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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论持久战》后，蒋介石也十分赞成
如果在1938年10月21日这一天，我们来展开一幅中国地图，会发现半壁江山已落人日本之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广州在此日陷落。偌大一个国家，裂成了残破的碎片。
长春：挥泪对宫娥
“康德五年”的长春，早已是关东军的天下。10月的时候，溥仪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关东军为其修建的临时宫殿——同德殿。
暂厝“新京”的他，仍然对关内的北京抱有一丝幻想。但是，河清海晏的时代，在100年前就结束了。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攻克了汉口市郊的戴家山。次日，在怀远楼内的会议上，溥仪心情复杂地听着“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汇报战果。
不等吉冈汇报结束，溥仪轻轻地站了起来，面朝西南——武汉战场的方向，鞠躬，然后静默良久，为战死的日军官兵默哀。
每次在日军占领了较大城市之后，溥仪都要在吉冈安直的提示下，为战死的日军默哀。这次，几乎不用吉冈的提醒，溥仪就自己站起来了。
随后，溥仪在吉冈安直的指示下，写了一封措辞热烈的信给冈村宁次，赞扬其在武汉的成功。由于武汉的陷落，蒋介石与宋美龄撤到衡阳。对于日军来说，这是一次大胜利。吉冈要求溥仪，一定要给天皇发去贺电表示祝贺。
就这样，昔日大清帝国的皇帝，该做什么事，该见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一切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中。
溥仪欲祭清北陵。吉冈说，溥仪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溥仪于是屈服，打消了祭陵之行。
不久，吉冈又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到长春，立为满洲的国教之神。溥仪心中颇为不愿，却也没有办法，只得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
溥仪最大的心病在于自己被迫签字通过的《帝位继承法》按照此法，溥杰是他的法定继承人。而关东军司令本庄与吉冈安直，已经为溥杰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作为溥杰的新婚妻子。
嵯峨浩接近分娩的时候，溥仪痛苦不堪。由于溥仪无嗣，那么一个含有日本皇室血统的孩子即将来继承“满洲国”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痛苦的事情。
北京：一旦归为臣虏
1938年秋天的北京，一如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描写的那样美丽，然而街上冷冷清清，偶尔可以听见奔驰而过的日本军车的嘶鸣，划过幽寂的天空。
自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王克敏每天都在为主导的这个临时政府发愁。历绾北洋政府财政的王克敏，“七七”事变前夕，蛰居上海，窥伺时机。这时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乎物色汉奸人选，最后邀请王克敏来作傀儡。
在南京陷落的次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粉墨登场。
以王克敏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成员半数以上为原北洋政府的官僚。喜多选定的伪府头目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
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则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
曹汝霖不敢再次卖国，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最后，他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日本侵华逐步由北向南，王克敏遂提出与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合流。因为按照日本的步骤，日本陆军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
但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私利，不愿与华北合流。
南京：教坊尤奏别离歌
这一年的9月21日，几个精壮的士兵，将原国民政府大门楼门上的“国民政府”四字铲去，挂上了由江亢虎题写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八个镀金大字。“行政院长”梁鸿志志得意满地住进了当初他根本不可能企及的原两江总督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
维新政府背后的主谋则为日军第27师师长、驻南京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亦是维新政府的顾问。
梁鸿志的叛国颇为彻底。在维新政府成立后，他立即以“政府”名义，劫收了上海海关和中国政府在苏、浙、皖地区的税收机关，并与日本军签订了一系列出卖经济利益的协定。
不久，维新政府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著名资本家儿玉谦次任总裁。从此，华中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矿产、水产、煤气等基本上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
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和平运动”的五个步骤。
汪精卫将在西南建立新政权，不会影响现有的两个伪政权。但是，由于汪精卫的出逃最终没有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他在西南建立政权的希望化为泡影。河内遇刺，坚定了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府的决心。
1939年6月11日，汪精卫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后者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汪答复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1939年9月，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秘密会见了汪精卫。汪欲使王、梁参加由自己担纲的中央政府，并计划于10月9日正式开张。王、梁当场拒绝参加。这和他们一年前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
武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1938年10月21日晚上，蒋介石在武汉行营里愁眉不展的看着余汉谋自广州发来的电报，称日军已入广州城，现在城中一片火海。
这无疑让他有雪上加霜的感觉，武汉已经被围了。撤或者不撤，都是一个问题。
蒋介石那天晚上到底想了些什么，已无从知道。但他带领着溃不成军的中央政府，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的存亡，对抗日的进程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他不是不知道。
但最后，他还是做出了弃城的决定，就在10月21日的晚上。不过，他依然在行营坚守了三天，在24日的晚上，才依依不舍地和宋美龄登上了飞机。
飞机很快在夜空中迷航，盘旋了很久，又重新降落到武汉机场加油。
这个时候的机场跑道，已经被军人炸毁了一大截。如果晚着陆一会儿，可能根本无法降落。破坏机场的命令正是蒋介石自己下达的。
次日夜，城内中国守军全部撤离。“武 汉会战”是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武器最精良、战线最长、伤亡最大的战事，是抗战期间中国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那天夜里，在飞往衡阳的飞机上，蒋介石就开始思考抗日战略转变的问题了。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暗示只要蒋介石下野，即可和谈。
11月16日，汪精卫在与蒋介石共进晚餐时，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争辩良久。最后蒋说：“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拂袖而去。而这个动作，被史家解读为促使汪精卫出逃西南的原因之一。
次年的3月21日凌晨，汪的密友曾仲鸣替汪精卫挨了十余颗子弹。汪亲笔写下《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抗议蒋的暗杀行为。
汪质问：“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延安：三千里地山河
1938年整个下半年，延安都比较平静。
摄影师徐肖冰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第三期学员班参加学习。他回忆说，学员们都过着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有时在夜间忽然吹响紧急集合号，大多数学员在平时重视练习，都能达到整齐要求。
他记忆最深的是，几个大队集合起来上课或开大会前，大伙儿敞开胸怀唱起了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日军对延安开始注意，经常派侦察机进行侦察。一些将领担心，一旦守不住，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落在敌人之手，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毛泽东笑了笑：“别紧张嘛。”
不久，日军即兵分九路来犯了，却遭到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打击。仅120师，就歼敌1500人，收复七座县城。警卫六团在兴县打的一仗，击毙日军40余人，伤敌100多人，而我军才伤亡六人。
肖劲光把缴获的日本大衣、罐头、军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战利品面前转了几转，笑哈哈地对大伙说：“这洋货就是好啊！”他还说：“就照这打法!”
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奋战，写《论持久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多小时。每到深夜困乏了，他便走出窑洞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的延安，天尚寒冷。一天晚上，警卫员找来一盆炭火，放到地上，让他暖脚。突然，警卫员听到呼唤，过去一看，发现毛泽东的棉鞋正冒着青烟。警卫员一边灭火，一边着急地说：“鞋烧着了，怎么都不知道?天这么冷，没棉鞋穿怎么行?”毛泽东笑着说：“正在思考问题，没有发现……”
不久之后，毛泽东思考的成果——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在1938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论持久战》后，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后来，这篇文章的精神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一年的9月26日，六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
到了次年春，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1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五分之二以上。
如果在1938年10月21日这一天，我们来展开一幅中国地图，会发现半壁江山已落人日本之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广州在此日陷落。偌大一个国家，裂成了残破的碎片。
长春：挥泪对宫娥
“康德五年”的长春，早已是关东军的天下。10月的时候，溥仪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关东军为其修建的临时宫殿——同德殿。
暂厝“新京”的他，仍然对关内的北京抱有一丝幻想。但是，河清海晏的时代，在100年前就结束了。
10月25日夜，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攻克了汉口市郊的戴家山。次日，在怀远楼内的会议上，溥仪心情复杂地听着“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汇报战果。
不等吉冈汇报结束，溥仪轻轻地站了起来，面朝西南——武汉战场的方向，鞠躬，然后静默良久，为战死的日军官兵默哀。
每次在日军占领了较大城市之后，溥仪都要在吉冈安直的提示下，为战死的日军默哀。这次，几乎不用吉冈的提醒，溥仪就自己站起来了。
随后，溥仪在吉冈安直的指示下，写了一封措辞热烈的信给冈村宁次，赞扬其在武汉的成功。由于武汉的陷落，蒋介石与宋美龄撤到衡阳。对于日军来说，这是一次大胜利。吉冈要求溥仪，一定要给天皇发去贺电表示祝贺。
就这样，昔日大清帝国的皇帝，该做什么事，该见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一切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中。
溥仪欲祭清北陵。吉冈说，溥仪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溥仪于是屈服，打消了祭陵之行。
不久，吉冈又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到长春，立为满洲的国教之神。溥仪心中颇为不愿，却也没有办法，只得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
溥仪最大的心病在于自己被迫签字通过的《帝位继承法》按照此法，溥杰是他的法定继承人。而关东军司令本庄与吉冈安直，已经为溥杰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作为溥杰的新婚妻子。
嵯峨浩接近分娩的时候，溥仪痛苦不堪。由于溥仪无嗣，那么一个含有日本皇室血统的孩子即将来继承“满洲国”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痛苦的事情。
北京：一旦归为臣虏
1938年秋天的北京，一如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描写的那样美丽，然而街上冷冷清清，偶尔可以听见奔驰而过的日本军车的嘶鸣，划过幽寂的天空。
自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王克敏每天都在为主导的这个临时政府发愁。历绾北洋政府财政的王克敏，“七七”事变前夕，蛰居上海，窥伺时机。这时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乎物色汉奸人选，最后邀请王克敏来作傀儡。
在南京陷落的次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粉墨登场。
以王克敏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成员半数以上为原北洋政府的官僚。喜多选定的伪府头目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
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则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
曹汝霖不敢再次卖国，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最后，他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日本侵华逐步由北向南，王克敏遂提出与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合流。因为按照日本的步骤，日本陆军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
但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私利，不愿与华北合流。
南京：教坊尤奏别离歌
这一年的9月21日，几个精壮的士兵，将原国民政府大门楼门上的“国民政府”四字铲去，挂上了由江亢虎题写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八个镀金大字。“行政院长”梁鸿志志得意满地住进了当初他根本不可能企及的原两江总督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
维新政府背后的主谋则为日军第27师师长、驻南京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亦是维新政府的顾问。
梁鸿志的叛国颇为彻底。在维新政府成立后，他立即以“政府”名义，劫收了上海海关和中国政府在苏、浙、皖地区的税收机关，并与日本军签订了一系列出卖经济利益的协定。
不久，维新政府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著名资本家儿玉谦次任总裁。从此，华中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矿产、水产、煤气等基本上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
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和平运动”的五个步骤。
汪精卫将在西南建立新政权，不会影响现有的两个伪政权。但是，由于汪精卫的出逃最终没有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他在西南建立政权的希望化为泡影。河内遇刺，坚定了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府的决心。
1939年6月11日，汪精卫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后者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汪答复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1939年9月，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秘密会见了汪精卫。汪欲使王、梁参加由自己担纲的中央政府，并计划于10月9日正式开张。王、梁当场拒绝参加。这和他们一年前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
武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1938年10月21日晚上，蒋介石在武汉行营里愁眉不展的看着余汉谋自广州发来的电报，称日军已入广州城，现在城中一片火海。
这无疑让他有雪上加霜的感觉，武汉已经被围了。撤或者不撤，都是一个问题。
蒋介石那天晚上到底想了些什么，已无从知道。但他带领着溃不成军的中央政府，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的存亡，对抗日的进程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他不是不知道。
但最后，他还是做出了弃城的决定，就在10月21日的晚上。不过，他依然在行营坚守了三天，在24日的晚上，才依依不舍地和宋美龄登上了飞机。
飞机很快在夜空中迷航，盘旋了很久，又重新降落到武汉机场加油。
这个时候的机场跑道，已经被军人炸毁了一大截。如果晚着陆一会儿，可能根本无法降落。破坏机场的命令正是蒋介石自己下达的。
次日夜，城内中国守军全部撤离。“武 汉会战”是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武器最精良、战线最长、伤亡最大的战事，是抗战期间中国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那天夜里，在飞往衡阳的飞机上，蒋介石就开始思考抗日战略转变的问题了。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暗示只要蒋介石下野，即可和谈。
11月16日，汪精卫在与蒋介石共进晚餐时，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争辩良久。最后蒋说：“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拂袖而去。而这个动作，被史家解读为促使汪精卫出逃西南的原因之一。
次年的3月21日凌晨，汪的密友曾仲鸣替汪精卫挨了十余颗子弹。汪亲笔写下《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抗议蒋的暗杀行为。
汪质问：“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延安：三千里地山河
1938年整个下半年，延安都比较平静。
摄影师徐肖冰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第三期学员班参加学习。他回忆说，学员们都过着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有时在夜间忽然吹响紧急集合号，大多数学员在平时重视练习，都能达到整齐要求。
他记忆最深的是，几个大队集合起来上课或开大会前，大伙儿敞开胸怀唱起了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日军对延安开始注意，经常派侦察机进行侦察。一些将领担心，一旦守不住，让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落在敌人之手，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毛泽东笑了笑：“别紧张嘛。”
不久，日军即兵分九路来犯了，却遭到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打击。仅120师，就歼敌1500人，收复七座县城。警卫六团在兴县打的一仗，击毙日军40余人，伤敌100多人，而我军才伤亡六人。
肖劲光把缴获的日本大衣、罐头、军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战利品面前转了几转，笑哈哈地对大伙说：“这洋货就是好啊！”他还说：“就照这打法!”
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奋战，写《论持久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多小时。每到深夜困乏了，他便走出窑洞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的延安，天尚寒冷。一天晚上，警卫员找来一盆炭火，放到地上，让他暖脚。突然，警卫员听到呼唤，过去一看，发现毛泽东的棉鞋正冒着青烟。警卫员一边灭火，一边着急地说：“鞋烧着了，怎么都不知道?天这么冷，没棉鞋穿怎么行?”毛泽东笑着说：“正在思考问题，没有发现……”
不久之后，毛泽东思考的成果——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在1938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论持久战》后，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后来，这篇文章的精神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一年的9月26日，六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
到了次年春，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1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五分之二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