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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加拿大，一些家长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却可能被邻居告发，被警察及儿童保护机构责难，甚至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良好的家教方式何时成了一种犯罪？
伊丽莎白上二年级后，妈妈娜奥米开始让她自己去上学。学校距离她们位于东温哥华的家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8岁的伊丽莎白认识路——自打她学会走路，就常跟妈妈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娜奥米也对伊丽莎白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比如遇上陌生人搭讪如何应对，以及她感到不安全时要怎么做。毫无疑问，最开始时，娜奥米会以相隔半个街区的距离，暗中跟随女儿确保安全，直到她能够独自穿行于静谧的街区，平安往返。
然而几个月后，娜奥米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这时女儿已经升入三年级。娜奥米被告知，校方对家长没有接送学生上下学，感到不安。“来电我洗耳恭听，我也理解学校的意思，”她说，“但我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伊丽莎白就这样继续每天自己上下学，持续了一年多，除了有一次娜奥米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某个家长“看到伊丽莎白蹲在停在路边的两辆车之间看猫，一只脚踏在了路牙下，感觉很危险”。此外，一切平安。至少娜奥米这样认为。
去年，伊丽莎白三年级期末的一天半夜，娜奥米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儿童家庭发展部的电话，对方要求与娜奥米见面，就她的一系列“荒谬”行为进行讨论。一份匿名密报称看到伊丽莎白一个人过马路，中途害怕又退回到人行道。而娜奥米表示，正是她教女儿这样做的，她皱皱眉头说，“这好像在暗示我女儿并不会过马路。”不止这些。伊丽莎白——在4年中——曾有两次上学没带午饭。“我每天都给女儿准备好午饭，”娜奥米说，“有两次她忘记拿，其中一次因为我在镇子的另一头开会没能给她送过去。”然后是有一天下雨，伊丽莎白到校的时候全身都湿了。“小孩子就是这样啊，随心所欲理直气壮地拒绝穿雨衣。我告訴她‘你会被淋湿的’，她则说‘我不在乎’。”娜奥米回忆道，“所以我就说，你既然不怕淋湿，就随你好了。”在所有指控中，最令娜奥米不安的是，有人说看到伊丽莎白穿露脐装上学。“她根本就没有露脐装！她个子很高，活动起来有时忘了把衣服拉下来遮上肚子。我想说的是，这样诋毁我8岁的女儿太过分了。”
娜奥米并不害怕社工会因为上述理由而将她的女儿带走，但她也因此警觉起来。（所以本文没有提及她和女儿的姓氏。）当今社会比过去更安全，人们更谨慎，却孕育了更多的忧虑和恐惧，娜奥米只是如今众多努力培养子女独立性的父母中的一个。“家长们在教育子女方面看似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其实是假象。”加拿大法律和家庭研究所的负责人约翰-保罗·博伊德说，“社会对于儿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认为告诉孩子‘出去玩，吃晚饭时再回来’无可非议，发展成了今天的动辄就要接受儿童保护机构的调查和责难。”
50年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就要允许他们在社区内游荡，允许他们在外面玩耍，能玩多久就玩多久，并督促他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这些在今天就很难实现了：如果家长让孩子自己在院子里玩，就会接到投诉，家庭服务署的社工就会登门;如果邻居看到孩子一个人从公园走回家，没有家长的陪伴，就可能报警;如果孩子自己去商店购物或玩耍，没有成年人的看护，孩子就可能被商店扣留。
如果上述情况只因无聊之人无事生非，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当下的社会观念及法规对这些自诩的儿童卫士的诉求一呼百应，那些给予子女合理的自由度并加以约束和管教的尽职父母不断受到惩罚，甚至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儿童保护机构备案，有了污点，警车没完没了地在社区内巡逻，并可能持续很多年。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父母因培养子女独立性遭受法律制裁，如果他们不做出改变，甚至可能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我们这种难以抑制的保护欲，何时令好家教成了一种犯罪？
单看族谱，我们就能知道孩子可以玩耍的世界比过去小了很多。2007年，一份英国报告披露了某家庭四代人8岁大时独自外出的权限：1926年，乔治·托马斯可以在没有大人跟随的情况下，步行10公里去钓鱼;1950年，托马斯的女婿杰克·哈特斯利被允许步行两公里去树林中玩耍;1979年，哈特斯利同意女儿维吉·格兰特自己走路去当地的游泳池游泳，大约1公里的路程;而到了2007年，格兰特的儿子埃德只被允许走到家门口马路的尽头，距离他家的前门也就275米。
如今，至少在加拿大，如果父母允许孩子在外独自玩耍，就可能招致邻居讶异的目光。维尼佩格的妈妈雅基·肯德里克就受到了社工的“健康探查”，起因是有人匿名举报她家的老大和老二在外玩耍，无人看管。肯德里克是全职母亲，她很高兴自己在照看只有两岁的老三时，10岁的老大和5岁的老二可以自己在圈起围栏的后院里玩耍，而她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她从没留下两岁的老三无人照看。
“我并不怪社工，这只是她的职责。”肯德里克说，“但这件事也的确令我烦恼。我的孩子们吃得饱，睡得香，有人爱。我不敢相信我会因为让他们出去玩而接受调查。”更糟糕的是，她开始对自己的教养方式不自信，并且忧心因此失去3个孩子的监护权。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不全是因为社工到访，肯德里克说，现在每当孩子在后院玩，并看到有邻居正从窗户往外看时，她和丈夫的内心就五味杂陈，尤其是他们还不知道谁是举报者。“如果老三在外面玩疯了，尖叫着不想回家，就更令我焦虑。”她说，“因为一旦备案，即使结案，案底始终存在，风险始终存在。”
事实上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儿童的安全问题如此焦虑的。但是专家们都认同，媒体——尤其是24小时电视新闻的出现，使这种恐慌愈演愈烈。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新闻媒体对于儿童权益及儿童绑架案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度。“荧屏上一个绑架案接着一个绑架案。”《美国人童年的终结》一书作者、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学家宝拉·法斯说。
伊丽莎白上二年级后，妈妈娜奥米开始让她自己去上学。学校距离她们位于东温哥华的家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8岁的伊丽莎白认识路——自打她学会走路，就常跟妈妈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娜奥米也对伊丽莎白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比如遇上陌生人搭讪如何应对，以及她感到不安全时要怎么做。毫无疑问，最开始时，娜奥米会以相隔半个街区的距离，暗中跟随女儿确保安全，直到她能够独自穿行于静谧的街区，平安往返。
然而几个月后，娜奥米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这时女儿已经升入三年级。娜奥米被告知，校方对家长没有接送学生上下学，感到不安。“来电我洗耳恭听，我也理解学校的意思，”她说，“但我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伊丽莎白就这样继续每天自己上下学，持续了一年多，除了有一次娜奥米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某个家长“看到伊丽莎白蹲在停在路边的两辆车之间看猫，一只脚踏在了路牙下，感觉很危险”。此外，一切平安。至少娜奥米这样认为。
去年，伊丽莎白三年级期末的一天半夜，娜奥米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儿童家庭发展部的电话，对方要求与娜奥米见面，就她的一系列“荒谬”行为进行讨论。一份匿名密报称看到伊丽莎白一个人过马路，中途害怕又退回到人行道。而娜奥米表示，正是她教女儿这样做的，她皱皱眉头说，“这好像在暗示我女儿并不会过马路。”不止这些。伊丽莎白——在4年中——曾有两次上学没带午饭。“我每天都给女儿准备好午饭，”娜奥米说，“有两次她忘记拿，其中一次因为我在镇子的另一头开会没能给她送过去。”然后是有一天下雨，伊丽莎白到校的时候全身都湿了。“小孩子就是这样啊，随心所欲理直气壮地拒绝穿雨衣。我告訴她‘你会被淋湿的’，她则说‘我不在乎’。”娜奥米回忆道，“所以我就说，你既然不怕淋湿，就随你好了。”在所有指控中，最令娜奥米不安的是，有人说看到伊丽莎白穿露脐装上学。“她根本就没有露脐装！她个子很高，活动起来有时忘了把衣服拉下来遮上肚子。我想说的是，这样诋毁我8岁的女儿太过分了。”
娜奥米并不害怕社工会因为上述理由而将她的女儿带走，但她也因此警觉起来。（所以本文没有提及她和女儿的姓氏。）当今社会比过去更安全，人们更谨慎，却孕育了更多的忧虑和恐惧，娜奥米只是如今众多努力培养子女独立性的父母中的一个。“家长们在教育子女方面看似拥有更高的自由度，但其实是假象。”加拿大法律和家庭研究所的负责人约翰-保罗·博伊德说，“社会对于儿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认为告诉孩子‘出去玩，吃晚饭时再回来’无可非议，发展成了今天的动辄就要接受儿童保护机构的调查和责难。”
50年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就要允许他们在社区内游荡，允许他们在外面玩耍，能玩多久就玩多久，并督促他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这些在今天就很难实现了：如果家长让孩子自己在院子里玩，就会接到投诉，家庭服务署的社工就会登门;如果邻居看到孩子一个人从公园走回家，没有家长的陪伴，就可能报警;如果孩子自己去商店购物或玩耍，没有成年人的看护，孩子就可能被商店扣留。
如果上述情况只因无聊之人无事生非，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当下的社会观念及法规对这些自诩的儿童卫士的诉求一呼百应，那些给予子女合理的自由度并加以约束和管教的尽职父母不断受到惩罚，甚至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儿童保护机构备案，有了污点，警车没完没了地在社区内巡逻，并可能持续很多年。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父母因培养子女独立性遭受法律制裁，如果他们不做出改变，甚至可能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我们这种难以抑制的保护欲，何时令好家教成了一种犯罪？
单看族谱，我们就能知道孩子可以玩耍的世界比过去小了很多。2007年，一份英国报告披露了某家庭四代人8岁大时独自外出的权限：1926年，乔治·托马斯可以在没有大人跟随的情况下，步行10公里去钓鱼;1950年，托马斯的女婿杰克·哈特斯利被允许步行两公里去树林中玩耍;1979年，哈特斯利同意女儿维吉·格兰特自己走路去当地的游泳池游泳，大约1公里的路程;而到了2007年，格兰特的儿子埃德只被允许走到家门口马路的尽头，距离他家的前门也就275米。
如今，至少在加拿大，如果父母允许孩子在外独自玩耍，就可能招致邻居讶异的目光。维尼佩格的妈妈雅基·肯德里克就受到了社工的“健康探查”，起因是有人匿名举报她家的老大和老二在外玩耍，无人看管。肯德里克是全职母亲，她很高兴自己在照看只有两岁的老三时，10岁的老大和5岁的老二可以自己在圈起围栏的后院里玩耍，而她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她从没留下两岁的老三无人照看。
“我并不怪社工，这只是她的职责。”肯德里克说，“但这件事也的确令我烦恼。我的孩子们吃得饱，睡得香，有人爱。我不敢相信我会因为让他们出去玩而接受调查。”更糟糕的是，她开始对自己的教养方式不自信，并且忧心因此失去3个孩子的监护权。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不全是因为社工到访，肯德里克说，现在每当孩子在后院玩，并看到有邻居正从窗户往外看时，她和丈夫的内心就五味杂陈，尤其是他们还不知道谁是举报者。“如果老三在外面玩疯了，尖叫着不想回家，就更令我焦虑。”她说，“因为一旦备案，即使结案，案底始终存在，风险始终存在。”
事实上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儿童的安全问题如此焦虑的。但是专家们都认同，媒体——尤其是24小时电视新闻的出现，使这种恐慌愈演愈烈。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新闻媒体对于儿童权益及儿童绑架案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度。“荧屏上一个绑架案接着一个绑架案。”《美国人童年的终结》一书作者、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学家宝拉·法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