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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学思想对苏轼的文学创作有很深的影响，其贬谪期间开始大量创作的独树一帜的东坡词就与他此期归诚佛僧、勤学佛法、禅理有密切的联系，如修禅悟理与增材拓能、追求“本心”与“不协音律”、“空静观”与词境的扩大、佛典翻译与苏词语言、佛家禅法的借鉴等就都体现了佛禅思想对东坡词创作影响。
关键词：佛禅思想 东坡词创作 贬谪
苏轼的仕宦生涯屡遭贬谪，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甚至使他险失性命。正如其弟苏辙在《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所云：“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面对重重灾难苏轼最终选择了“归诚佛僧”。他作于元丰七年（1084）的《黄州安国寺记》中便说“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以反问形式表述了他经过了贫病交加的困苦生活后在思想上精神上的选择。在写给表侄程德孺的信中亦说：“老兄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兄弟俱窜，家属流离，汗辱亲旧。然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这段时期他云游佛寺，广交佛僧，勤学佛法、禅理。佛教思想渐渐化解了他心中的苦闷，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渐渐在其思想中占据上风“成为他个人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东坡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正与此期渐渐成为他精神依托的佛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己在《书李主诗》就曾说：“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陆树声在《题东坡禅喜》也指出：苏轼常“以翰墨作佛事”，将修禅悟理所得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木斋先生更直接：“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
本文便试着研究其于此期开始真正创作的独树一帜的东坡词与其此期归诚佛僧、学佛修禅所悟的佛禅思想的关系。
一、修禅悟理与增材拓能
苏轼对词的革新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增加了词的题材，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这与他每天修禅悟理接触佛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他引入议论将学习佛法禅理所悟的哲理意蕴、心理感受直抒胸臆的抒发出来，就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也改变了词的审美效果，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在东坡词各种风格样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即隽永的哲理意味。”在苏轼“相当多的一些词篇中，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或者说，他的词富有‘思想深度’，这正是苏词迥出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特异之处。”“以词来抒发多重人生感受，寄寓对生命流程和崎岖世路的哲理反思，这是东坡对词作内蕴的开拓和独诣，是词体个性化理性化的一种体现。”如抒发人生如梦的幻灭感的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还有抒发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思想的词：“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浣溪沙？自适》）、“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谁羡人间琢玉郎》）、“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哨遍？春词》）、“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还有直接谈佛理的词：“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虞美人·述怀》）、“水垢何曾相受”、“自净方能净彼”（《如梦令·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阙》）。同时，这些词作也开始运用佛禅的“平常心”、“吃饭吃茶无别事”的思想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的体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更进一步扩大了东坡词的题材和表现功能。正如村山哲见所说“东坡词的特色，正在于：自在地吟咏来自日常生活体验的题材及其中的感怀，在表现方面则也具备极为精确的描写和男性的强有力性；而这则格外地扩大了词这种样式的内涵世界。”
二、“随缘放旷”与不协音律
传统词的创作有诸多限制，协律就是其中之一。而苏轼却追求“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改变了词附属于音乐的地位，“为词注入了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这种创作思想的形成与他当时所学的佛法禅理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虔州法憧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中便强调了对“本心”的追求：“苦海瀰天，佛为彼岸；业风鼓浪，法是慈航。诸佛子等，久坠三涂，备尝万苦。不遇善友，永无出期。今者各于佛前，同发此愿。愿除无始以来贪嗔恶念，愿发今日以后清净善心，愿行行坐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愿世世生生远离财、远离色、远离酒。既获清凉之果，咸跻极乐之乡。普冀有缘，皆证无漏。”同时，苏轼对《华严经》也非常熟悉，其《和子由四首·送春》诗云：“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华严经》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真法界的体现，而这无所不包容的法界乃是“心”的造作。在苏轼的《地狱变相偈》就他有对此禅理感悟：“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只有追求清净的“本心”，“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情合道”，才能摆脱尘世的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而正是这种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使他不理会所谓的词体协律本色，而追求“达心适意”，追求个性的自由舒展。他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如其作于元丰五年六月《渔家傲·赠曹光州》：便不拘一格地将内心的感受运用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地表达出来。龙榆生先生在亦谓：“（坡）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态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始尊。”陆游曰：“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元好问亦曰：“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三、“空静观”与词境的扩大
禅的最高境界是悟空，六祖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佛说罗摩伽经》中也说的“我心无所著，澄清如虚空”。《维摩诘所说经》：“不著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7]苏轼对佛禅的“空静观”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送寿圣聪长老偈·并叙》云：“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谓如虚空，何物住不得。”其《吉祥寺僧求阁名》亦云：“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其词“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点绛唇》）中“空花”即虚幻之花。苏轼秉此“总作空花观”之念，视世界如空中花耳。正是佛教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使他的心在平衡中得到了解脱，在尘世中求得了“静”，也使他形成了澄心净虑，空诸所有，使主体的全部感觉处于一种虚静的状态，去谛视万物，了悟百态的创作心态，进而形成了其不滞不粘的“空如”词风。他自己还反复强调“空静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其《送参廖师》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钱塘僧思聪归孤上序》也指出“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又“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再和潜师》）。刘熙载《艺概·诗概》卷二就曾指出：“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东坡词也可作如是观，如刘熙载在《艺概·词概》就评苏轼的《水调歌头》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又如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亦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到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8]此外“空”境的形成，还与其对“化实为虚”的佛家禅法的运用有密切的联系。“化实为虚”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已屡见不鲜，李白的豪放飘逸为其典型。在表现男女离愁别恨的词中也常将其运用到对离别后的想象，而苏轼却进一步推进了“化实为虚”在词中的功能--表达某种人生感受，人生哲理，借用了禅宗中的“空静”，将这狭小的“眼前”，虚幻到了广阔的“人生”、“宇宙”，而使词的境界化虚，化空，化静。如其《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便被后人评为：“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则被后人评为：“情景交融，笔墨人化，有神无迹。”（黄苏《蓼园词话》）“空”是般若的极致之境，如果用譬喻方法解说，“梦”就是其中一喻。“如梦”是大乘十喻之一，即从般若正智看来，万法（包括人生）都是如梦一样虚幻不实、无自性的。苏轼在《参寥泉铭》就说“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苏词就常常用“梦”的比喻来形成空的境界。如明代沈际飞云：“东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如云‘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古今空名’，屡读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草堂诗余正集·卷二》） 四、佛典翻译与苏词语言
众所周知，唐宋的译经运动空前绝后，“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题序与译经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对词的革新的另一突出表现是给词增添了题序。题序的运用到宋朝已不陌生，但是在词中增添题序苏东坡可以说是首位。
其次，为了更好的传播佛教思想，佛禅典籍的翻译追求通俗易懂，因此语言多朴素，并常借用民间白话、俗语。“《梁传》云：‘高所出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读者亹亹忘倦。’”[9]这种朴素之风是宋代古文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古文运动在诗歌、散文的创作中迅速兴起，而被视为“艳科”“小道”的词体似乎被忽视了，是苏轼将这股古风吹到了词坛。刘熙载《词概》中便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刘毓盘《中国文学史·词略》中也说：“白话入词始于苏轼《如梦令》，继之者有黄庭坚《鼓笛令》，刘过《天仙子》，石孝友《惜多交》，皆竟体不作文言。”“白话入词”在苏词中有两个表现：一是使用虚词，如元丰五年，作于黄州的《哨遍·为米折腰》下阕：“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中的“噫”、“兮”、“矣”等即是。二是用当时流行的俗语，如《减字木兰花·赠胜之，乃徐君猷侍儿》下片：“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又如《点绛唇·闲倚胡床》“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李泽厚更从禅宗思想的影响上对苏轼朴素语言进行分析。他在《美的历程·苏轼的意义》中说：“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五、佛家禅法的借鉴
佛禅思想对东坡词的创作手法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不立文字”与“句外取义”：禅宗认为自性本清净，清净的自性即蕴含了佛性，因此人人都有佛性。自性的悟得无需向身外求，而要反求诸已，这就是所谓返观自照，洞察真我，获得开悟，因此禅宗主张顿悟。《坛经》说：“不立文字”、“一悟即至佛地”、“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宋朝文偃禅师创立的云门宗的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即：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其中，云门“一字关”最能体现“截断众流”。云门“一字关”，即每每用一语，一字蓦地截断参禅者奔驶疾驰的意念之流，使其离开原来的思路超言脱意，彻见本来，以悟法蒂。简单的说，就是以绕路说禅的方式回答参请者的提问，以启其自悟。苏轼对这种“意在言外”，“反常合道”的禅法有深刻的理解。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便采用了这种“断”与“悟”的技巧：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中用“花褪残红青杏小”对“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用“枝上柳绵吹又少”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均是以明对暗，以喜对忧，以真实取代虚幻，截断众流的方式，用希望与光明的意象有意识地截断自己失落与郁闷的情思，以求超脱。这正是云门宗三昧之一的“截断众流”中的意象对峙。杨浞《古今诗话》云：“‘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携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曲名《水调歌头》，东坡居士听琵琶而作也。旧都野人曰：此词句外取意，无一字染著，后学卒未到其阃域。”旧都野人所谓的“句外取意”便是禅宗的绕路说禅。
六、结语
总之，作为宋词大家，他独树一帜的词作与他透彻的禅学修养有着紧密联系，特别是其贬谪期间大量学习佛法、禅宗，更使其词作有了更多的突破，呈现出了新的艺术特征。“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便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自己还曾在《与李去言书》中说：“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九），所以，我们在研究苏轼对传统词的突破而做出的贡献时不能忽视了佛禅思想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宋]苏辙. 栾城集卷二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宋]苏轼. 苏轼文集 [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陆树声. 题东坡禅喜 [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十三册 [C]. 齐鲁书社，1997.
[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 [M]. 中华书局，1982 .
元好问. 新轩乐府引 [A].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卷四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日]高楠顺次郎主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佛说罗摩伽经 [M]. 日本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35—37年（1960-1962年）.
[日]高楠顺次郎主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维摩诘所说经 [M]. 日本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35—37年（1960-1962年）.
詹安泰. 宋词散论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邹同庆，王宗堂. 苏轼词编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西 格
关键词：佛禅思想 东坡词创作 贬谪
苏轼的仕宦生涯屡遭贬谪，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甚至使他险失性命。正如其弟苏辙在《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所云：“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面对重重灾难苏轼最终选择了“归诚佛僧”。他作于元丰七年（1084）的《黄州安国寺记》中便说“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以反问形式表述了他经过了贫病交加的困苦生活后在思想上精神上的选择。在写给表侄程德孺的信中亦说：“老兄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兄弟俱窜，家属流离，汗辱亲旧。然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这段时期他云游佛寺，广交佛僧，勤学佛法、禅理。佛教思想渐渐化解了他心中的苦闷，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渐渐在其思想中占据上风“成为他个人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东坡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正与此期渐渐成为他精神依托的佛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己在《书李主诗》就曾说：“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陆树声在《题东坡禅喜》也指出：苏轼常“以翰墨作佛事”，将修禅悟理所得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木斋先生更直接：“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
本文便试着研究其于此期开始真正创作的独树一帜的东坡词与其此期归诚佛僧、学佛修禅所悟的佛禅思想的关系。
一、修禅悟理与增材拓能
苏轼对词的革新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增加了词的题材，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这与他每天修禅悟理接触佛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他引入议论将学习佛法禅理所悟的哲理意蕴、心理感受直抒胸臆的抒发出来，就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也改变了词的审美效果，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在东坡词各种风格样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即隽永的哲理意味。”在苏轼“相当多的一些词篇中，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或者说，他的词富有‘思想深度’，这正是苏词迥出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特异之处。”“以词来抒发多重人生感受，寄寓对生命流程和崎岖世路的哲理反思，这是东坡对词作内蕴的开拓和独诣，是词体个性化理性化的一种体现。”如抒发人生如梦的幻灭感的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还有抒发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思想的词：“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浣溪沙？自适》）、“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谁羡人间琢玉郎》）、“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哨遍？春词》）、“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还有直接谈佛理的词：“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虞美人·述怀》）、“水垢何曾相受”、“自净方能净彼”（《如梦令·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阙》）。同时，这些词作也开始运用佛禅的“平常心”、“吃饭吃茶无别事”的思想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的体验。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更进一步扩大了东坡词的题材和表现功能。正如村山哲见所说“东坡词的特色，正在于：自在地吟咏来自日常生活体验的题材及其中的感怀，在表现方面则也具备极为精确的描写和男性的强有力性；而这则格外地扩大了词这种样式的内涵世界。”
二、“随缘放旷”与不协音律
传统词的创作有诸多限制，协律就是其中之一。而苏轼却追求“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改变了词附属于音乐的地位，“为词注入了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这种创作思想的形成与他当时所学的佛法禅理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虔州法憧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中便强调了对“本心”的追求：“苦海瀰天，佛为彼岸；业风鼓浪，法是慈航。诸佛子等，久坠三涂，备尝万苦。不遇善友，永无出期。今者各于佛前，同发此愿。愿除无始以来贪嗔恶念，愿发今日以后清净善心，愿行行坐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愿世世生生远离财、远离色、远离酒。既获清凉之果，咸跻极乐之乡。普冀有缘，皆证无漏。”同时，苏轼对《华严经》也非常熟悉，其《和子由四首·送春》诗云：“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华严经》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真法界的体现，而这无所不包容的法界乃是“心”的造作。在苏轼的《地狱变相偈》就他有对此禅理感悟：“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只有追求清净的“本心”，“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情合道”，才能摆脱尘世的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而正是这种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使他不理会所谓的词体协律本色，而追求“达心适意”，追求个性的自由舒展。他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如其作于元丰五年六月《渔家傲·赠曹光州》：便不拘一格地将内心的感受运用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地表达出来。龙榆生先生在亦谓：“（坡）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态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始尊。”陆游曰：“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元好问亦曰：“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三、“空静观”与词境的扩大
禅的最高境界是悟空，六祖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佛说罗摩伽经》中也说的“我心无所著，澄清如虚空”。《维摩诘所说经》：“不著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7]苏轼对佛禅的“空静观”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送寿圣聪长老偈·并叙》云：“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谓如虚空，何物住不得。”其《吉祥寺僧求阁名》亦云：“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其词“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点绛唇》）中“空花”即虚幻之花。苏轼秉此“总作空花观”之念，视世界如空中花耳。正是佛教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使他的心在平衡中得到了解脱，在尘世中求得了“静”，也使他形成了澄心净虑，空诸所有，使主体的全部感觉处于一种虚静的状态，去谛视万物，了悟百态的创作心态，进而形成了其不滞不粘的“空如”词风。他自己还反复强调“空静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其《送参廖师》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钱塘僧思聪归孤上序》也指出“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又“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再和潜师》）。刘熙载《艺概·诗概》卷二就曾指出：“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东坡词也可作如是观，如刘熙载在《艺概·词概》就评苏轼的《水调歌头》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又如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亦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到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8]此外“空”境的形成，还与其对“化实为虚”的佛家禅法的运用有密切的联系。“化实为虚”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已屡见不鲜，李白的豪放飘逸为其典型。在表现男女离愁别恨的词中也常将其运用到对离别后的想象，而苏轼却进一步推进了“化实为虚”在词中的功能--表达某种人生感受，人生哲理，借用了禅宗中的“空静”，将这狭小的“眼前”，虚幻到了广阔的“人生”、“宇宙”，而使词的境界化虚，化空，化静。如其《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便被后人评为：“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则被后人评为：“情景交融，笔墨人化，有神无迹。”（黄苏《蓼园词话》）“空”是般若的极致之境，如果用譬喻方法解说，“梦”就是其中一喻。“如梦”是大乘十喻之一，即从般若正智看来，万法（包括人生）都是如梦一样虚幻不实、无自性的。苏轼在《参寥泉铭》就说“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苏词就常常用“梦”的比喻来形成空的境界。如明代沈际飞云：“东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如云‘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古今空名’，屡读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草堂诗余正集·卷二》） 四、佛典翻译与苏词语言
众所周知，唐宋的译经运动空前绝后，“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题序与译经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对词的革新的另一突出表现是给词增添了题序。题序的运用到宋朝已不陌生，但是在词中增添题序苏东坡可以说是首位。
其次，为了更好的传播佛教思想，佛禅典籍的翻译追求通俗易懂，因此语言多朴素，并常借用民间白话、俗语。“《梁传》云：‘高所出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读者亹亹忘倦。’”[9]这种朴素之风是宋代古文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古文运动在诗歌、散文的创作中迅速兴起，而被视为“艳科”“小道”的词体似乎被忽视了，是苏轼将这股古风吹到了词坛。刘熙载《词概》中便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刘毓盘《中国文学史·词略》中也说：“白话入词始于苏轼《如梦令》，继之者有黄庭坚《鼓笛令》，刘过《天仙子》，石孝友《惜多交》，皆竟体不作文言。”“白话入词”在苏词中有两个表现：一是使用虚词，如元丰五年，作于黄州的《哨遍·为米折腰》下阕：“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中的“噫”、“兮”、“矣”等即是。二是用当时流行的俗语，如《减字木兰花·赠胜之，乃徐君猷侍儿》下片：“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又如《点绛唇·闲倚胡床》“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李泽厚更从禅宗思想的影响上对苏轼朴素语言进行分析。他在《美的历程·苏轼的意义》中说：“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五、佛家禅法的借鉴
佛禅思想对东坡词的创作手法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不立文字”与“句外取义”：禅宗认为自性本清净，清净的自性即蕴含了佛性，因此人人都有佛性。自性的悟得无需向身外求，而要反求诸已，这就是所谓返观自照，洞察真我，获得开悟，因此禅宗主张顿悟。《坛经》说：“不立文字”、“一悟即至佛地”、“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宋朝文偃禅师创立的云门宗的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即：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其中，云门“一字关”最能体现“截断众流”。云门“一字关”，即每每用一语，一字蓦地截断参禅者奔驶疾驰的意念之流，使其离开原来的思路超言脱意，彻见本来，以悟法蒂。简单的说，就是以绕路说禅的方式回答参请者的提问，以启其自悟。苏轼对这种“意在言外”，“反常合道”的禅法有深刻的理解。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便采用了这种“断”与“悟”的技巧：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中用“花褪残红青杏小”对“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用“枝上柳绵吹又少”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均是以明对暗，以喜对忧，以真实取代虚幻，截断众流的方式，用希望与光明的意象有意识地截断自己失落与郁闷的情思，以求超脱。这正是云门宗三昧之一的“截断众流”中的意象对峙。杨浞《古今诗话》云：“‘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携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曲名《水调歌头》，东坡居士听琵琶而作也。旧都野人曰：此词句外取意，无一字染著，后学卒未到其阃域。”旧都野人所谓的“句外取意”便是禅宗的绕路说禅。
六、结语
总之，作为宋词大家，他独树一帜的词作与他透彻的禅学修养有着紧密联系，特别是其贬谪期间大量学习佛法、禅宗，更使其词作有了更多的突破，呈现出了新的艺术特征。“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便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自己还曾在《与李去言书》中说：“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九），所以，我们在研究苏轼对传统词的突破而做出的贡献时不能忽视了佛禅思想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宋]苏辙. 栾城集卷二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宋]苏轼. 苏轼文集 [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陆树声. 题东坡禅喜 [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十三册 [C]. 齐鲁书社，1997.
[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 [M]. 中华书局，1982 .
元好问. 新轩乐府引 [A].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卷四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日]高楠顺次郎主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佛说罗摩伽经 [M]. 日本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35—37年（1960-1962年）.
[日]高楠顺次郎主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维摩诘所说经 [M]. 日本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35—37年（1960-1962年）.
詹安泰. 宋词散论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邹同庆，王宗堂. 苏轼词编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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