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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籍王建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拯时济世的进取精神、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以及具有浓厚民族特征的爱国情怀，对人民生活和社会悲苦给予深沉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迸射出古典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拓展着人文情怀的精神要义，在人文性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衔接作用。
张籍王建是中唐诗坛上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人们惯以“张王乐府”并称来肯定他们乐府诗的成就。由于充溢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和前途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张籍王建心系民生，胸怀国家，其拯时济世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驱促着他们以“立言”的方式来审视社会、关心民生，其作品透射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历史生命力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责任感，发挥着乐府诗文以载道、美刺褒贬、惩恶劝善的人文功用，体现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主导思想，透出鲜明的人文色彩。故严羽《沧浪诗话》云“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元白张王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籍王建诗歌人文情怀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人文情怀具有厚德载物的整合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体意识和“发乎情，止乎礼”的社会文化责任意识以及崇德修身和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杜维明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
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张籍王建以思考者的态度写下了现实性很强的乐府诗。韩愈《举张籍状》“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进退，介然自守。生华行实，光映儒林”，对张籍的儒家风范和学识表以赏识。《唐语林》说：“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白居易评价张籍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王建虽晚年在诗中多言佛道，其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愿为颜氏徒，歌咏夫子门”(《从元太守夏宴西楼》)、“孔门忝同辙”（《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明旨愿做孔门颜回那样的人，其《励学》诗曰：“若使无六经，贤愚何所托”，肯定儒家“大雅”传统的现实意义，其“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送张籍归江东》)体现了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实践。
二、人本精神
在周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的人本观念已经形成，后经儒家思想的提倡，中国传统文化“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的精神指向已经把个体的“人”从邦固国兴的高度上来予以重视，这正如成中英在《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所强调，“我们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就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因此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张籍著名的《野老歌》道：“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税输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诗作通过农夫和商人的鲜明对比，揭示了中唐时期“贾雄民伤”的社会矛盾，对不合理现实下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温情和关怀。王建的《织锦曲》以对比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抒写了织女终日劳作果实却被劫掠的艰辛，表达了织女无以排遣的怨恨与不满，深化了“丰年成灾”的深刻主题，结尾“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更是从人本的角度控诉了剥削的惨重，表现了“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的阶级对立下人的生存本质的关注。
张籍王建诗歌的人本思想，是自觉以人的尺度和视角出发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对自由心灵的抒发，对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推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和沉重的反思批判性。
三、忧患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的关怀，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沉重使命感促使诗人以“立言”的方式表达出对社会和人生深沉地思考，其突出的人生特征就是热衷将个人价值投注于天下国家，树立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文情怀。它在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内驱力，体现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慰藉和永存。
中唐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张籍和王建一生都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这正是唐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代，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使经济萧条，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张籍王建所处的历史时期、自身的人文素养以及对人民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决定了张籍王建诗歌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儒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去感受和关注社会各个层面，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掘和反映社会实质，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做出对现实社会的人文性反思。
张籍《凉州词》（其三）云：“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在国难关头，藩镇诸侯拥兵自重，各怀鬼胎,“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以致“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张籍《永嘉行》)。王建《射虎行》采用比兴手法讽刺了军阀讨叛不力的现实，“自去射虎得虎归”指德宗时李希烈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讨灭梁崇义，“官差射虎得虎迟”指宪宗时派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而诸军坐山观斗的荒唐局面，“惜留猛虎着深山，射杀恐畏终身闲”讽刺韩弘拥兵自重不愿讨平淮西的事实。
外患内战给百姓带来的不幸更是苦不堪言。张籍《董逃行》：“……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闻道官军犹掠人……。”外患内战已使人民无处安身，只得藏匿深山以橡为食。王建《送衣曲》“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和《古从军》“金疮生肢节，相与拔箭簇。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描写战事已剥夺了百姓对生存的选择。
张籍王建从人文关怀出发，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善言情”、“善征事”的写实风格，对百姓生活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地描写，揭示和发掘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实质，体现出深沉浓郁的人文情怀。
四、爱国情怀
张籍王建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德宗、宪宗、穆宗时代，目睹了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的过程。《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质实的人格精神追求和深层文化心理积淀在张籍王建具有浓厚民族特征的爱国情结中，反映在写实性很强的诗歌作品中。他们以儒家齐国平天下的强大内驱力，心系着国家与民众的命运，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强烈责任感把个人抱负和使命与爱国情怀若融为一体，执著于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始终将极大的智慧，极丰富的情感，直至无数英杰的生命倾注于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建构中”。
安史之乱后，由于王朝控制力下降、防务松弛、军队战斗力减弱以及各藩镇拥兵自居，西北回纥等少数民族经常在边境恣意骚扰，吐蕃伺机东进攻陷陇右河湟一带，后攻入长安，代宗遁逃陕州(今河南陕县)，唐王朝东西两京(洛阳、长安)都曾几度失陷，甚至德宗时竟与吐蕃屈辱讲和，承认被占州县权属吐蕃。张籍《凉州词》（其一）：“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诗句温婉讽刺了统治者的腐朽蜕化，同时对不思收复失地边将的失职和军队战斗力的丧失表示了愤慨。王建约贞元十六年（800）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投身幽州刘济幕府，约元和元年到元和三年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幕府，约元和四、五年到元和七年左右在魏博田季安、田怀谏、田弘正幕府，正是三任地方，五个诸侯(节度使)，“十三年”。王建在幽州幕期间曾两次出使，写有《夜看扬州市》、《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汴路即事》等诗，曾跟随幕主出征塞外，感受着“弓剑不离身”(《从军后寄山中友人》)戎马倥偬的生活。王建以诗句“以兹喻臣下，亦可成邦国”(《坏屋》)阐明了自己济世兴邦的人文理想，这是在儒家人文关怀宗旨下忧患意识的直接反映。
张籍王建有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张籍《凉州词》、《关山月》、《陇头行》、《将军行》、《征妇怨》等以写实风格反映边塞战事，《吴宫怨》、《楚宫行》、《洛阳行》等写统治者荒淫误国。张籍《凉州词》云：“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凤林关在唐代陇右道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境内，位于黄河南岸，从代宗宝应(762)广德(763—764)年间全部被吐蕃占领到张籍写此诗时已有六十年之久。张籍对“承主恩泽”、“坐拥高牙，都忘敌忾”的边将予以了谴责和讽刺，甚至发出“谁能更使李轻车，重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的焦虑呼声，充分体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怀。
王建边塞诗《关山月》“冻轮当碛光悠悠……照见三堆两堆骨”，突破感伤离别的旧旨，着眼描摹边地衰飒萧杀之景，以汉喻唐，对军旅苦辛之况予以实录式反映，“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重笔硬收令人回想起凉州四十年的陷沒。其《华清宫》则寄予了作者深沉的兴亡之感，其《陇头水》、《古从军》、《思远人》、《辽东行》、《塞上》等写征战之苦的诗作，皆是爱国篇章中的力作，其《塞上》“漫漫复凄凄，黄沙暮渐迷。人马故乡立，马过旧营嘶”，描写了征夫不堪其苦、思念家乡的心理感受。
以人为本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作为传统精髓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张籍王建在追求经世济民的理想中以“立言”的形式对现实政治进行着近距离地观察和反省，其拯时济世的积极入世思想、关心黎民悲惨命运的人本思想、关注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阐释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精神旨归，以及“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民惟邦本思想（《礼记·缁衣》），其高扬的主体意识、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赋予了他们深沉的仁爱胸怀和珍视生命的德政思想。张籍王建诗歌以道自任、穷善其身达济天下的人文情怀迸发出源远流长的文化魅力，具有很强的民族感召作用。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2]韩愈.韩昌黎全集·举荐张籍状（卷三十九）[M].北京:中国书店,1991.
[3]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抱犊山人.唐诗一万首·读张籍古乐府[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5]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大政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 波（1976.4-），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籍王建是中唐诗坛上有重大影响的诗人，人们惯以“张王乐府”并称来肯定他们乐府诗的成就。由于充溢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和前途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张籍王建心系民生，胸怀国家，其拯时济世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驱促着他们以“立言”的方式来审视社会、关心民生，其作品透射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历史生命力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责任感，发挥着乐府诗文以载道、美刺褒贬、惩恶劝善的人文功用，体现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主导思想，透出鲜明的人文色彩。故严羽《沧浪诗话》云“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元白张王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籍王建诗歌人文情怀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人文情怀具有厚德载物的整合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体意识和“发乎情，止乎礼”的社会文化责任意识以及崇德修身和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杜维明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
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张籍王建以思考者的态度写下了现实性很强的乐府诗。韩愈《举张籍状》“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进退，介然自守。生华行实，光映儒林”，对张籍的儒家风范和学识表以赏识。《唐语林》说：“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白居易评价张籍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王建虽晚年在诗中多言佛道，其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愿为颜氏徒，歌咏夫子门”(《从元太守夏宴西楼》)、“孔门忝同辙”（《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明旨愿做孔门颜回那样的人，其《励学》诗曰：“若使无六经，贤愚何所托”，肯定儒家“大雅”传统的现实意义，其“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送张籍归江东》)体现了对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实践。
二、人本精神
在周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的人本观念已经形成，后经儒家思想的提倡，中国传统文化“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的精神指向已经把个体的“人”从邦固国兴的高度上来予以重视，这正如成中英在《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所强调，“我们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就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因此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张籍著名的《野老歌》道：“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税输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诗作通过农夫和商人的鲜明对比，揭示了中唐时期“贾雄民伤”的社会矛盾，对不合理现实下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温情和关怀。王建的《织锦曲》以对比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抒写了织女终日劳作果实却被劫掠的艰辛，表达了织女无以排遣的怨恨与不满，深化了“丰年成灾”的深刻主题，结尾“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更是从人本的角度控诉了剥削的惨重，表现了“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的阶级对立下人的生存本质的关注。
张籍王建诗歌的人本思想，是自觉以人的尺度和视角出发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对自由心灵的抒发，对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推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和沉重的反思批判性。
三、忧患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的关怀，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沉重使命感促使诗人以“立言”的方式表达出对社会和人生深沉地思考，其突出的人生特征就是热衷将个人价值投注于天下国家，树立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文情怀。它在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内驱力，体现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慰藉和永存。
中唐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张籍和王建一生都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这正是唐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代，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使经济萧条，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张籍王建所处的历史时期、自身的人文素养以及对人民生活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决定了张籍王建诗歌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儒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去感受和关注社会各个层面，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掘和反映社会实质，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做出对现实社会的人文性反思。
张籍《凉州词》（其三）云：“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在国难关头，藩镇诸侯拥兵自重，各怀鬼胎,“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以致“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张籍《永嘉行》)。王建《射虎行》采用比兴手法讽刺了军阀讨叛不力的现实，“自去射虎得虎归”指德宗时李希烈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讨灭梁崇义，“官差射虎得虎迟”指宪宗时派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而诸军坐山观斗的荒唐局面，“惜留猛虎着深山，射杀恐畏终身闲”讽刺韩弘拥兵自重不愿讨平淮西的事实。
外患内战给百姓带来的不幸更是苦不堪言。张籍《董逃行》：“……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闻道官军犹掠人……。”外患内战已使人民无处安身，只得藏匿深山以橡为食。王建《送衣曲》“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和《古从军》“金疮生肢节，相与拔箭簇。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描写战事已剥夺了百姓对生存的选择。
张籍王建从人文关怀出发，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善言情”、“善征事”的写实风格，对百姓生活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地描写，揭示和发掘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实质，体现出深沉浓郁的人文情怀。
四、爱国情怀
张籍王建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德宗、宪宗、穆宗时代，目睹了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的过程。《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质实的人格精神追求和深层文化心理积淀在张籍王建具有浓厚民族特征的爱国情结中，反映在写实性很强的诗歌作品中。他们以儒家齐国平天下的强大内驱力，心系着国家与民众的命运，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强烈责任感把个人抱负和使命与爱国情怀若融为一体，执著于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始终将极大的智慧，极丰富的情感，直至无数英杰的生命倾注于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建构中”。
安史之乱后，由于王朝控制力下降、防务松弛、军队战斗力减弱以及各藩镇拥兵自居，西北回纥等少数民族经常在边境恣意骚扰，吐蕃伺机东进攻陷陇右河湟一带，后攻入长安，代宗遁逃陕州(今河南陕县)，唐王朝东西两京(洛阳、长安)都曾几度失陷，甚至德宗时竟与吐蕃屈辱讲和，承认被占州县权属吐蕃。张籍《凉州词》（其一）：“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诗句温婉讽刺了统治者的腐朽蜕化，同时对不思收复失地边将的失职和军队战斗力的丧失表示了愤慨。王建约贞元十六年（800）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投身幽州刘济幕府，约元和元年到元和三年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幕府，约元和四、五年到元和七年左右在魏博田季安、田怀谏、田弘正幕府，正是三任地方，五个诸侯(节度使)，“十三年”。王建在幽州幕期间曾两次出使，写有《夜看扬州市》、《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汴路即事》等诗，曾跟随幕主出征塞外，感受着“弓剑不离身”(《从军后寄山中友人》)戎马倥偬的生活。王建以诗句“以兹喻臣下，亦可成邦国”(《坏屋》)阐明了自己济世兴邦的人文理想，这是在儒家人文关怀宗旨下忧患意识的直接反映。
张籍王建有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张籍《凉州词》、《关山月》、《陇头行》、《将军行》、《征妇怨》等以写实风格反映边塞战事，《吴宫怨》、《楚宫行》、《洛阳行》等写统治者荒淫误国。张籍《凉州词》云：“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凤林关在唐代陇右道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境内，位于黄河南岸，从代宗宝应(762)广德(763—764)年间全部被吐蕃占领到张籍写此诗时已有六十年之久。张籍对“承主恩泽”、“坐拥高牙，都忘敌忾”的边将予以了谴责和讽刺，甚至发出“谁能更使李轻车，重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的焦虑呼声，充分体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怀。
王建边塞诗《关山月》“冻轮当碛光悠悠……照见三堆两堆骨”，突破感伤离别的旧旨，着眼描摹边地衰飒萧杀之景，以汉喻唐，对军旅苦辛之况予以实录式反映，“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重笔硬收令人回想起凉州四十年的陷沒。其《华清宫》则寄予了作者深沉的兴亡之感，其《陇头水》、《古从军》、《思远人》、《辽东行》、《塞上》等写征战之苦的诗作，皆是爱国篇章中的力作，其《塞上》“漫漫复凄凄，黄沙暮渐迷。人马故乡立，马过旧营嘶”，描写了征夫不堪其苦、思念家乡的心理感受。
以人为本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作为传统精髓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张籍王建在追求经世济民的理想中以“立言”的形式对现实政治进行着近距离地观察和反省，其拯时济世的积极入世思想、关心黎民悲惨命运的人本思想、关注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阐释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精神旨归，以及“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民惟邦本思想（《礼记·缁衣》），其高扬的主体意识、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赋予了他们深沉的仁爱胸怀和珍视生命的德政思想。张籍王建诗歌以道自任、穷善其身达济天下的人文情怀迸发出源远流长的文化魅力，具有很强的民族感召作用。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2]韩愈.韩昌黎全集·举荐张籍状（卷三十九）[M].北京:中国书店,1991.
[3]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抱犊山人.唐诗一万首·读张籍古乐府[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5]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大政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 波（1976.4-），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