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质疑。同时，债务问题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及问题。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偿付风险并不高，但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债务的流动性风险存在隐患；非政府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总体债务水平接近高风险区域，预计中国2013年非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约163%，偏离其长期回溯趋势约7.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负债较低，具有继续提高杠杆的潜力。目前，中国债务风险的核心是企业部门。从2008年至今，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42个百分点，目前的水平达到128%。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企业风险高速累积时期的日本的债务水平相似。
　　企业债务风险高度集中于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这些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40%，规模相当之大。社会资源在继续扭曲配置，这些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然而，这些债务风险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一种特质，就是其盈利水平与经济增速高度敏感。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营收萎缩，这对国企利润率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利润率受周期冲击更为强烈和持久。
　　目前，一方面国企的经营风险在上升，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国企的平稳运行，社会资源依旧在政府的主导下向这些低效的领域扭曲配置。以资金和土地为例：第一，金融抑制。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占比高的行业，他们的投资资金来源中信贷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民营经济占主导的行业主要是以自筹资金为主，两者资金价格的差异更为众所周知。这就是麦金农·肖所提出的典型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形成大量国有部门的低效投资，同时挤占了大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只能转向内源融资或其他高成本融资渠道。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第二，土地作为另一基本生产要素资源，被扭曲配置的情况也在恶化，遏制增量扩张，优化存量结构，还市场配置的权利是土地改革的方向。
　　这一切问题纠结于改革的停滞和政府干预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一是强势政策调控回归。这造成了对市场机制的挤出效应。许多资源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问题和矛盾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进行修复。二是国进民退，强势的国有经济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除了常规的经营之外，还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维稳责任和传导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通路。在就业和维稳等政策要求下，“增长是硬道理”常常使改变增长模式的探索显得苍白无力，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它又产生第二个挤出效应，挤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国有经济部门普遍创新、增效的意愿不强，主要拓展模式为“外延式”、“粗放式”、依靠实物资本投资形成低效增长。从而导致社会投资效益的进一步下降。三是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形式主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普遍存在使用偏离市场原则的手段
　　然而，依靠这种扭曲基本要素维持国有经济部门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最终会接近资本、资源的可投入极限和市场的可开发边界，前者将造成增长的成本增速越来越高，后者将造成增长的收益增速越来越低，经济减速的压力将越来越严峻，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