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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昆，是中国经济学爱好者的“老朋友”，他曾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他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总统里根曾是一位二流电影演员，二战期间，拍电影赚了大钱，但他不愿意多拍，只拍完4部就要息影，去乡下度假了，为什么？因为，拍摄超过4部电影，收入便触及最高税率，而战时附加所得税率最高为90%。
现实生活中，高税率不但会使得艺术工作者无精打采，更会使得企业主“脱实向虚”、“弃厂上楼”，这是个常识。曼昆引用的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印证了里根当年将减税作为改革第一策略的一个思想滥觞。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没有必要和美国走同样的路，但我们也不容忽略，世界上任何制度下的经济体，推动实体经济复苏的策略必然包括减税。减税的本质，其实就是把资源更多地留给供给侧—企业和实体部门，这是绕不开的改革。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供给侧改革纷纷呼号支持，但很多人却不约而同地对减税问题视而不见。“调结构”、“高科技”、“转型升级”，甚至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这些词汇成为了当下经济学界曝光最高的流行语。
不过，经济学家韦森却有点“与众不同”。长期以来，他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
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做了主题发言。他侃侃而谈，从促进贸易投资、推动改革、鼓励创新以及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也提到了中国的“减税成绩”。
但楼继伟讲演后即收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现场直接提问：“楼部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经营这么困难，为什么政府不考虑减税？”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韦森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说，在楼继伟谈到2015年营改增要给企业减5000亿元税的时候，他认为政府减税暂时还缺乏足够的依据，还不是真“减”。他提出，近两年来，政府所定的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均高于经济增速，因而政府的税收不是在减，而是实际上在增加。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GDP增速目标为7.5%，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计划目标却为8%。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中国的GDP增速约为7%，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定为7.5%。这叫减税吗？”韦森认为，要提振实体经济，减税已刻不容缓，再不减，可能就晚了。
对韦森的提问，楼继伟当时回答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的确快于GDP增速，但税收增加没有这么快。财政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对国企利润上交采取特殊措施，而有关这个“特殊措施”，已向全国人大相关机构做了说明。在财政收入当中，税收占比确实有所下降。
对这个回答，韦森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实体企业的税负重，是每一个企业家每天都感受到的客观事实。如果说政府已经在推动减税，那么至少现在而言，效果还不十分明显。“我一直建议，中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把给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韦森说。
实际上，经济学界对减税问题的关注度似乎一直不高。从供给侧改革提出开始，中国经济学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对改革进行了论证和阐释，还有不少人提出了改革路线图建议。但遗憾的是，很多论述都避开了减税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升级或者产业扶持这样的问题上。
更为有趣的是，即便一些提到了企业税负问题的观点，也会在减税二字前面，加上“结构性”三个字作为限定。而韦森认为，减税应该是总量的，而不是“结构性”的，是要能够落到实处的，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
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家可用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来解释，普通人时常云里雾里。但是，大道至简，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并不严格的比方，不妨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侧”，这一侧包含了企业技术提升、产品升级换代等，中国现在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而需求侧则可以比作“购买侧”，“铁、公、基”建设就是需求侧，它通过政府投资的带动，“购买”消化过剩产能。但另一方面，“铁、公、基”也可以纳入供给侧的范畴，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也是企业技术提升的条件。
在韦森看来，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必然包括了减税。减税的本质是把资源留给企业、留给民间，即留给供给侧，让供给侧通过理性的策略选择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扩大技术投资，实现技术的提升。
上个世纪，美国的里根政府曾把减税作为以供给经济学为基础的政府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而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美国有所不同，不可能照搬美国当年的策略。但换个角度看，任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体，一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都是相通的，没有例外。
不久前，韦森在北京拜访了吴敬琏教授。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下一步，减税问题一定避不开。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知识界登堂入室，有着西方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们扮演了更加多重的角色。在庙堂之上，他们影响决策；在庙堂之外，他们指点江山，抚慰公众对于那些不合理经济制度的情绪。
互联网上曾一度流传，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七剑下天山”，他们包括了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等人，而韦森被称为其中的“日月剑”。
但在这些经济学家中，韦森是独一无二的。他关注的领域超越了经济学。他是悉尼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一位有着正统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學家。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为之奔走呼号，更付诸行动。 2007年，中国A股爆发了著名的“5·30事件”，起因之一是印花税上调。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韦森从那时才突然意识到，税收对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变革和进步的重要性。研究制度经济学，这是最好的切入点。于是，韦森开始关注税收和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问题。
从2007年开始，韦森与财政学、税法学学者一起，努力推动《预算法》修改，以及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和透明。他和李炜光、蒋洪、叶青等财税界知名学者一道，呼吁从预算法修改上推动中国的深层次改革。近10年来，韦森多次和国家立法机关及政府部门保持沟通，还亲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考察美国的预算管理制度，最近又实地考察了日本的国家审计制度。
2012年7月，在《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被放到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后，韦森牵头并组织了近20位专家在上海召开了讨论会，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他们的修正意见，并为后者所重视。2014年8月31日，新的《预算法》修正案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于2015年1月开始实施。在韦森看来，新的《预算法》已触及现有体制的“天花板”，难能可贵。
在新的《预算法》修正案中，韦森组织和参与的多次专家会议的建议和其他全国学者的建议，被部分吸收进去了。韦森举例说，预算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宗旨，原预算法中是“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和“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而新预算法改成“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文字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立法宗旨变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此外，在预算透明度、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央行国库的资金管理体制等方面，学者的意见也被部分被采纳了。
长期以来，国家预算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最根本的改革，但它的重要性却被大多数中国人忽略了。对很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个略显枯燥的领域，既无法吸引受众，也无法带来名誉，而韦森和他的朋友们却十多年如一日地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和改革，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预算是管政府的“花钱”，而税收则是管政府如何“收钱”。在预算法修订完成之后，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问题，韦森的注意力又开始放在财税改革的另外一头—税收，这也是他对楼继伟提出尖锐问题的缘起。
韦森说，学者和知识界的呼吁还是有效果的，高层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建设、财税改革乃至审计制度的改革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韦森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十七条，明确写下了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韦森还注意到，2015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将为企业减税降费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李克强总理还多次强调，全面实施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另外，今年7月份之后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都强调要落实各项给企业减税降费的措施。
在今年11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要求有關部门，抓紧时间继续完善营改增等相关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只减不增”。李克强强调：“各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韦森认为，减税应该上升为一项“国策”。政府要减税，不妨在《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关高级文件中，写下明确的减税目标，降低某些税种如增值税的税率，做到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
韦森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
美国总统里根曾是一位二流电影演员，二战期间，拍电影赚了大钱，但他不愿意多拍，只拍完4部就要息影，去乡下度假了，为什么？因为，拍摄超过4部电影，收入便触及最高税率，而战时附加所得税率最高为90%。
现实生活中，高税率不但会使得艺术工作者无精打采，更会使得企业主“脱实向虚”、“弃厂上楼”，这是个常识。曼昆引用的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印证了里根当年将减税作为改革第一策略的一个思想滥觞。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没有必要和美国走同样的路，但我们也不容忽略，世界上任何制度下的经济体，推动实体经济复苏的策略必然包括减税。减税的本质，其实就是把资源更多地留给供给侧—企业和实体部门，这是绕不开的改革。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供给侧改革纷纷呼号支持，但很多人却不约而同地对减税问题视而不见。“调结构”、“高科技”、“转型升级”，甚至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这些词汇成为了当下经济学界曝光最高的流行语。
不过，经济学家韦森却有点“与众不同”。长期以来，他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
减税问题避不开
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做了主题发言。他侃侃而谈，从促进贸易投资、推动改革、鼓励创新以及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也提到了中国的“减税成绩”。
但楼继伟讲演后即收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在现场直接提问：“楼部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经营这么困难，为什么政府不考虑减税？”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韦森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说，在楼继伟谈到2015年营改增要给企业减5000亿元税的时候，他认为政府减税暂时还缺乏足够的依据，还不是真“减”。他提出，近两年来，政府所定的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均高于经济增速，因而政府的税收不是在减，而是实际上在增加。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GDP增速目标为7.5%，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计划目标却为8%。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中国的GDP增速约为7%，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定为7.5%。这叫减税吗？”韦森认为，要提振实体经济，减税已刻不容缓，再不减，可能就晚了。
对韦森的提问，楼继伟当时回答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的确快于GDP增速，但税收增加没有这么快。财政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对国企利润上交采取特殊措施，而有关这个“特殊措施”，已向全国人大相关机构做了说明。在财政收入当中，税收占比确实有所下降。
对这个回答，韦森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实体企业的税负重，是每一个企业家每天都感受到的客观事实。如果说政府已经在推动减税，那么至少现在而言，效果还不十分明显。“我一直建议，中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把给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韦森说。
实际上，经济学界对减税问题的关注度似乎一直不高。从供给侧改革提出开始，中国经济学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对改革进行了论证和阐释，还有不少人提出了改革路线图建议。但遗憾的是，很多论述都避开了减税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升级或者产业扶持这样的问题上。
更为有趣的是，即便一些提到了企业税负问题的观点，也会在减税二字前面，加上“结构性”三个字作为限定。而韦森认为，减税应该是总量的，而不是“结构性”的，是要能够落到实处的，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
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家可用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来解释，普通人时常云里雾里。但是，大道至简，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并不严格的比方，不妨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侧”，这一侧包含了企业技术提升、产品升级换代等，中国现在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而需求侧则可以比作“购买侧”，“铁、公、基”建设就是需求侧，它通过政府投资的带动，“购买”消化过剩产能。但另一方面，“铁、公、基”也可以纳入供给侧的范畴，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也是企业技术提升的条件。
在韦森看来，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必然包括了减税。减税的本质是把资源留给企业、留给民间，即留给供给侧，让供给侧通过理性的策略选择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扩大技术投资，实现技术的提升。
上个世纪，美国的里根政府曾把减税作为以供给经济学为基础的政府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而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美国有所不同，不可能照搬美国当年的策略。但换个角度看，任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体，一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都是相通的，没有例外。
不久前，韦森在北京拜访了吴敬琏教授。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下一步，减税问题一定避不开。
相信改革会走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知识界登堂入室，有着西方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们扮演了更加多重的角色。在庙堂之上，他们影响决策；在庙堂之外，他们指点江山，抚慰公众对于那些不合理经济制度的情绪。
互联网上曾一度流传，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七剑下天山”，他们包括了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等人，而韦森被称为其中的“日月剑”。
但在这些经济学家中，韦森是独一无二的。他关注的领域超越了经济学。他是悉尼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一位有着正统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學家。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财税体制改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为之奔走呼号，更付诸行动。 2007年，中国A股爆发了著名的“5·30事件”，起因之一是印花税上调。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韦森从那时才突然意识到，税收对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变革和进步的重要性。研究制度经济学，这是最好的切入点。于是，韦森开始关注税收和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问题。
从2007年开始，韦森与财政学、税法学学者一起，努力推动《预算法》修改，以及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和透明。他和李炜光、蒋洪、叶青等财税界知名学者一道，呼吁从预算法修改上推动中国的深层次改革。近10年来，韦森多次和国家立法机关及政府部门保持沟通，还亲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考察美国的预算管理制度，最近又实地考察了日本的国家审计制度。
2012年7月，在《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被放到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后，韦森牵头并组织了近20位专家在上海召开了讨论会，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他们的修正意见，并为后者所重视。2014年8月31日，新的《预算法》修正案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于2015年1月开始实施。在韦森看来，新的《预算法》已触及现有体制的“天花板”，难能可贵。
在新的《预算法》修正案中，韦森组织和参与的多次专家会议的建议和其他全国学者的建议，被部分吸收进去了。韦森举例说，预算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宗旨，原预算法中是“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和“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而新预算法改成“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文字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立法宗旨变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此外，在预算透明度、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央行国库的资金管理体制等方面，学者的意见也被部分被采纳了。
长期以来，国家预算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最根本的改革，但它的重要性却被大多数中国人忽略了。对很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个略显枯燥的领域，既无法吸引受众，也无法带来名誉，而韦森和他的朋友们却十多年如一日地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和改革，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预算是管政府的“花钱”，而税收则是管政府如何“收钱”。在预算法修订完成之后，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问题，韦森的注意力又开始放在财税改革的另外一头—税收，这也是他对楼继伟提出尖锐问题的缘起。
韦森说，学者和知识界的呼吁还是有效果的，高层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建设、财税改革乃至审计制度的改革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韦森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十七条，明确写下了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韦森还注意到，2015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将为企业减税降费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李克强总理还多次强调，全面实施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另外，今年7月份之后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都强调要落实各项给企业减税降费的措施。
在今年11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要求有關部门，抓紧时间继续完善营改增等相关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只减不增”。李克强强调：“各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财政收支压力再大，也要积极为企业减税减负。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韦森认为，减税应该上升为一项“国策”。政府要减税，不妨在《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关高级文件中，写下明确的减税目标，降低某些税种如增值税的税率，做到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
颁奖词
韦森不爱说经济学界的“流行话”，不爱说枉顾常识的“漂亮话”，而只说对改革真正要紧，却被很多人忽略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行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