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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两个事情值得关注，一是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纷纷呼吁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二是央行官员公开表示我国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所谓流动性陷阱即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大量增加，普遍出现持币待购现象。按照“流动性陷阱假说”创始人凯恩斯的解释，一旦出现流动性陷阱，则意味着货币政策失灵。
失灵，是指货币政策在一段时期内失效。为什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失灵了。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原因：货币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操作不当。
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币值稳定，在此基础上来实现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这是货币政策的“初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且长期过度使用并形成路径依赖时，会带来严重后果。
货币政策的局限
货币政策本身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增长在短期内会通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和增大企业的购买力，对需求和供给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货币供给增长除了拉动物价上涨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此外，货币政策具有“绳子效应”，即货币政策在紧缩时效果明显，而在扩张时效果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央行能否掌握改变经济主体预期的主动权。当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减少货币投放和贷款投放，控制了购买力，使物价上涨的压力减少，人们预期被强制改变，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能较快得到体现，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都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后一年以内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当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时则不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一度达到30%多，利率也降到最低水平，但是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直到2003年我国经济才出现好转。其原因在于，增加贷款和货币投放虽然能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但是当人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和收入增长预期仍旧悲观时，投资和消费都不会明显增加，此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回升。有时，一再放松的货币政策反而给经济主体提供了“经济依然没有好转”的信号，强化了人们的悲观预期和持币待购心理，从而使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显现。
尽管货币政策存在局限性，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宏观管理当局最倚重的调控工具。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发挥货币对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截止到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8%并且持续了30多年，创造了世界奇迹。
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更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致。例如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我国金融结构严重失衡，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金融占绝对优势，而以股票、债券融资为主的直接金融占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货币政策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发展中国家通行的模式和路径依赖。但是过犹不及，长期过度依靠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会带来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抑或两者并存的棘手问题。
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造成货币泛滥，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在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主导下会产生大量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结果一方面导致供求失衡，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超发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在经济下行期，超发的货币无法推动过剩产品价格上升，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就会集聚到难以再生的资源领域和投资品领域，当一国资源绝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百姓的资金难以进入时，便会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迅速推高房价。
一般来说发生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升值，但当流动性陷阱伴随着货币贬值时，问题就复杂了，一方面流动性陷阱会使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又会导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价格水平上升，使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
“技术性问题”
货币政策存在局限性，发展经济又离不开它，如何操作货币政策就变得十分重要。操作货币政策不单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操作艺术问题，即能否在恰当的时刻及时变动货币政策，影响人们的预期，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由于经济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而货币政策实施后又有较长的时滞效应，这就对操作货币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操作货币政策要摒弃机械师的思维方式—强调非得要求有多个数据支撑时才能调整货币政策取向，坚持这种决策思维模式会使中央银行失去最佳的政策调整时机。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局面，明明宏观经济已经面临衰退的威胁，但是紧缩性调控还在实行。这种现象常常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缺少先导性指标数据相关。通常认为最好的先导性数据有PMI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数据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功能之一是利用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性获得价格发现，该市场的主体行为变化和价格变化是央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当一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完善，现有的统计数据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地强调必须有足够的数据作为依据，就可能失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最佳时机。一般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好，不仅是因为美联储拥有大量的先导性数据可供决策参考，还在于美联储决策层拥有对经济形势预判的丰富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操作艺术。
近两年来美联储一直高举加息的大棒，不时地释放加息信号，搅得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繁，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借助加息信号吸引了大量美元回流，为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提供了廉价资金来源，却使其他国家被拖入被动防御外汇流失、防止货币持续贬值的困境之中。
当今世界有两个问题不可掉以轻心，一个是地区和平和普通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另一个就是币值稳定问题。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那就力求稳定人们的预期，绝不要去强化人们的预期。货币政策决策者应当做到不忘初心—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当货币政策偏离了这一基本要求而去追求更多其他目标时，就难免陷入举步维艰，左右为难的困境，难以摆脱墨菲效应：怕什么就偏来什么。
失灵，是指货币政策在一段时期内失效。为什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失灵了。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原因：货币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操作不当。
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币值稳定，在此基础上来实现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这是货币政策的“初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且长期过度使用并形成路径依赖时，会带来严重后果。
货币政策的局限
货币政策本身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增长在短期内会通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和增大企业的购买力，对需求和供给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货币供给增长除了拉动物价上涨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此外，货币政策具有“绳子效应”，即货币政策在紧缩时效果明显，而在扩张时效果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央行能否掌握改变经济主体预期的主动权。当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减少货币投放和贷款投放，控制了购买力，使物价上涨的压力减少，人们预期被强制改变，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能较快得到体现，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都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后一年以内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当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时则不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一度达到30%多，利率也降到最低水平，但是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直到2003年我国经济才出现好转。其原因在于，增加贷款和货币投放虽然能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但是当人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和收入增长预期仍旧悲观时，投资和消费都不会明显增加，此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回升。有时，一再放松的货币政策反而给经济主体提供了“经济依然没有好转”的信号，强化了人们的悲观预期和持币待购心理，从而使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显现。
尽管货币政策存在局限性，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宏观管理当局最倚重的调控工具。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发挥货币对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截止到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8%并且持续了30多年，创造了世界奇迹。
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更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致。例如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我国金融结构严重失衡，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金融占绝对优势，而以股票、债券融资为主的直接金融占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货币政策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发展中国家通行的模式和路径依赖。但是过犹不及，长期过度依靠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会带来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抑或两者并存的棘手问题。
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造成货币泛滥，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在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主导下会产生大量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结果一方面导致供求失衡，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超发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在经济下行期，超发的货币无法推动过剩产品价格上升，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就会集聚到难以再生的资源领域和投资品领域，当一国资源绝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百姓的资金难以进入时，便会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迅速推高房价。
一般来说发生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升值，但当流动性陷阱伴随着货币贬值时，问题就复杂了，一方面流动性陷阱会使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又会导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价格水平上升，使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
“技术性问题”
货币政策存在局限性，发展经济又离不开它，如何操作货币政策就变得十分重要。操作货币政策不单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操作艺术问题，即能否在恰当的时刻及时变动货币政策，影响人们的预期，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由于经济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而货币政策实施后又有较长的时滞效应，这就对操作货币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操作货币政策要摒弃机械师的思维方式—强调非得要求有多个数据支撑时才能调整货币政策取向，坚持这种决策思维模式会使中央银行失去最佳的政策调整时机。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局面，明明宏观经济已经面临衰退的威胁，但是紧缩性调控还在实行。这种现象常常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缺少先导性指标数据相关。通常认为最好的先导性数据有PMI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数据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功能之一是利用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性获得价格发现，该市场的主体行为变化和价格变化是央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当一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完善，现有的统计数据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地强调必须有足够的数据作为依据，就可能失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最佳时机。一般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好，不仅是因为美联储拥有大量的先导性数据可供决策参考，还在于美联储决策层拥有对经济形势预判的丰富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操作艺术。
近两年来美联储一直高举加息的大棒，不时地释放加息信号，搅得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繁，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借助加息信号吸引了大量美元回流，为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提供了廉价资金来源，却使其他国家被拖入被动防御外汇流失、防止货币持续贬值的困境之中。
当今世界有两个问题不可掉以轻心，一个是地区和平和普通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另一个就是币值稳定问题。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那就力求稳定人们的预期，绝不要去强化人们的预期。货币政策决策者应当做到不忘初心—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当货币政策偏离了这一基本要求而去追求更多其他目标时，就难免陷入举步维艰，左右为难的困境，难以摆脱墨菲效应：怕什么就偏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