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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小说由来已久，流派纷呈。本文拟从鲁迅开创的乡土写实小说入手，从小说的取材、自然风貌、方言土语等方面来阐释艾芜的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和《山野》。
关键词：艾芜小说；独特；乡土气息
现代乡土小说从鲁迅肇始，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以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尽管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像废名和沈从文以及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创作的陶醉于田园风光的“乡土浪漫派”，还有以茅盾为首的“社会剖析派”和赵树理、孙犁的乡村小说也写了乡村的内容，反映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但由于前者以政治理性视角，后者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因此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其实只要是取材于故乡农村或者乡镇的生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地方色彩和民俗美感的小说，均可称为广义的乡土小说。“所谓‘乡土文学’，简言之就是广泛的乡土生活的描绘”。张志平也说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主要指以中国农民的农村或小城镇生活为题材内容的小说”。因为“在解放前，中国的县城本来都是大农村，很少例外”。从以上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乡土小说的根本在于写实。而乡土小说的写实，首先就要体现地域特点。小说里要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地方色彩”（即早期理论家们提倡的“异域情调”）和“风俗画面”作为乡土小说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地方色彩是指小说要描绘某一地区所特有的社会风气、乡土人情、自然风貌，并适当运用方言土语，这样形成的地方色彩，才能有助于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某地区的社会生活，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风俗画指的是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和风俗历史中形成的在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模式。那么，从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和《山野》三部长篇小说反映的内容和自然风貌来看，艾芜显然承继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首先，三部长篇小说都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或小县城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山野》描写村民们为保卫家乡，敢于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的反抗斗争。小说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反映了大敌当前，村子里的所有村民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都齐心协力地以抗敌为重，男人们都去了守关阻敌，体现了全村人民为保卫家乡的坚强决心和勇气；《丰饶的原野》是作者通过细腻的笔把二十年代初农村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给以真实反映，揭露出地主阶级丑恶肮脏的心理、剥削的手段，以及贫苦农民艰难的生活和反抗精神。艾芜第一次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生活，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故乡的景色和人物，然而丰饶的原野不是人间的天堂。在那片沃野上生活着的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三个雇农没日没夜地为地主汪二爷卖命，可是换来的是眼泪和心酸、接连的不幸和深重灾难。邵安娃被辞退，跳塘自杀，刘老九和赵长生远走他乡，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描写了他们苦难的生活和悲惨命运，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累累罪行。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乡》暴露了国统区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和腐朽的现实，反映了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涉及到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小说通过知识分子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的所见所闻，满眼所见的是家乡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穷苦的亲戚为了宽限还债的日期向他求情，乡下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要他兑换被视为生命线的小票，而他不能做到，令他非常苦恼，加上他宣传抗日理想的失败，导致他在盘根错节的恶势力面前无力反抗，只好远离家乡。总之，三部小说里作者暴露了旧中国破败、闭塞的农村和农民痛苦生活的黑暗现实，赞扬了农民中敢于起来反抗的优秀品质。
其次，艾芜的乡土小说很注重风景画的描绘。他的小说里风景描写俯拾即是。《丰饶的原野》中大量地描绘了家乡四川岷沱流域的地形和景色。如其中的第一部《春天》开头：
大门外的原野，笼着薄雾，平平的，摊在天底下，潮湿而且带着瞌睡。远处车房，草房，竹林子的阴影，东一下，西一下，散缀起，迷迷蒙蒙地，仿佛沉在梦中。通过田野的沟渠，两旁排有矮小桤木树的，绕着院墙的南边，一路微语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东边天空，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已经亮了，现出微紫与嫩黄；高一点，则呈鸭蛋壳的绿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案半蓝的了，只有一些苍白的星子。
潮湿的、平摊在天底下的原野，车房、草房、沟渠，低吟着的桤木，这些都是川西平原上特有的景色，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即使是描写战火纷飞的《山野》，作者也宕开笔墨描写了西南山村的景色：
爬上岭头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微明来了。星子也渐渐地稀少。周围的群山，慢慢由模模糊糊，透露出深浓的黑影。在暗蓝朦胧的野草中，有小虫在热烈地鸣叫。听见足声走过，便停息一会儿。不久，星子完全不见了，天变得亮蓝起来。抹着薄雾的峰峦，在逐渐褪去了夜色的阴影里，露出了苍绿的丛莽，仿佛才从梦中醒来一般。有初醒的鸟儿，在绿荫荫的林丛里，开始发出一声两声的鸣叫。起初，岭尖上，慢慢镀上了金色的光雾。随即完全浴进了晴朗的阳光。
这里作者像画家取景一般描绘了南方乡野的绚丽景色。通过“稀少的星子”、“模糊透露出黑影的群山”来暗示战争前夕的黑暗氛围，连小虫和鸟儿也不甘寂寞地叫起来。这幅景色是吉丁村村长韦茂和应约连夜赶来与金兰村的泸国成议和时，天刚亮岭头的景色。此前金兰村的顺民与日寇、伪军进攻过吉丁村，为此两村结下了仇恨。大敌当前之际，今天由中间人赵宝山邀两村村长握手言和，能不能谈成还难说。敌人的到来，本来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果谈判不成，更是雪上加霜，两村都要遭殃。如果两村尽弃前嫌，共同对敌，还有保住村子的希望。所以善于写景的艾芜借助模糊的群山、稀少的星子，但是又有鸟鸣虫叫这样的天还未全亮的景色，既暗示当前两村的境遇，又寄托于谈判成功带来的希望，可以说黑暗与光明并存。再次，独特的语言环境是乡土小说不可缺少的艺术特征，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显得非常的鲜明。三部小说都大量地运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像《丰饶的原野》里的“嚇，没吃油大么？它不是春圆子哪。”、“你又在冲壳子！没事做！去转一转吧！”、“不吃不赌也是干”，《山野》中的“队长车身就走，朝村道上跑去”、 “你们的鬼过场还没闹完么？”，《故乡》中的“我不晓得甩甩脱脱去打麻将！”、“请她再等我一两个闹子……绝不会再拖延的……”等等，这些方言土语的出现虽然给读者理解文意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适度的村言俚语和农民惯用的戏谑描写能够表现人物的内心性格和生活气氛，也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还有诸如淘堰挖泥、孩子们玩的游戏——“抱蛋”（《丰饶的原野》），招待客人要喝猺山茶（《故乡》）等等给读者都呈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乡村风俗画面，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乡土特色。
综上所述，艾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当地的乡风民俗，展现了一幅幅风情各异的美丽画卷。就算没到过这些地方的人看了作品之后，都能感受到作品所涉及的地方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等人文氛围，给人以地方色彩和民俗美感。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许志英、倪婷婷：《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3]张志平：《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
[4]参见师陀《果园城记》“新版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
关键词：艾芜小说；独特；乡土气息
现代乡土小说从鲁迅肇始，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以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尽管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像废名和沈从文以及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创作的陶醉于田园风光的“乡土浪漫派”，还有以茅盾为首的“社会剖析派”和赵树理、孙犁的乡村小说也写了乡村的内容，反映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但由于前者以政治理性视角，后者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因此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其实只要是取材于故乡农村或者乡镇的生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地方色彩和民俗美感的小说，均可称为广义的乡土小说。“所谓‘乡土文学’，简言之就是广泛的乡土生活的描绘”。张志平也说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主要指以中国农民的农村或小城镇生活为题材内容的小说”。因为“在解放前，中国的县城本来都是大农村，很少例外”。从以上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乡土小说的根本在于写实。而乡土小说的写实，首先就要体现地域特点。小说里要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地方色彩”（即早期理论家们提倡的“异域情调”）和“风俗画面”作为乡土小说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地方色彩是指小说要描绘某一地区所特有的社会风气、乡土人情、自然风貌，并适当运用方言土语，这样形成的地方色彩，才能有助于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某地区的社会生活，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风俗画指的是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和风俗历史中形成的在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模式。那么，从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和《山野》三部长篇小说反映的内容和自然风貌来看，艾芜显然承继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首先，三部长篇小说都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或小县城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山野》描写村民们为保卫家乡，敢于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的反抗斗争。小说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反映了大敌当前，村子里的所有村民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都齐心协力地以抗敌为重，男人们都去了守关阻敌，体现了全村人民为保卫家乡的坚强决心和勇气；《丰饶的原野》是作者通过细腻的笔把二十年代初农村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给以真实反映，揭露出地主阶级丑恶肮脏的心理、剥削的手段，以及贫苦农民艰难的生活和反抗精神。艾芜第一次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生活，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故乡的景色和人物，然而丰饶的原野不是人间的天堂。在那片沃野上生活着的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三个雇农没日没夜地为地主汪二爷卖命，可是换来的是眼泪和心酸、接连的不幸和深重灾难。邵安娃被辞退，跳塘自杀，刘老九和赵长生远走他乡，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描写了他们苦难的生活和悲惨命运，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累累罪行。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乡》暴露了国统区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和腐朽的现实，反映了农民的反抗斗争，还涉及到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小说通过知识分子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的所见所闻，满眼所见的是家乡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穷苦的亲戚为了宽限还债的日期向他求情，乡下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要他兑换被视为生命线的小票，而他不能做到，令他非常苦恼，加上他宣传抗日理想的失败，导致他在盘根错节的恶势力面前无力反抗，只好远离家乡。总之，三部小说里作者暴露了旧中国破败、闭塞的农村和农民痛苦生活的黑暗现实，赞扬了农民中敢于起来反抗的优秀品质。
其次，艾芜的乡土小说很注重风景画的描绘。他的小说里风景描写俯拾即是。《丰饶的原野》中大量地描绘了家乡四川岷沱流域的地形和景色。如其中的第一部《春天》开头：
大门外的原野，笼着薄雾，平平的，摊在天底下，潮湿而且带着瞌睡。远处车房，草房，竹林子的阴影，东一下，西一下，散缀起，迷迷蒙蒙地，仿佛沉在梦中。通过田野的沟渠，两旁排有矮小桤木树的，绕着院墙的南边，一路微语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东边天空，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已经亮了，现出微紫与嫩黄；高一点，则呈鸭蛋壳的绿色；再上去，便全是半案半蓝的了，只有一些苍白的星子。
潮湿的、平摊在天底下的原野，车房、草房、沟渠，低吟着的桤木，这些都是川西平原上特有的景色，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即使是描写战火纷飞的《山野》，作者也宕开笔墨描写了西南山村的景色：
爬上岭头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微明来了。星子也渐渐地稀少。周围的群山，慢慢由模模糊糊，透露出深浓的黑影。在暗蓝朦胧的野草中，有小虫在热烈地鸣叫。听见足声走过，便停息一会儿。不久，星子完全不见了，天变得亮蓝起来。抹着薄雾的峰峦，在逐渐褪去了夜色的阴影里，露出了苍绿的丛莽，仿佛才从梦中醒来一般。有初醒的鸟儿，在绿荫荫的林丛里，开始发出一声两声的鸣叫。起初，岭尖上，慢慢镀上了金色的光雾。随即完全浴进了晴朗的阳光。
这里作者像画家取景一般描绘了南方乡野的绚丽景色。通过“稀少的星子”、“模糊透露出黑影的群山”来暗示战争前夕的黑暗氛围，连小虫和鸟儿也不甘寂寞地叫起来。这幅景色是吉丁村村长韦茂和应约连夜赶来与金兰村的泸国成议和时，天刚亮岭头的景色。此前金兰村的顺民与日寇、伪军进攻过吉丁村，为此两村结下了仇恨。大敌当前之际，今天由中间人赵宝山邀两村村长握手言和，能不能谈成还难说。敌人的到来，本来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果谈判不成，更是雪上加霜，两村都要遭殃。如果两村尽弃前嫌，共同对敌，还有保住村子的希望。所以善于写景的艾芜借助模糊的群山、稀少的星子，但是又有鸟鸣虫叫这样的天还未全亮的景色，既暗示当前两村的境遇，又寄托于谈判成功带来的希望，可以说黑暗与光明并存。再次，独特的语言环境是乡土小说不可缺少的艺术特征，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显得非常的鲜明。三部小说都大量地运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像《丰饶的原野》里的“嚇，没吃油大么？它不是春圆子哪。”、“你又在冲壳子！没事做！去转一转吧！”、“不吃不赌也是干”，《山野》中的“队长车身就走，朝村道上跑去”、 “你们的鬼过场还没闹完么？”，《故乡》中的“我不晓得甩甩脱脱去打麻将！”、“请她再等我一两个闹子……绝不会再拖延的……”等等，这些方言土语的出现虽然给读者理解文意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适度的村言俚语和农民惯用的戏谑描写能够表现人物的内心性格和生活气氛，也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还有诸如淘堰挖泥、孩子们玩的游戏——“抱蛋”（《丰饶的原野》），招待客人要喝猺山茶（《故乡》）等等给读者都呈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乡村风俗画面，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乡土特色。
综上所述，艾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当地的乡风民俗，展现了一幅幅风情各异的美丽画卷。就算没到过这些地方的人看了作品之后，都能感受到作品所涉及的地方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等人文氛围，给人以地方色彩和民俗美感。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许志英、倪婷婷：《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3]张志平：《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
[4]参见师陀《果园城记》“新版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