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思考习惯，那就是当时代改变，某一种价值出现，人们就会设定出一个大概念，希望用这个大概念来谈所有的问题，像“自由”、“民主”、“平等”、“人道”、“幸福”、“文明”等就是这种大概念。在方法论上，我们称这种大概念的思考是“方法论的全体主义”。
　　用大概念来谈问题并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警惕到，大概念经常是模糊的，它很难有准确的定义及执行方法，因此用大概念谈问题就很容易沦为意识形态，问题越谈越乱，治丝益棼。
　　前几年，当我读到英国社会思想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那本重要著作《文明的历程》时，我深受启发，并从该书里悟出一种思想方法，我叫它“负面消去法”。意思是说现在的大概念既然越谈越不清楚，那我们何妨只谈它的负面，当大概念的负面减少了一项，大概念自然就增加了一项，当负面的减少多了，正面的确切意义自然就会出现。
　　例如，“自由”到底是什么的确讲不清楚，但“不自由”就比较容易讲清楚，将特别“不自由”的项目消除了一项，“自由”这边就增加了一项。所有复杂的大问题，都可以用这种“负面消去法”，使问题变得可以操作，而不至于惹出太多扯不清的爭论。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文明”的大概念出现，“文明”就是藉着将“不文明”一项一项消去而形成的。它最初将“抓东西吃”定义为肮脏的“不文明”，而后发明不肮脏的餐具和餐巾，“文明”的饮食习惯才得以形成。
　　因此，用大概念谈问题当然也好，但我们也要警觉到这种“方法论的全体主义”也有它的麻烦和风险。
　　大概念是知识分子的思考习惯，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倾向。它容易传染，但却不容易讲得清楚，甚至于没有可操作性，最后会变成大概念的名词大家都用一样，但谈的内容却每个人都不同。
　　从反面看问题，这种反面或负面思考容易举例、容易聚焦，这不是一种犬儒，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从负面看问题的另类启蒙。从正面看问题，可能容易走到岔路上，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从反面看问题，反而会透过“负面消去法”走到了正面。
　　我在这里就以奥地利心理学家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 稍早前所著的《幸福人生指南》为例。
　　瓦兹拉威克指出，今天世界上大家都在谈“幸福”，但“幸福”是什么，却没有统一的定义，100个人有100种谈法，大家在谈论“幸福”中，反而越觉得“不幸福”。因此，他改而从“幸福”的反面“不幸福”切入。我们的“不幸福”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为了要“幸福”为什么反而会去钻牛角尖？为什么反而会去怨天尤人？因此，当我们对“不幸福”的问题知道得越多，我们反而能靠近“幸福”多一点。谈“不幸福”就会解构掉“幸福”所造成的包袱。
　　因此，谈问题可以有许多方法，从正面去谈是一种，从反面去谈也是一种。当正面的大概念太大，这等于它的内涵太多，就自然而然不容易抓得准，这时候转个弯，跑到问题反面的背后去看，内涵就会被限缩，反面的各种问题就容易搞清楚。因此，瓦兹拉威克遂说，当人们懂了“不幸福”，才能接近“幸福”。
　　事实上，人类的进步也是根据“负面消去法”，将人们所不欲的现象一点一点地去除而累积出来的。人类虽有了很多大型概念，但几乎不可能根据这些大概念去砌一座金字塔。既然世界的动作是根据“负面消去法”，那么我们的思考方式也根据“负面消去法”点点滴滴去改进，或许这种方法才更务实，也才吻合经验法则。
　　因此，我有一种思想方法论，在概念的设定上要大，大才能容纳理想，但接下来的后续思考则要用“负面消去法”，从最不欲的反面一点一点地消去，这才是改革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