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落叶松刺入黑沉沉的天空，狂风骤雨难撼它矜持的针叶，在电光劈开舞台的瞬间，也只在槭树丛里投下微微轻颤的暗影。这副透着浓重俄罗斯韵味的田园画，却是通过舞台中央客厅里的一盏灯罩上的细纹，巧妙地投影到纵深二十来米的空旷幕布上的。
　　《万尼亚舅舅》这出经典的契诃夫剧，也是在“斯坦尼体系”中占核心地位的“样板剧”，今年六七月间首次登上国内舞台，上海的观众却讶异地发现，预想中俄罗斯式的厚重甚至笨重，被消解在舞美动辄抖出现代派机灵的轻盈乃至炫目之中。
　　在“去看契诃夫，去看斯坦尼”的噱头感召之下，该剧头六场的演出票早在三个月前就被预订一空。而在表演理论与戏剧教育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之际，由他的嫡传“徒孙”阿道夫-沙彼罗执导这出戏，更有为这位深入影响着中国戏剧教育的大师“招魂”之意。
　　被称为“斯坦尼体系”的表演理论尽管也曾在特殊时期横遭排斥和扭曲，迄今仍深入影响着中国的戏剧教育。在迟到了近一个世纪后，这部契诃夫剧终于被搬上国内舞台，是否带来了一套原汁原味的斯坦尼？

经典的号召力

　　导演阿道夫-沙彼罗早在2011年随团访问北京时，带来了整个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身前创立）班底的另一部契诃夫经典《樱桃园》，此番执导《万尼亚舅舅》，又是以非母语演出，在他也是头一遭。
　　契诃夫话剧历来在国内被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剧中人物没有长篇的独白，也少正面的情感冲突，甚至都分辨不出哪个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或者悲剧主角，有的只是小人物低微卑怯的吐哺和人与人之间穿花绕步的情感。
　　《万尼亚舅舅》这出作者晚年的代表作，氤氲着三男两女间的情感纠葛，被逼仄到一个将倾未覆的家庭里，而两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相互掣肘、自顾茫然的窒闷气氛，更是在暴风雨前夜挥之不去。这出戏的背景设定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农奴制已废而革命将兴的俄罗斯农村。
　　这出戏1890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之时，当时还在世的契诃夫，也没能预见到知识分子在此后共产主义俄国扮演的尴尬角色，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成功演绎了契诃夫笔下另一位知识分子、《海鸥》中的特里哥林之后，亲自担纲万尼亚一角，他逐渐从过去表演莎剧英雄的舞台腔中走出来，依循着“情感和直觉的生活化表演路线行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由此意识到，在平淡情节之外，契诃夫戏剧中“蚊虫、蟋蟀、厌倦、灰色的小人物，如果你把他带到艺术飞翔的所在，便会觉出其中有着人类对幸福的永恒憧憬和俄国诗的真正芬芳”。也正是从契诃夫剧开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情感和直觉地表演”，奠定了“日后被称为‘斯坦尼体系’的那种东西的基础。”
　　在中文版中扮演万尼亚的吕凉，身为“文革”后上戏科班出身的话剧演员，早年在课堂上学习过刚刚重新被纳入国内戏剧教育的“斯坦尼体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批判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而遭中断），他坦言尽管那时对“斯坦尼”半懂不懂，但扮演万尼亚舅舅成了他心中一个模糊的梦，“好像那意味着检验一个演员的最高标杆”。
　　此次中文版《万尼亚舅舅》的演出，上海话剧中心投入了堪称剧院“顶配”的班底，他们大多是曾受到“斯塔尼体系”召唤的老演员。但在排演现场，频频响起的却是导演沙彼罗沙哑而愠怒的声音，他一再重复着同一个音调，“涅！”（俄语：不对）

不走样的斯坦尼？

　　不时被中断的排演，这班老演员竟感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吕凉从桌子上颇为熟练地操起茶壶，一边往嘴里灌水，一边往外吐词的“戏剧性”表演，也被导演严厉中止。几乎在他一词一顿的提示下，吕凉听口令“喝一口茶”，才喝一口茶；“念白”，才念白。
　　这种“手把手”式的导演方式，使得舞台呈现的一招一式，几乎都经过了导演的精准定位、铸模固定。这种方法其实在“斯坦尼体系”中有本可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亲自出演契诃夫戏剧时，就试图从大师的嘴里套出解读人物的密钥，而契诃夫给予的每一句只言片语的点拨，都落在舞台呈现的具体细节。对万尼亚这个人物的讲解，契诃夫只说了一句，“记住，他系的是一条丝绒领带！”
　　如今这番来自斯坦尼嫡传弟子的“手把手”执导，与这班斯坦尼远方学徒过去的边猜边学相碰撞，有时竟是迥相违背的体验。“以前在排练开始之初，演员们总习惯性地等待导演做角色阐述，好像士兵在等待指令。但这一次，沙彼罗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告诉吕凉和其他演员：一个外科医生只有在剖开患者肚子的那刻才能见到存在的具体问题，并解决它。”

　　沙彼罗自解他的执导方式，其实还考虑到了与演员们的文化差异。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中国的京剧为题，在他看来，京剧的“唱念做打”那一套，固型化了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动作背后的意蕴。“中国话剧演员的表演方式，可能仍浸淫在他们传统戏剧之中。”
　　此前执导过四个语言版本《樱桃园》的经历，也让他在与演员的语言沟通受制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通过身教来传达角色的内心感触。“我等于是在做一些小品，那些动作之后是否会固定下来呈现在舞台上、演出中，还不好说，我只是在为他们寻找，我希望演员们能真正地理解这个剧本，不只是脑袋里懂，而是全身都懂。”
　　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首演万尼亚舅舅时，台下尚有剧作家亲自坐镇指点。事后，这位表演巨擎还曾发出这样的慨叹，“要准确把握契诃夫笔下的人物，那得演上五百遍！”
　　一个世纪后，中文版《万尼亚舅舅》的大幕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初启之时，原样照搬自莫斯科的舞台设计，所透出的现代感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幕布后悬垂下上百架大小、高度不一的秋千，让剧中人的悬而未决的命运如临每一位观众的头顶。
　　在追求“拷贝不走样”的斯坦尼表演风格也处处显露出痕迹，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资深的戏剧观众还是窥破了其中的堂奥。剧中戏份不少于万尼亚的女主人公叶琳娜，在面对两位对自己执情甚深的男子时，“表演上流于一个简单轻浮的女性形象”。而另一位女性索尼娅，在情感挫败面前，则是“活脱脱被演成了一个村姑，降低了她和叶琳娜对手戏的张力。”
　　但大部分在平日的流行轻喜剧里养成口味的观众，多在叶琳娜的偷情压塌了堆垛在舞台上的木柴时，奉上配合的纵声大笑，而无暇顾及这个细节是对原著的添枝加叶，剧本中的暧昧仅仅收束于一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