别系统，即将供浆员的身份证信息、照片和指纹全部输入电脑，通过电脑对其卖浆的次数和地区进行限制。2000年，山东省卫生厅要求省里六个单采血浆必须启用这个浆员信息管理系统，希望以此杜绝跨区采浆和频繁采浆的问题。
《财经》记者在阳谷县单采血浆站见到了这套高级的信息系统。这个以《水浒》中武松打虎而闻名四方的县城与中国众多朴素的小县城并无太大区别，在甚至有些简陋的阳谷县单采血浆站中，放在挂号处的这台有指纹识别功能的电脑，与周围破旧的环境很不相称。
经常去阳谷卖浆的聊城朱老庄乡草庙村农妇杨某告诉记者，她去阳谷卖浆也的确需要“按手印”，但这并没有因为她不是本地人而妨碍她卖浆。可见，先进的技术手段仍然无法彻底断绝政府身份错位后的牟利动机。
另一个让人特别不放心的问题是，不洁手工采浆方式是当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之一。1996年，卫生部痛下决心，要求在1997年底以前全部实现机械化单采血浆。
所谓“自动化机械单采血浆”，是指通过血浆分离机自动分离血浆和红细胞，分离之后再自动将红细胞回输人体。血浆分离机工作时是一人一台，而所有耗材全为一次性产品，所以从技术上避免了交叉感染的可能。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相比起手工采浆，机械采浆的成本每人要高出20元左右。“相比起机采，手工采浆的时候真是暴利。”一位在浆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正因为此，卫生部以及各省市卫生厅担心县级单采血浆为了节省成本偷偷使用人工手采，经常进行各类“暗访”和“偷袭”式监管。山东省卫生厅的某位领导甚至穿上破旧的衣服，亲自化妆成贫苦的农民去“卖浆”。
此次《财经》记者赴鲁调查，并未发现手工采浆。据杨某介绍，阳谷和莘县单采血浆站都是用机器采浆。但问题是，一旦来自上级严厉的监管稍有松懈，拥有便利获利方式的基层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它的下属机构在牟利的冲动下，真能长时期做到“严于律己”吗？
“脱钩”之忧
与此同时，在强硬的监管政策下，血浆正变得奇货可居。
目前，全国36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GMP资格认证的生物制药公司都原料紧缺，包括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排头兵。势单力薄的小公司则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眼巴巴地等着卫生部能够再多批几家血浆站。
但记者获得的消息是，卫生部目前不会批准建立新的血浆站；正在考虑的改革方案，是将单采血浆站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脱钩”，即允许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公司协商组合，使单采血浆站成为生物制品公司的“原料车间”。当然，血液制品生产厂家必须对原料血浆的质量负全部责任，血浆站也必须像生物公司一样通过GMP认证才能供浆。卫生行政部门则成为独立的监管者。
单采血浆站与基层卫生行政部门“脱钩”，厘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无疑是大势所趋的方向。
纵观国际上对于血浆的管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免费。但由于无偿使用血浆成本太高，中国目前恐还无力效仿。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参见辅文《国外血液制品管理模式》）。
在美国这样科学技术发达、相关法律环境完备的国家，由血液制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所带来的疾病扩散蔓延风险，或许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不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血液制品市场化运作可以一切正常，但中国现阶段能否也能提供相应的技术、法律和政策保障，确保血津制品行业不危及公共卫生安全，尚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将血浆站变为生物制药公司的原料基地，部分专家对可能带来的血液安全隐患表示了谨慎的担忧。毕竟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绝不能完全市场化，在公共卫生与市场经济相交叉的领域中，从制度设计上斩断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盈利梦想，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应是负责任的政府最基本的道义原则。
本刊记者段宏庆、王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