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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政治团体经营国家，都想国家长久；企业团队经营企业，都想企业常青。怎样来达成国家长久、企业常青呢？老子曰：“亓正（闵闵），亓民屯屯（盹盹）。”（帛书本《老子》第58章）即：
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管理、政策、措施）始终抱着忧患意识不放，自始至终牵挂着民众的贫穷和疾苦，以此来立国、行政和为民服务，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众才可以过上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太平日子，比如，想舒舒服服睡个大懒觉，那么，才有可能舒舒服服睡个大懒觉（《天下第一书·老子》李晓龙解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新加坡的忧患意识
“100年以后，新加坡还会存在吗”（《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作为新加坡的开国元勋和总设计师，李光耀一直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为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当新加坡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跨入计算机时代之际，他并未因此而松一口气，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使其食不甘味，长夜难眠”，“新加坡该往何处去？是建立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是沦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李光耀选择了前者。他要为新加坡建立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像为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物质支柱一样”，“为此，他涉猎了大量古今著作，对古往今来的许多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儒家思想最适宜新加坡”，“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样才不致于在经济发展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精神上的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是十分危险的”，“李光耀十分注意总结和吸取东南亚各国独立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些东南亚国家独立后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沦丧，‘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明确提出，要在政治和行政方面保持高度廉洁，公务员必须做到‘两手干净’。他在公务员培训班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会被人民大众所唾弃’”（《小国伟人——李光耀》畅征著，学苑出版社，1996年，第203、204、209-210页）。
“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蹚这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无论选择是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第176、179、180、181页）。所以，新加坡政府始终坚持精英治国，选取最优秀的人才来从政。这一做法，与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墨子的政治主张、治国方略完全一致：“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第一》）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昌盛？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划分我国人口结构，所得出的数字都在不断地缩小，哪一组人口都好，生育率都在下降（这个不好。引者注）”，“以目前的生育率看来，如果不引进外来人口，年轻人口在一代人时间内将更难以承担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负担”，“要改变这场游戏规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观念，多生儿育女，换一种方式过日子”（《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第187、190页）。
“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多）边押注、分散风险”（同上，第195-196页），“建立在同一切国家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同它们做生意，我们要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们既不依附西方，也不投靠东方。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小国伟人——李光耀》畅征著，第130页）。
“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体系，我们总会委任一位工会领袖入阁。而劳资政三方相互理解体谅的关系一旦动摇，新加坡的处境也必然岌岌可危”，“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增税幅度太大的话，会逼走很多最顶尖的人才。我们的人才已经在不断流失了，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学成后被大公司看上，从此就不回来了。……新加坡少了最顶尖的人才，整个国家将不再一样”（同上，第196、198、201页）。
新加坡治国方略中的忧患意识可否用来经营企业呢？我想，完全可以，治理国家、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
微软的忧患意识
“我们雇用很聪明、很能干的人。我们曾经有过一点误区，那就是以前总是以为‘聪明’这种东西是‘万能的’，因为我们最初的雇员中有少数人的确就是万能的。……后来的结果让我们吃了一惊：很多很能干的人，从他们的能力来看很专业，但当我们想让他们进入到新领域时，他们就应付不了”（《比尔·盖茨对话录》李莫凡等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老子对此曰：“大巧如拙。”（帛书本《老子》第45章）即：很能干的人，也有他笨手笨脚的时候和不会做的地方。作为企业统帅要充分认识到部下的不足，不要安排他不善长的工作，通常把部下当全才使用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若不一直求变、反应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我们在各方面都一直保持警觉，因为根本没有放松的余地。即使微软现在和其他科技公司比起来是处在较好的地位，却没有人能保证将来它也一定会如此。微软的未来建立在我们的期望、人才以及在业界及消费者间的口碑之上。要在高科技业保持卓越，就绝没有放松休息的余地”，“微软必须不断和硬件厂商合作，共同努力让个人计算主要内容更加容易使用。无论是在速度、安全性、使用者界面等各方面，软件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地方多得很，不可能有点子用完的时候，这让我们不敢自满”，“我相信任何企业必须要有专长，才能保持领先”，“在软件领域，你总是现在投资，日后才获得回报。……我们的收入都来自突破性技术，而我们今天获得的收入，都是来自两三年前的突破性技术”，“微软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微软自己已经打下的事业基础。人们未必懂得我这样说的真正含义，他们可能会认为我的这种言论其实是在装腔作势。……微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吃老本”（《比尔·盖茨对话录》李莫凡等编著，第23、29、51、58-59页）。 万科的忧患意识
“作为企业家，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究竟要走向何处”（《大道当然》王石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9页）？
“创业后，我管理的万科更多参照‘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模式，比如索尼、松下、丰田。它们不仅仅是成功的国际企业，它们的文化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万科可以成为这样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如何从文化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前我的探索是不够的。是不是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市场经济，有了私营企业，就能成功，就能成为像索尼、丰田这样的企业？过去我认为有可能，现在感觉，这些因素还构不成答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过去我的经营、管理理念一直是‘拿来主义’，因为现代工业、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我的做法就是学习西方，并且和中国传统文化隔离开来。再加上我接受教育的时候，正值‘文革’爆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反而在后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接受障碍，比如万科‘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不行贿’，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假如这些做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那么我就进行国际化，通过开展国际业务来回避中国市场的局限性”，“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的两大红利，加上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万科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现在全球很多行业前十位的公司中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我们的竞争力是否真的能排进前十位？万科是不是真的已经世界第一？如何从量的提升到质的提升，配合中国城市化进程来发展，这是万科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和万科管理层一致考虑的是，万科最重要的不是去求量，而是要努力提高质，完成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型”，“我很担心中国会走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老路。当时的日本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很大比例，而中国的贫富悬殊较大，如果有一天泡沫破灭，后果会更加严重”，“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机会，万科除了做好住宅，还要从城市配套和公共建设的角度规划自身发展，做城市服务配套商”（同上，第379、380页）。
居安思危是企业家应有的
态度与策略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生在顺境中知逆境将至，是当今企业、企业家应有的态度和策略。
老子曰：“（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亓极？其无正也。正复为畸，善复为妖，人之（悉）也，亓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帛书本《老子》第58章）即：
灾祸，看起来很不好，但祸中连着福；幸福吉祥，当然很好了，但是，你可要小心，幸福吉祥中潜伏着灾祸。哪个敢绝对地说，祸中没有连着福，福中没有藏着祸？没有人敢肯定！因为，祸不是绝对的不好，福不是绝对的都好，它们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可以转化为福，福可以转化为祸。众所周知，正的可能要歪，歪的可以回复到正；善良的可以转化为丑恶，丑恶的可以转化为善良，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情况，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说老实话，这些道理在很久以前民众早就知道了，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所以，我们不要生搬硬套地认为，方的不能切割成圆的？有棱角的不能把棱角刮掉？直的不可以弯曲？我们的眼光只能看面前、眼前，不能跳过面前看远方，不能跳过眼前看未来，不可以有长远谋划和打算吗（《天下第一书·老子》李晓龙解著，第257-258页）？
《老子》这一章表达的深刻思想，有些遗憾，2500年来的众多爱好者和注家，没有全得其神，一些重要思想未能解读出来。比如，最后那四句，“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通行本《老子》改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纷纷没有解读出来。元朝翰林学士吴澄理解为：“割之害差重于刿，人之方者无转旋，廉者无分辨，其遇事触物必有所伤害。直者不能容隐，纵肆其言，以讦人之短。光者不能韬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长。”（《道德真经吴澄注》吴澄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4页）江南大学教授古文研究所所长姚淦铭理解为：“因此，圣人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而不伤害人，正直而不放肆，光亮而不炫耀。”（《老子智慧》姚淦铭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8页）贵州省党校教授尹振环理解为：“所以方正而不生硬固执，谦虚而不伤害别人，直率而不肆无忌惮，光亮而不超常超前。”（《帛书老子再疏义》尹振环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8页）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理解为：“因而有道的人方正而不割人，锐利而不伤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目。”（《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6页）这里所列举的四位名士、教授，代表着我所查阅的古今中外140多位《老子》解读家共同的或者大同小异的理解，在我看来，是错的，没有解读出来老子要告诉我们的思想。
何以见得呢？从其前文“（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亓极？其无正也。正复为畸，善复为妖，人之（悉）也，亓日固久矣”来看（请参阅译文），老子很明显地说，祸不是绝对的不好（祸的旁边倚靠着福），福不是绝对的都好（福中潜伏着祸），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要求我们人类为人处世不要生搬硬套，要学会变通，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事物。因此，“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不是陈述句，而是反问句，要求读者按前面的表达语气、旋律和步调来给予回答，因此，那四句之后应当加个问号才对。他们没有解读出老子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那四句（即四问）之意是：方的是可以切割成圆的，有棱角的（棱角容易刺伤人）是可以把棱角刮掉，直的是可以弯曲，眼光是可以跳过面前看远方，眼光是可以跳过眼前看未来，我们人类应该要有长远谋划和打算。老子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思想。把反问句按陈述句来理解，肯定不对。
跳过面前看远方，跳过眼前看未来，要有长远谋划和打算，老子用“光而不眺”四个字，作为“祸福相倚相伏”这一章的结尾，真是画龙点睛、神来之笔啊！他把这一章的思想推向顶峰。遗憾的是，后世爱好者将“光而不眺”改成“光而不耀”，就大失水准了。一字之差，差了十万八千里。
柯达公司，20世纪风光无限的胶卷生产企业，其世界霸主地位从来没有一个公司动摇过它，其效益之好让太多的企业和企业家羡慕、垂涎、嫉妒，2000年销售利润143亿美元，长期占据世界胶片业销售的2/3份额。作为一家百年老店（成立于1880年），经历20世纪之后，进入21世纪却风光不再、败下阵来。其衰败是又一个当今企业的前车之鉴，2012年1月19日柯达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柯达公司，1975年，在实验室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但其效果与胶片成像相比非常之差。后经反复研究和改进，数码成像可与胶片成像相媲美，这说明数码成像技术已经成熟。按常理而言，一项成熟的技术，应当向社会大力推广，让人类分享这一低廉、省时的成像成果。作为一家为人类服务的公司也应当如此。但由于柯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顾及客户利益，没有看到数码成像是未来世界摄像行业的霸主，它必然要取代当前胶片成像的地位，仅担心眼前胶片销量受到影响，损失丰厚的收益，所以，一直不用心推广数码成像产品，一直不去占领数码成像产品这个高地，使自己继续居于霸主地位，躺在胶片丰厚的利润上过着安乐日子，不知危机将至，不知福中已经藏着“祸”了。当数码成像产品普及世界之时，正是柯达风光终结之日。柯达之败，正是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没有跳过面前看远方，没有跳过眼前看未来，没有长远谋划和打算，应了我国民间谚语所说的那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柯达公司，生于胶卷，败于数码，死于安乐。带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无限思考留给当今的企业统帅们。
（责任编辑：罗志荣）
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管理、政策、措施）始终抱着忧患意识不放，自始至终牵挂着民众的贫穷和疾苦，以此来立国、行政和为民服务，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众才可以过上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太平日子，比如，想舒舒服服睡个大懒觉，那么，才有可能舒舒服服睡个大懒觉（《天下第一书·老子》李晓龙解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新加坡的忧患意识
“100年以后，新加坡还会存在吗”（《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作为新加坡的开国元勋和总设计师，李光耀一直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为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当新加坡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跨入计算机时代之际，他并未因此而松一口气，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使其食不甘味，长夜难眠”，“新加坡该往何处去？是建立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是沦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李光耀选择了前者。他要为新加坡建立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像为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物质支柱一样”，“为此，他涉猎了大量古今著作，对古往今来的许多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儒家思想最适宜新加坡”，“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样才不致于在经济发展中迷失方向，失去自我。精神上的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是十分危险的”，“李光耀十分注意总结和吸取东南亚各国独立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些东南亚国家独立后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沦丧，‘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明确提出，要在政治和行政方面保持高度廉洁，公务员必须做到‘两手干净’。他在公务员培训班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会被人民大众所唾弃’”（《小国伟人——李光耀》畅征著，学苑出版社，1996年，第203、204、209-210页）。
“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蹚这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无论选择是什么，我敢肯定的是，新加坡一旦选出一个愚蠢的政府，我们就全完了。国家将会沉沦，化为乌有”（《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第176、179、180、181页）。所以，新加坡政府始终坚持精英治国，选取最优秀的人才来从政。这一做法，与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墨子的政治主张、治国方略完全一致：“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第一》）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昌盛？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划分我国人口结构，所得出的数字都在不断地缩小，哪一组人口都好，生育率都在下降（这个不好。引者注）”，“以目前的生育率看来，如果不引进外来人口，年轻人口在一代人时间内将更难以承担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负担”，“要改变这场游戏规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观念，多生儿育女，换一种方式过日子”（《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著，第187、190页）。
“为了避免依附于任何一股单一的外在势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多）边押注、分散风险”（同上，第195-196页），“建立在同一切国家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同它们做生意，我们要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们既不依附西方，也不投靠东方。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小国伟人——李光耀》畅征著，第130页）。
“为了巩固劳资政三方体系，我们总会委任一位工会领袖入阁。而劳资政三方相互理解体谅的关系一旦动摇，新加坡的处境也必然岌岌可危”，“新加坡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引进外劳，中小型企业迟早会垮；这些中小型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近乎一半，同时为就业市场制造多达七成的工作，一旦垮台，对本地低薪工友的冲击肯定更大”，“增税幅度太大的话，会逼走很多最顶尖的人才。我们的人才已经在不断流失了，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学成后被大公司看上，从此就不回来了。……新加坡少了最顶尖的人才，整个国家将不再一样”（同上，第196、198、201页）。
新加坡治国方略中的忧患意识可否用来经营企业呢？我想，完全可以，治理国家、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
微软的忧患意识
“我们雇用很聪明、很能干的人。我们曾经有过一点误区，那就是以前总是以为‘聪明’这种东西是‘万能的’，因为我们最初的雇员中有少数人的确就是万能的。……后来的结果让我们吃了一惊：很多很能干的人，从他们的能力来看很专业，但当我们想让他们进入到新领域时，他们就应付不了”（《比尔·盖茨对话录》李莫凡等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老子对此曰：“大巧如拙。”（帛书本《老子》第45章）即：很能干的人，也有他笨手笨脚的时候和不会做的地方。作为企业统帅要充分认识到部下的不足，不要安排他不善长的工作，通常把部下当全才使用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若不一直求变、反应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我们在各方面都一直保持警觉，因为根本没有放松的余地。即使微软现在和其他科技公司比起来是处在较好的地位，却没有人能保证将来它也一定会如此。微软的未来建立在我们的期望、人才以及在业界及消费者间的口碑之上。要在高科技业保持卓越，就绝没有放松休息的余地”，“微软必须不断和硬件厂商合作，共同努力让个人计算主要内容更加容易使用。无论是在速度、安全性、使用者界面等各方面，软件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地方多得很，不可能有点子用完的时候，这让我们不敢自满”，“我相信任何企业必须要有专长，才能保持领先”，“在软件领域，你总是现在投资，日后才获得回报。……我们的收入都来自突破性技术，而我们今天获得的收入，都是来自两三年前的突破性技术”，“微软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微软自己已经打下的事业基础。人们未必懂得我这样说的真正含义，他们可能会认为我的这种言论其实是在装腔作势。……微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吃老本”（《比尔·盖茨对话录》李莫凡等编著，第23、29、51、58-59页）。 万科的忧患意识
“作为企业家，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究竟要走向何处”（《大道当然》王石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9页）？
“创业后，我管理的万科更多参照‘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模式，比如索尼、松下、丰田。它们不仅仅是成功的国际企业，它们的文化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万科可以成为这样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如何从文化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前我的探索是不够的。是不是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市场经济，有了私营企业，就能成功，就能成为像索尼、丰田这样的企业？过去我认为有可能，现在感觉，这些因素还构不成答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过去我的经营、管理理念一直是‘拿来主义’，因为现代工业、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我的做法就是学习西方，并且和中国传统文化隔离开来。再加上我接受教育的时候，正值‘文革’爆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反而在后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接受障碍，比如万科‘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不行贿’，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假如这些做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那么我就进行国际化，通过开展国际业务来回避中国市场的局限性”，“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的两大红利，加上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万科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现在全球很多行业前十位的公司中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我们的竞争力是否真的能排进前十位？万科是不是真的已经世界第一？如何从量的提升到质的提升，配合中国城市化进程来发展，这是万科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和万科管理层一致考虑的是，万科最重要的不是去求量，而是要努力提高质，完成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型”，“我很担心中国会走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老路。当时的日本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很大比例，而中国的贫富悬殊较大，如果有一天泡沫破灭，后果会更加严重”，“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机会，万科除了做好住宅，还要从城市配套和公共建设的角度规划自身发展，做城市服务配套商”（同上，第379、380页）。
居安思危是企业家应有的
态度与策略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生在顺境中知逆境将至，是当今企业、企业家应有的态度和策略。
老子曰：“（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亓极？其无正也。正复为畸，善复为妖，人之（悉）也，亓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帛书本《老子》第58章）即：
灾祸，看起来很不好，但祸中连着福；幸福吉祥，当然很好了，但是，你可要小心，幸福吉祥中潜伏着灾祸。哪个敢绝对地说，祸中没有连着福，福中没有藏着祸？没有人敢肯定！因为，祸不是绝对的不好，福不是绝对的都好，它们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可以转化为福，福可以转化为祸。众所周知，正的可能要歪，歪的可以回复到正；善良的可以转化为丑恶，丑恶的可以转化为善良，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情况，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说老实话，这些道理在很久以前民众早就知道了，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所以，我们不要生搬硬套地认为，方的不能切割成圆的？有棱角的不能把棱角刮掉？直的不可以弯曲？我们的眼光只能看面前、眼前，不能跳过面前看远方，不能跳过眼前看未来，不可以有长远谋划和打算吗（《天下第一书·老子》李晓龙解著，第257-258页）？
《老子》这一章表达的深刻思想，有些遗憾，2500年来的众多爱好者和注家，没有全得其神，一些重要思想未能解读出来。比如，最后那四句，“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通行本《老子》改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纷纷没有解读出来。元朝翰林学士吴澄理解为：“割之害差重于刿，人之方者无转旋，廉者无分辨，其遇事触物必有所伤害。直者不能容隐，纵肆其言，以讦人之短。光者不能韬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长。”（《道德真经吴澄注》吴澄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4页）江南大学教授古文研究所所长姚淦铭理解为：“因此，圣人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而不伤害人，正直而不放肆，光亮而不炫耀。”（《老子智慧》姚淦铭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8页）贵州省党校教授尹振环理解为：“所以方正而不生硬固执，谦虚而不伤害别人，直率而不肆无忌惮，光亮而不超常超前。”（《帛书老子再疏义》尹振环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8页）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理解为：“因而有道的人方正而不割人，锐利而不伤人，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目。”（《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6页）这里所列举的四位名士、教授，代表着我所查阅的古今中外140多位《老子》解读家共同的或者大同小异的理解，在我看来，是错的，没有解读出来老子要告诉我们的思想。
何以见得呢？从其前文“（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亓极？其无正也。正复为畸，善复为妖，人之（悉）也，亓日固久矣”来看（请参阅译文），老子很明显地说，祸不是绝对的不好（祸的旁边倚靠着福），福不是绝对的都好（福中潜伏着祸），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要求我们人类为人处世不要生搬硬套，要学会变通，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事物。因此，“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不是陈述句，而是反问句，要求读者按前面的表达语气、旋律和步调来给予回答，因此，那四句之后应当加个问号才对。他们没有解读出老子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那四句（即四问）之意是：方的是可以切割成圆的，有棱角的（棱角容易刺伤人）是可以把棱角刮掉，直的是可以弯曲，眼光是可以跳过面前看远方，眼光是可以跳过眼前看未来，我们人类应该要有长远谋划和打算。老子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思想。把反问句按陈述句来理解，肯定不对。
跳过面前看远方，跳过眼前看未来，要有长远谋划和打算，老子用“光而不眺”四个字，作为“祸福相倚相伏”这一章的结尾，真是画龙点睛、神来之笔啊！他把这一章的思想推向顶峰。遗憾的是，后世爱好者将“光而不眺”改成“光而不耀”，就大失水准了。一字之差，差了十万八千里。
柯达公司，20世纪风光无限的胶卷生产企业，其世界霸主地位从来没有一个公司动摇过它，其效益之好让太多的企业和企业家羡慕、垂涎、嫉妒，2000年销售利润143亿美元，长期占据世界胶片业销售的2/3份额。作为一家百年老店（成立于1880年），经历20世纪之后，进入21世纪却风光不再、败下阵来。其衰败是又一个当今企业的前车之鉴，2012年1月19日柯达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柯达公司，1975年，在实验室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但其效果与胶片成像相比非常之差。后经反复研究和改进，数码成像可与胶片成像相媲美，这说明数码成像技术已经成熟。按常理而言，一项成熟的技术，应当向社会大力推广，让人类分享这一低廉、省时的成像成果。作为一家为人类服务的公司也应当如此。但由于柯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顾及客户利益，没有看到数码成像是未来世界摄像行业的霸主，它必然要取代当前胶片成像的地位，仅担心眼前胶片销量受到影响，损失丰厚的收益，所以，一直不用心推广数码成像产品，一直不去占领数码成像产品这个高地，使自己继续居于霸主地位，躺在胶片丰厚的利润上过着安乐日子，不知危机将至，不知福中已经藏着“祸”了。当数码成像产品普及世界之时，正是柯达风光终结之日。柯达之败，正是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没有跳过面前看远方，没有跳过眼前看未来，没有长远谋划和打算，应了我国民间谚语所说的那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柯达公司，生于胶卷，败于数码，死于安乐。带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无限思考留给当今的企业统帅们。
（责任编辑：罗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