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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继路遥之后，中国乡土文学又一颗巨星陨落了——陈忠实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有人说，陈忠实之后，世间再无白鹿原。
乡愁、乡俗和乡情，乡土社会特有的空间形态、色彩质感和差序格局，曾经是中国士人心目中的精神领地，割不断的灵魂故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代代的人们渐渐离开乡土，同时不断地怀念乡土，记录乡土，最终成就了一度繁荣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凡是扛鼎之作，都基于作者深厚的乡土经验和对那片土地的深情。《白鹿原》便是这样一部“民族史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陈忠实在田间垄上一个个抠出来的，沉淀了他一生的乡土经验。
写一本垫棺材当枕头的书
1987年，陈忠实在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晚上一起喝酒，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他：“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当时按捺不住的激动，对朋友说了一句“我要为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
为了写出这么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陈忠实搬回地处偏僻的老家，决定“冷下心来，回嚼亲身经历的生活。”正是在白鹿原下的老祖屋里，他开始写《白鹿原》。在足足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后，他才开始动笔。起初只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老屋破败不堪，下雨天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因为无工作无收入，家里负担又重，陈忠实无钱修缮老屋，以致后来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陈忠实却不以为意，他说，在白鹿原下写作，便进入了自己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1988年早春，在离祖屋大门前不到十米的街路边，陈忠实栽下一棵只有食指粗的小梧桐树，等到他写完这本大书，树已长到和成人的胳膊一样粗，有一个圆伞那么大的遮阴的地方，陈忠实写作累了便在树下歇息。这棵树见证了陈忠实为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长久的孤寂。
1991年的农历腊月，历经六年，《白鹿原》创作完结。陈忠实回忆：在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第六个原点时，两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
《白鹿原》从构思查资料动笔写成，历时十年。陈忠实的老婆讥笑：“你不如去开养鸡场，还可以吃几个鸡蛋，十年写出什么了，没一点成果。”陈忠实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养鸡。1992年春天，当陈忠实在自己绽放梨花的院子里，把长达五十万字、沉甸甸的《白鹿原》手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编辑高贤君当场就想看，陈忠实害怕得一塌糊涂：“你不要打开，不离开这里不能看。”取走原稿20天后，陈忠实收到高贤均的来信：他俩在回京的火车上，轮流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爱不释卷，拍案叫绝。陈忠实读完信后，“嗷嗷”三声跌倒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他朝老婆喊：“不用开养鸡场了。”
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回忆《白鹿原》的创作经历，陈忠实不无感慨地说：“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爱与性”是陈忠实再三琢磨的命题，创作《白鹿原》这部小说时，陈忠实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10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关于田小娥。白鹿原上有众多的牌坊，包括当地的县志里都有卷宗繁杂的《贞妇烈女传》，一部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有四五卷记载该县所有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一方面，民间口头流传着不少酸黄菜故事，不少干部在开会间歇的唯一乐趣，就是琢磨这些肆无忌惮的放浪故事，贞烈故事和这些比起来立刻片甲不留。陈忠实感觉到这些陈年老本里掩盖着许多被痛苦折磨的女性灵魂，在《白鹿原的创作手记》中写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计数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白鹿原》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电影打出标语，田小娥是中国式的欲望。不光是她，中国式的欲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欲望。”陈忠实说。
关于黑娃。时任《长安报》编辑记者的李东济在文章里写道，一次，陈忠实逼视他，“样子呆滞极了，像被一不明之物击中”。他有点怕，轻声叫着“陈老师”，音调逐步提高，最终“驴吼样地嗥了声——陈忠实！”“黑娃，你刚刚听到一声枪响了没？”被唤醒的陈忠实问道。误以为他称自己“济娃”，李东济不在意：听见了，响声大得怕人。“你能听见个熊？你都给人家枪决咧……我咋看你像土匪黑娃。”“土匪黑娃是你长篇的主人公？”“我老陈倒想叫他当，可历史不给他机会。黑娃那好小伙子，他是当不成主人公了，土匪咋能当一部历史正剧的主角嘛。”但是陈忠实笔下的黑娃是真正的热血青年，生于乱世，鄙视传统，无视规则。他从小生活在白嘉轩正直的腰杆下，对学为好人有叛逆之心，他后来的种种行径都可以看到他对学为好人的骨子里的厌恶和狂暴，但是到了最后，他却皈依了学为好人。黑娃这一生中，不断经历着诱惑、改变、抛弃、追寻、回归。他不是聪明人，在时代中随波逐流的人，始终在追寻信仰、寻找这世上适合自己的位置。不理解规则、无法掌控规则、更不会玩弄规则。爱过，痛过，对过，错过，拼搏过，最终成为另外一种人的踏脚石。黑娃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实现了自我救赎，根在这里，血液里永远有这些因子，迟早要回来......这正是陈忠实对中国历史的写照。 关于白嘉轩。“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多少人因这一句话蠢蠢欲动竟至读完《白鹿原》全本。 白嘉轩——这一象征中国文化中传统与威严的一号男主角，是调查间隙，陈忠实从“近门的一位爷爷”那里得知：自己的曾祖父，个儿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笔直，从村子走过时，“那些在街巷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作为白鹿原上的独特产儿，白嘉轩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既体现着中国家族文化理想的一面，也体现着这一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按照封建文化传统要求乡民，也按照这一传统要求和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对待小娥的处理，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捍卫自己文化理想时的残酷。后来，他又容忍黑娃和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并非是他做族长的宽宏大量，实际上是家族文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直接表现。
1995年至1997年，《白鹿原》参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会出现分歧。部分评委提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比作“翻鏊子”——“白鹿原这下子变成鏊子”，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与思想主题无关的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节。
论及性描写的处理，评委何启治说，他终审时的批语是：“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的卑鄙……”
有一晚，陈忠实接到茅盾文学奖主持人的电话，“评奖没问题。提出删改的地方，只是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一位高官居高临下地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咋不再写了？你要体验生活嘛，要学习讲话精神要深入群众嘛。陈忠实只回复了一句话：“你懂个锤子！”
很多记者也都追问，《白鹿原》之后怎么不再写长篇了。各种版本的答案纷呈于世，有人说陈忠实在悄悄酝酿一部著作，一直在走访几十年前的一桩秘案；也有人说陈忠实害怕自己不能再超越《白鹿原》，不敢再写了。
对此，陈忠实呵呵一笑，他说：“《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白鹿原》完成时，我心里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想把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可惜，我至今未能获得那种感觉。因为缺失这种独特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如果凭着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于是我开始写散文和随笔，没想到竟陷进去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散文，而且一连出了几本散文集。2001年我恢复写小说，对写短篇小说兴趣陡增，这几年我已经写了10个短篇小说了。”
2016年1月，陈忠实的新著《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出版上市，年过七旬的陈忠实洗去铅华，书写历尽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尽情展示生命中的深刻印记。这本书是陈忠实70多年人生的一次回顾和记叙，有其所见所闻，也有其所思所想。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在书中更多的是对生命历程的回忆。父母、亲人、朋友、师长，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
然而，新书上市没多久，陈忠实便离世了。作家贾平凹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高建群在谈到陈忠实去世时说：先走为大，先走是神。那一天，多地刮起了大风急剧降温，上苍在送别先生，送别了或许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最美好时代。
1975年，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名老党员刘世厚，将一本小册子捐给广饶县博物馆。这便是他珍藏了40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这本书虽然破损严重，但封面依稀还能见到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从左至右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书共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译者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阅读了他们翻译的马克思著作。
1919年，陈望道回国在杭州担任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迫辞职回乡。他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后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陈望道完成了这部影响了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的翻译。
随后，陈望道将译本带到上海，打算找机会刊发。恰好此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几人随后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
为了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会几个人四处筹钱。正在奔波之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得知此事后便出钱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便在又新印刷所问世了。这本书是竖排书，32开，封面印着红色的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从右至左印有“马格斯”三个字，由于排版错误，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直到9月印第二版的时候，才修改为“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问世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毛泽东主席生前曾多次谈到，1920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阅读过陈望道的最早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给予了极大的启示，并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信念，然而这个首译本却在后来的战火纷飞中不知下落、踪迹难觅。
那么这本“国宝”级的《共产党宣言》首印本，在山东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呢？打开书，扉页“葆臣”二字的朱红印痕，便是这本书流传的踪迹提示。
“葆臣”即张葆臣，江苏无锡人，他是山东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这本书是他从上海带到济南。当时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经常在一起举行各种活动，张葆臣结识了刘集村出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刘雨辉，将《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家乡过春节，又把这本书带到刘集村，交给了当时的中共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
不久刘集村农民夜校成立，《共产党宣言》便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参考书。刘良才等同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刘集村农民传播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会儿，大伙儿不知道马格斯是什么人，看到封面马克思肖像胡子浓密，便称之为“大胡子”。大家每每听到激动时，便纷纷说：“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刘集村党支部的星星之火，很快燃烧遍及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此时，全县建立起8个党支部，共产党员达70余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和全国许多共产党组织一样，广饶各地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但是刘良才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将《共产党宣言》悄悄地保存起来。刘集村的共产党人继续像以往一样汲取这本书的思想精华组织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31年春天，刘良才调任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走之前，刘良才慎重地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恶化，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担心自己随时有不测，便把此书交给了同村党员刘世厚保管。不久，刘良才被捕入狱，全家被炒，一年后英勇就义。
这本书是战友的嘱托和遗物，也是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寄托，刘世厚从此精心收存这本书，他不停地变换藏匿地点，保护这本书安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直到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的刘世厚老人才恋恋不舍地将它捐赠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
刘世厚老人已于1997年辞世，但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将与日月同在，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乡愁、乡俗和乡情，乡土社会特有的空间形态、色彩质感和差序格局，曾经是中国士人心目中的精神领地，割不断的灵魂故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代代的人们渐渐离开乡土，同时不断地怀念乡土，记录乡土，最终成就了一度繁荣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凡是扛鼎之作，都基于作者深厚的乡土经验和对那片土地的深情。《白鹿原》便是这样一部“民族史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陈忠实在田间垄上一个个抠出来的，沉淀了他一生的乡土经验。
写一本垫棺材当枕头的书
1987年，陈忠实在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晚上一起喝酒，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他：“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当时按捺不住的激动，对朋友说了一句“我要为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
为了写出这么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陈忠实搬回地处偏僻的老家，决定“冷下心来，回嚼亲身经历的生活。”正是在白鹿原下的老祖屋里，他开始写《白鹿原》。在足足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后，他才开始动笔。起初只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老屋破败不堪，下雨天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因为无工作无收入，家里负担又重，陈忠实无钱修缮老屋，以致后来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陈忠实却不以为意，他说，在白鹿原下写作，便进入了自己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1988年早春，在离祖屋大门前不到十米的街路边，陈忠实栽下一棵只有食指粗的小梧桐树，等到他写完这本大书，树已长到和成人的胳膊一样粗，有一个圆伞那么大的遮阴的地方，陈忠实写作累了便在树下歇息。这棵树见证了陈忠实为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长久的孤寂。
1991年的农历腊月，历经六年，《白鹿原》创作完结。陈忠实回忆：在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第六个原点时，两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
《白鹿原》从构思查资料动笔写成，历时十年。陈忠实的老婆讥笑：“你不如去开养鸡场，还可以吃几个鸡蛋，十年写出什么了，没一点成果。”陈忠实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养鸡。1992年春天，当陈忠实在自己绽放梨花的院子里，把长达五十万字、沉甸甸的《白鹿原》手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编辑高贤君当场就想看，陈忠实害怕得一塌糊涂：“你不要打开，不离开这里不能看。”取走原稿20天后，陈忠实收到高贤均的来信：他俩在回京的火车上，轮流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爱不释卷，拍案叫绝。陈忠实读完信后，“嗷嗷”三声跌倒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他朝老婆喊：“不用开养鸡场了。”
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回忆《白鹿原》的创作经历，陈忠实不无感慨地说：“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爱与性”是陈忠实再三琢磨的命题，创作《白鹿原》这部小说时，陈忠实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10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关于田小娥。白鹿原上有众多的牌坊，包括当地的县志里都有卷宗繁杂的《贞妇烈女传》，一部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有四五卷记载该县所有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一方面，民间口头流传着不少酸黄菜故事，不少干部在开会间歇的唯一乐趣，就是琢磨这些肆无忌惮的放浪故事，贞烈故事和这些比起来立刻片甲不留。陈忠实感觉到这些陈年老本里掩盖着许多被痛苦折磨的女性灵魂，在《白鹿原的创作手记》中写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计数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白鹿原》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电影打出标语，田小娥是中国式的欲望。不光是她，中国式的欲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欲望。”陈忠实说。
关于黑娃。时任《长安报》编辑记者的李东济在文章里写道，一次，陈忠实逼视他，“样子呆滞极了，像被一不明之物击中”。他有点怕，轻声叫着“陈老师”，音调逐步提高，最终“驴吼样地嗥了声——陈忠实！”“黑娃，你刚刚听到一声枪响了没？”被唤醒的陈忠实问道。误以为他称自己“济娃”，李东济不在意：听见了，响声大得怕人。“你能听见个熊？你都给人家枪决咧……我咋看你像土匪黑娃。”“土匪黑娃是你长篇的主人公？”“我老陈倒想叫他当，可历史不给他机会。黑娃那好小伙子，他是当不成主人公了，土匪咋能当一部历史正剧的主角嘛。”但是陈忠实笔下的黑娃是真正的热血青年，生于乱世，鄙视传统，无视规则。他从小生活在白嘉轩正直的腰杆下，对学为好人有叛逆之心，他后来的种种行径都可以看到他对学为好人的骨子里的厌恶和狂暴，但是到了最后，他却皈依了学为好人。黑娃这一生中，不断经历着诱惑、改变、抛弃、追寻、回归。他不是聪明人，在时代中随波逐流的人，始终在追寻信仰、寻找这世上适合自己的位置。不理解规则、无法掌控规则、更不会玩弄规则。爱过，痛过，对过，错过，拼搏过，最终成为另外一种人的踏脚石。黑娃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实现了自我救赎，根在这里，血液里永远有这些因子，迟早要回来......这正是陈忠实对中国历史的写照。 关于白嘉轩。“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多少人因这一句话蠢蠢欲动竟至读完《白鹿原》全本。 白嘉轩——这一象征中国文化中传统与威严的一号男主角，是调查间隙，陈忠实从“近门的一位爷爷”那里得知：自己的曾祖父，个儿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笔直，从村子走过时，“那些在街巷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作为白鹿原上的独特产儿，白嘉轩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既体现着中国家族文化理想的一面，也体现着这一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按照封建文化传统要求乡民，也按照这一传统要求和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对待小娥的处理，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捍卫自己文化理想时的残酷。后来，他又容忍黑娃和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并非是他做族长的宽宏大量，实际上是家族文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直接表现。
1995年至1997年，《白鹿原》参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会出现分歧。部分评委提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比作“翻鏊子”——“白鹿原这下子变成鏊子”，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与思想主题无关的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节。
论及性描写的处理，评委何启治说，他终审时的批语是：“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的卑鄙……”
有一晚，陈忠实接到茅盾文学奖主持人的电话，“评奖没问题。提出删改的地方，只是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一位高官居高临下地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咋不再写了？你要体验生活嘛，要学习讲话精神要深入群众嘛。陈忠实只回复了一句话：“你懂个锤子！”
很多记者也都追问，《白鹿原》之后怎么不再写长篇了。各种版本的答案纷呈于世，有人说陈忠实在悄悄酝酿一部著作，一直在走访几十年前的一桩秘案；也有人说陈忠实害怕自己不能再超越《白鹿原》，不敢再写了。
对此，陈忠实呵呵一笑，他说：“《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白鹿原》完成时，我心里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想把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可惜，我至今未能获得那种感觉。因为缺失这种独特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如果凭着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于是我开始写散文和随笔，没想到竟陷进去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散文，而且一连出了几本散文集。2001年我恢复写小说，对写短篇小说兴趣陡增，这几年我已经写了10个短篇小说了。”
2016年1月，陈忠实的新著《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出版上市，年过七旬的陈忠实洗去铅华，书写历尽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尽情展示生命中的深刻印记。这本书是陈忠实70多年人生的一次回顾和记叙，有其所见所闻，也有其所思所想。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在书中更多的是对生命历程的回忆。父母、亲人、朋友、师长，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
然而，新书上市没多久，陈忠实便离世了。作家贾平凹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高建群在谈到陈忠实去世时说：先走为大，先走是神。那一天，多地刮起了大风急剧降温，上苍在送别先生，送别了或许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最美好时代。
1975年，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名老党员刘世厚，将一本小册子捐给广饶县博物馆。这便是他珍藏了40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这本书虽然破损严重，但封面依稀还能见到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从左至右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书共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译者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阅读了他们翻译的马克思著作。
1919年，陈望道回国在杭州担任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迫辞职回乡。他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后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陈望道完成了这部影响了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的翻译。
随后，陈望道将译本带到上海，打算找机会刊发。恰好此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几人随后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
为了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会几个人四处筹钱。正在奔波之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得知此事后便出钱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便在又新印刷所问世了。这本书是竖排书，32开，封面印着红色的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从右至左印有“马格斯”三个字，由于排版错误，书名误印为“共党产宣言”，直到9月印第二版的时候，才修改为“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问世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毛泽东主席生前曾多次谈到，1920年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阅读过陈望道的最早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给予了极大的启示，并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信念，然而这个首译本却在后来的战火纷飞中不知下落、踪迹难觅。
那么这本“国宝”级的《共产党宣言》首印本，在山东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呢？打开书，扉页“葆臣”二字的朱红印痕，便是这本书流传的踪迹提示。
“葆臣”即张葆臣，江苏无锡人，他是山东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这本书是他从上海带到济南。当时济南早期的共产党员经常在一起举行各种活动，张葆臣结识了刘集村出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刘雨辉，将《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家乡过春节，又把这本书带到刘集村，交给了当时的中共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
不久刘集村农民夜校成立，《共产党宣言》便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参考书。刘良才等同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刘集村农民传播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会儿，大伙儿不知道马格斯是什么人，看到封面马克思肖像胡子浓密，便称之为“大胡子”。大家每每听到激动时，便纷纷说：“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刘集村党支部的星星之火，很快燃烧遍及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此时，全县建立起8个党支部，共产党员达70余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和全国许多共产党组织一样，广饶各地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但是刘良才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将《共产党宣言》悄悄地保存起来。刘集村的共产党人继续像以往一样汲取这本书的思想精华组织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31年春天，刘良才调任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走之前，刘良才慎重地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恶化，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担心自己随时有不测，便把此书交给了同村党员刘世厚保管。不久，刘良才被捕入狱，全家被炒，一年后英勇就义。
这本书是战友的嘱托和遗物，也是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寄托，刘世厚从此精心收存这本书，他不停地变换藏匿地点，保护这本书安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直到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的刘世厚老人才恋恋不舍地将它捐赠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
刘世厚老人已于1997年辞世，但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将与日月同在，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