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7月开始激化的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的矛盾，在12月15日一场所谓未遂政变之后演化为两大部族（丁卡族与努尔族）间的大规模内战。除了首都朱巴的总统卫队中发生的火并，双方还围绕本提乌、博尔、马拉卡勒等战略要地展开激烈争夺，个别地方还上演了坦克战。截至今年1月初，战火已造成逾千人死亡，20多万人流离失所。
　　南苏丹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7月10日刚刚实现南北苏丹分治和国家独立；它也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小学教育普及率仅2%弱，全境铺设路面的公路里程仅38公里，产妇死亡率为全球最高。毋庸置疑，内战最大的受害者，是南苏丹本国及其人民。
　　那么，这场内战最大的海外受害者是谁？
　　一些舆论认为是中国。

中国是最大海外受害者？

　　日本《外交家》杂志去年12月25日文章称，南苏丹内战将令其石油生产、出口受到极大损害，而最终最大的受害者，注定只能是在南苏丹石油产业投入最多、从南苏丹石油进口量最大的中国。
　　南苏丹的石油产业，直接继承于南北分治前的苏丹。苏丹直到上世纪末，仍是个石油净进口国。上世纪80年代，法国道达尔公司率先进入南苏丹勘探，但收获不大。1995年，中石油进入苏丹，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便发现和开采了大量石油。至1999年，苏丹成为石油出口国和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1年的南北分治，让原本“一盘棋”的前苏丹石油产业被割裂成两半。分治后南苏丹原油产量、储量，约占分治前整个苏丹的3/5强。如今的南苏丹，最高峰时原油日产量高达24.5万桶，按照官方说法，该国石油产业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95%，非官方统计更高达98%之多，其中60%左右石油系输往中国。
　　作为南苏丹、乃至整个苏丹石油产业的实际开拓者，中国在这个国家的石油投入和“石油存在”是可观的。
　　据《摩洛哥财经》披露，在苏丹南北分治前，中国在原苏丹南北方共有12家和石油相关的大型企业，和南苏丹官方的关系则始自2008年，即独立前3年。中国在南苏丹2011年独立前，累计向其投资200亿美元以上，但其中许多为医院、学校、道路、水电站等非石油项目投资；2012年4月基尔访华，有消息称南苏丹获得中国80亿美元投资，其中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石油产业。
　　根据南北分治前苏丹石油部的数据，位于南苏丹境内的石油区块共6个，其中西部的第一、第二、第四区块由苏丹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经营，该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中石油40%，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30%，印度ONGC25%，苏丹国营Sudapet仅5%；东部的第三、第七区块由Petrodar公司经营，该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中石油41%，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40%，Sudapet8%，海湾石油和Al Thani各5%，B区块原本由法国道达尔中标，但该公司因“客观原因”中途放弃，改由一家名为Jarch， Ltd，有朱巴政府背景的公司托管。

最大的“害”，莫过于内战双方不战不和、且战且和、时战时和，将这场危机断断续续却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从而令南苏丹投资环境和石油作业遭到持续性、永久性损害。

　　2013年1～10月，中国从苏丹进口石油190万吨，同比增长14%。由于苏丹和南苏丹共用一条输油管（自南苏丹至苏丹港，长达750公里）和一个石油输出港口（苏丹港30万吨级油码头），且上述设施均系中资投入、参建和控股（股份比例同样是40%），苏丹石油对华出口中过半比例为南苏丹所产，中国在南苏丹的石油利益，是一目了然的。
　　苏丹内战爆发后，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业已受到损害。
　　去年12月24日，5名南苏丹石油工人在内战中成为牺牲者，这5人都来自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如前所述，中石油是其最大股东；12月25日，中石油宣布，从上尼罗河州各油田作业点撤出近八成中国员工。尽管中石油和大尼罗河公司等均表示“将最大限度维持油田生产”，内战双方也宣称要“保护油田”，但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此次内战的肇因之一，正是基尔和马查尔两人均有意争夺石油产业控制权，所谓“保护”，只恐是开门揖盗，抱薪救火。
　　一些业内机构，如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子公司维德什等，认为内战爆发后，南苏丹石油日产量大约减少了15%，而非洲当地媒体则更加悲观（尽管南苏丹石油部去年12月30日宣称“石油生产一切照常，日产量维持在20万桶以上”）。去年曾有分析家预测，2014年南苏丹石油收益应可恢复到15亿美元/年的战前最高水平，如今看来已前景渺茫。

损害并非始自内战

　　然而《外交家》杂志的说法，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南苏丹内战固然令中国在当地石油利益受损，但这种损害事实上早已开始。
　　在苏丹石油开发早期，中国秉持“尊重他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传统原则，一直站在喀土穆当局一方。2005年1月9日，亚的斯亚贝巴协议达成，南苏丹获得高度自治权，并计划在2011年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中国开始和由苏丹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南苏丹自治政府、也即南苏丹政府前身正式接触。2008年9月2日，中国驻朱巴总领馆开馆；次年10月24日，领事签证业务揭牌。2011年南苏丹独立时，中国和朱巴当局的关系已有了长足发展，甚至开国典礼上升起第一面南苏丹国旗的旗杆，也是中国赠送的。
　　但在南苏丹当局、尤其基尔看来，中国和喀土穆当局仍维持良好关系，由两国控股的大尼罗河公司在南苏丹石油开发中占据关键地位，这对急欲掌握石油产业龙头地位的基尔构成现实利益威胁。不仅如此，在基尔看来，“一根绳子上吊死”是危险的，南苏丹经济已不可避免吊在石油这一根绳子上，而这根绳子的大头，又掌握在北京-喀土穆手里，开采的“龙头老大”是“大尼罗河”，身为内陆国的南苏丹，石油出口要靠中国人修的管道、港口，从苏丹境内运出，炼油设施大多数修在喀土穆等苏丹境内城市，最大的买家也还是中国，这实在是不保险得很。 　　正因如此，自独立以来，基尔在国内，不断试图用自己控股的Jarch， Ltd，取“大尼罗河”而代之，在国际上则一方面多次和苏丹发生龃龉、摩擦，甚至两度交战、停产、停止石油出口，另一方面屡屡扬言，要修建南苏丹朱巴-肯尼亚拉穆港的新输油管，从而一劳永逸地摆脱对苏丹的依赖，结束所谓“南苏丹产油，喀土穆分钱”（2009年苏丹石油收益25亿美元，北方分得14亿，南方11亿，此后历年分配比例大体相当，南苏丹对此十分不满）的“不公平状态”。
　　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损害中方利益。这种损害不仅体现在对“大尼罗河”的打压，对南苏丹-苏丹港输油管的威胁，以及多次停产、停止出口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也体现在其它方面。
　　去年2月下旬，基尔政府突然宣布，勒令Petrodar中方负责人刘英才72小时离境，理由是“未经南苏丹政府同意，擅自挪用南苏丹石油收益向喀土穆当局支付石油过境费”；不到两个月后，基尔却又大谈“中国-南苏丹友好”，暗示希望中国成为朱巴-拉穆港输油管的最大投资者，并为此专程访华。
　　南苏丹石油大多数产自南北苏丹边境附近，2012、2013年，南北苏丹在边境地区几度交火，导致主要石油产区—上尼罗河州、北加扎勒河州、联合州等地局势动荡，石油生产、出口几度被叫停；南苏丹因“石油过境费”和石油出口收益分配比率等问题，多次以停止出口、停止石油生产为法宝，向喀土穆当局叫板；此外，基尔最初的构想，是寻求中国以外的外国资本投资修建朱巴-拉穆港输油管，以平衡中方影响。所有这一切，事实上业已对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利益构成极大损害和威胁。与之相比，此次内战的影响充其量是“雪上加霜”，甚至可以说，并非最主要、最严重的消极影响。

危机影响和中方的应对

　　从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看，2014年供需平衡正向着有利于需方的方向发展，南苏丹原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依然存在，但并非关键，且如前所述，内战虽是新的，危机却早已存在，中方自早有准备，足以控制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自2009年自治、尤其2011年独立后，南苏丹当局一直致力于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本国石油产业开发，尤其是投资规模大、成本周期长，却对南苏丹摆脱石油经济过度依赖喀土穆通道至关重要的炼油产业和新输油管项目。但效率低下、贪腐横行的政府治理，恶劣的南北苏丹关系，和朝令夕改的政策，已令外资望而生畏，而内战的爆发，更直接威胁外国公司资产、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如前面所言，石油是南苏丹赖以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也是各派政治势力的“吃饭饭碗”，战争是最花钱的游戏，离了石油这只几乎唯一的“饭碗”，两家谁也打不起、打不长。尽管国际斡旋下的亚的斯亚贝巴和谈今年1月3日再生波折，被推迟举行，但迫于生存压力，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寻求妥协—哪怕只是暂时的。谁也离不开石油，而石油生产、出口，又都离不开中国，这是近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
　　不仅如此，内战所带来的不稳定局势，注定令本就对南苏丹投资经营环境提心吊胆的各国资本望而生畏，非但炼油设施建设和朱巴-拉穆输油管之类令基尔和马查尔等南苏丹“大佬”不约而同朝思暮想的“大手笔”将成可望不可即的镜花水月，就连恢复战前产能，回到靠石油勉强糊口的日子，恐怕都只能是一场梦。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双方不论谁得势，都势必仍将设法去寻求“中国友谊”，因为，相对于尚未被“深套”的其它外国资本，中国资本在南苏丹“家大业大”，即便不愿追加“大手笔”，也势必不能把现有的基础和投入一并割舍。
　　由此可知，中国资本、企业和石油利益，还将继续在南苏丹存在下去—既是“受害”下去，又何尝不是“受益”下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古人诚不我欺。
　　而最大的“害”，莫过于内战双方不战不和、且战且和、时战时和，将这场危机断断续续却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从而令南苏丹投资环境和石油作业遭到持续性、永久性损害。倘如此，受害的又何尝止于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