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进入民族画报社暗房开始学习摄影以来，我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开始只觉得很奇妙，后来发现它简直是奇迹。
　　摄影理论家李树峰曾说：摄影的门槛很低，但走廊很长。这句话非常形象、准确。我把它延伸一下，假设我们把“成功”看成是一座艺术殿堂，那么有些艺术是需要预先做很多功课才能触及的，比如美术、音乐等，它们的“走廊”过程很可能没有或较少“创作”的成分，反复地练到嗓子哑、汗水流、稿纸成堆，但它们不一定是直接的“作品”;而摄影虽然要穿越同样的走廊去往殿堂，但这个过程同样是创造的过程——每张照片都是记录，即使是无意识的记录，它们也充满了无限解读的空间。我们在回放以往的照片时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一名非职业摄影者即使站在家门口拍街景几十年，一样会产生许多有价值的照片。这就是摄影的独特魅力和意义所在。
　　摄影者外出时与其他人不同，很多人看过、听过就忘了，但摄影者至少能够留下来一部分照片，它们有意无意地就成为历史的切片，同时它们还有着巨大的解读空间。所以，人们常说新闻是“易碎品”，摄影则不然，它们始终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日久更甚。照片不只是给摄影界看的，它是工具和载体，是全民的。通过照片改变历史进程的例子很多。
　　《民族画报》这个国家级大型主流媒体有着鲜明的特点：时政加文化、图片加文字、多语种、创刊早。“民族”是它的報道内容，“画报”是表达形式，尤以“专题摄影报道”为主。很多汉族编辑记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多年后都成为热爱各民族、擅长专题摄影报道的能手。我是蒙古族，与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算是近水楼台吧。比如1981年北京召开那达慕，我作为参与者顺便拍了一些照片，以后变成自觉主动地拍，积累不断增加。至2018年10月北京那达慕已举办第38届，它已经成为都市民族文化品牌，被多个城市复制，体现着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的力量。我成为这一活动的唯一持续记录者，留下了珍贵的视觉记忆。
　　同理，我原来在汉文版编辑部当第二编辑部主任，到过全国的大部分省区，奠定了我对多民族的了解基础，得以辨析各民族的异同，这样的经历有助于我了解国情、世情。2007年我担任蒙古文版编辑部主任后，原本的关注更加集中，对蒙古民族灿烂的文明和面临的挑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让我梳理了以往的知识并在不断学习中将它们转化为图片，成为“看得见的历史”，收到了良好的结果。比较大的主题是“蒙古游牧文明”“蒙古族当代人物”系列，除了多组专题摄影报道发表之外，这两个系列分别出版了4本书、6本书，它们还在继续。前者被学术界发现并认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蒙古史学会于2018年6月16日联合举办了“巴义尔蒙古写意——游牧文明的视觉化表达学术研讨会”，会议提出这些图片成为蒙古学研究领域的新资料、新途径、新思路。对蒙古族当代人物的传记和图片记录已成为一个小品牌，目前采访的人物近千人，是一个民族发展变迁的直接记录。

从事摄影工作近40年，您给人的印象是一直都很有活力，致力记录和研究蒙古文化。这么多年，让您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巴义尔：我接触摄影后就非常喜欢，甚至是痴迷，有时做梦都会遇到绮丽的景象而兴奋醒来，也会梦到快门按不下去而急醒。
　　如果说初期是本能的喜欢，那么之后随着认识的提高，摄影就成了自觉的行为，现在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了。如今，我们仍然面临许多需要记录的课题：民族的、环境的、文化的、表达的、观念的，等等。而且，对比以前，现在要拍摄的题材更多了，满脑子都是选题。而选题就是动力，责任就是动力。另外，摄影还是保持健康的重要方式。去有意思的地方，和有意思的人打交道，从策划到拍摄到编辑，再到出版传播展览等全过程，都是令人兴奋的，它是脑力体力结合的最佳形式。

　　其实有一件事对我影响也很大。1999年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回族），那年白先生90岁。他70岁时给自己定下目标——主编一套完整的《中国通史》。他组织人马，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写稿、审稿，干了20年，90岁时出齐22本、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祝贺。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高规格的座谈会，多位学界、政界等重要嘉宾出席。让我震惊的是，70岁的白先生还可以制定目标并且把它完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这成为我后来快速拍摄、写作、出版的动力之一。

您曾多次强调过照片要有情感，在您看来，如何做到呢？

　　巴义尔：我们经常做的是专题采访，在时效上没有报纸和通讯社那样急迫，大部分时间到边疆民族地区，遇到的都是热心的朋友和被访者，体会到少数民族的纯朴和善良以及他们的困境。
　　对于民族地区、民族题材而言，除了技术储备以外，情感是重要因素。它还包括道德、法律、观点等内容。作品的力量在此，作品的瑕疵也在此。带着情感拍摄，照片会明显不同。这样的例子我在草原上看到很多，大家拍同一题材，出来的结果大不同，除去技术原因，就是情感不到位。
　　现在“采风、深入生活”等词汇被用滥了。人类学里讲“他者”的观看，“主位”的叙述和“客位”的距离等，都有部分道理。摄影的功能和图片的价值远不是几个概念能够表述的，不必为某些名词纠结。只要设身处地为拍摄对象着想，问题就解决了：设想如果是你在被别人拍摄呢？摄影人不可能个个都是学者、法律工作者、情感呵护者，但心存一份良知和悲悯、责任和高尚就可以了。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遗憾吗？

　　巴义尔：遗憾很多。想去的地方没去成，想拍摄的人物没拍上就失去机会了，即使去了某个地方也没拍好，拍好了有些也没编好，有些发表了也没有达到理想的传播热度和积极作用……胶片时代更是犯过低级错误：胶卷没挂上空拍一气，对焦不实导致照片没法用，感光不准导致质量不佳，拍过的胶卷再拍一次使得两次内容全部作废……现在好多了，至少还可以当场检验。
　　作为摄影师，过去拍完照片就基本完事了，后续工作有社会分工。但现在不只是拍摄，还要了解前期的策划、实施，后期的制作传播等，劳动强度更大，准入门槛更高，摄影已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品生产链条、精神产品创造链条，没有多种知识、技能、意识、法律、情感等素质支持，很难跟上时代脚步。

摄影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记录，您最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怎样的讯息？希望为社会、为后人留下什么？

　　巴义尔：时间是动态的，当按下快门后就是下一个时段了，这张照片就成为历史了。如果一张照片当时为了某个任务而拍摄、发表，那么之后的价值就远远超过当时的目的和功能。早期的摄影是离不开摆拍的，摆拍也并非一无是处，是有着客观原因的。但无论是抓拍还是摆拍，只要按下快门，它们就是记录。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是不是记录呢？那些摆拍的新闻照片是不是那个时代的需求、价值观、技术条件的记录呢？
　　在摄影的历史上，很多照片（如庆祝二战胜利美国街头男女接吻的照片、美军占领琉璜岛的照片、毛泽东主席接见库尔班大叔和接见查干葛根活佛的照片）被制成雕塑;也有很多照片被做成海报、邮票、年画、日用品广为流传;甚至一些照片成为国家和地方决策的依据。而作为资料、证据的照片更是发挥着无限的作用。这么说来，照片的讯息是大量的、多方面的，即使我们今天尽力解读了，后人仍然能够再读出别的讯息。

　　我在二三十年前拍摄的一些事物消失了，一些人物离去了，我们自己的记忆也在模糊，看到照片后惊呼原来这样……所以，对于照片的社会功能，只要拍下来，作用就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