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在《1830年巴黎：底层青年的梦》里，以司汤达《红与黑》为例，曾写道，七月革命的爆发，确实让社会不同于以前那个小说刚获得新生的社会，但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在此真正的变化，是它不再要求作品的结构、人物的思想必须对应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
　　在这样一个变革时期，底层青年心怀疲惫之梦闯荡社会，梦境的来源与行将崩溃的旧时代密不可分，它曾在宗教环境与贵族意识里上升发酵，形成云雾般的面目与轮廓，而在弥散过程之中，又不可避免地被逐步到来的未知世界所重塑。肇因模糊，不可预知，朗西埃形容为“社会环境的空前剧变和底层青年的些微意气，这两者错误地联系起来”。在这种慌乱的谬误之中，在无数看似割裂实则紧密相连的瞬间里，通过人物的行为与选择，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种真正的复杂性：历史与时代是如何被重新发现、引燃、瞄准，并投射于此。
　　“小人物”与底层书写并不在同一生态位上，但其所指又有一部分暗自重合，也具有对等的价值。“小人物”的活动范围要比底层青年广阔、丰富一些，仿佛可以游刃有余地陷入种种困顿，更轻松地跻身到庸琐的日常之列：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他们的苦难迅速繁殖，为其编织一行行恶意代码，混淆星象、地缘与血缘，撕碎微不足道的美梦，使之成为不断下坠的牺牲品;也可以在抹去他们的存在之后，又再进行反智的塑造，辅以一点点贫瘠的道德想象和无能为力的尊严感。十九世纪的诸多小说可为此提供丰厚的遗产，这样也可将作者安置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里，在信与爱的幻景里游弋，并不时地抬头，准备迎接岸边的同情、叹息以及无限空洞的阵阵回声。
　　这种操作方式颇为简便，可作为公式推行，但也是“小人物”书写无法回避的弊端，标准化的共情无法持久，泳道的尽头就在不远处，即便想要稍微停留片刻，也会被后继袭来的波浪所催促、逼迫，不得不向前翻涌，在抵达之后成为人们脚下的一团泡沫。这就是最后的结局，闪着光的泡沫，几乎不可计数，层层叠叠，将空间一分为二，流溢着光彩，展示日光的种种温柔，消逝后了无痕迹，而那破灭的声响却又无比微弱。
　　革命时代虽然已经逝去，但今天的写作者却仍要面对一种剧烈的延绵，它并不比1830年更为舒适，或许更动荡、凶险，小说已经很难谈及新生，只是在不断失却自我的更迭功能。没有任何一条写作路径可以持续地行之有效，作者与读者只有相互抛弃、背离，才能真正做到祝福彼此。对于“小人物”的书写，在今日而言，与其说是惯性，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一种陈腐、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与此同时，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扯开一面旗帜，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
　　在这样的困境里，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我不认为“以小人物的心灵史去折射整个时代”之类的话语是可能的，至少无法全盘概括，难度极大，在被反复论述之后，它逐渐丧失掉应有的趣味。甚至进一步来讲，“小人物”一词在文学中是否得以完全成立，也值得探寻，它不存在反义词与对立面，只不过是由一个又一个梦连缀起来的生命织体，而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去唤醒这些疲惫的梦，让它们清晰地映照在面前的玻璃窗上，倒影触手可及。
　　菲利普·拉金在精练的短诗《日子》里，曾有一个反问：除了日子，我们还能活在哪里？反问本身意味着一种答案，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做梦，在这样的梦里度过无数的日子，重复与琐碎的发生，完全不受时空和身份限制。所以“小人物”的写作，其正当性势必指向更为辽阔、虚无的精神存在。布罗茨基说，重要的不是以故事自身的方式讲故事，而是以作者自身的方式讲故事，推及这类作品，或许同样适用：不需要故事模型以及竞技体育式的障碍与遭遇，没有比较级与最高级，所有的因素都需要作者本人去审慎定义。
　　这也许是“小人物”书写的另一层含义：当我们面对那些琐碎的日常经验时，实际上是在拆解一个繁芜的世界;当我们描摹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时，实际上是严苛的自我剖析与反思;那些冒失或迟钝的举措，犹疑与反复，不成问题的问题，凝聚在情感的缝隙里，如一束光，穿透时代的全部遗憾。而最为关键的，其诉说的语调将这一切引领至更远处，那是蕴藏着无数过往的精神场所，曾经烟消云散的又重新在此聚拢，于大地之上形成一道屏障，隔绝声响和未来，像一幕正在上演的戏剧，温暾、凌乱、荒唐、挣扎，词不达意，不知所措，时而热烈，时而枯索，直至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自己也身处其中，在一场疲惫之梦的角落处，伴随着窗外低沉的雷声，悄然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