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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是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的可资利用的东西，杂糅了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的复杂混合体，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纵横捭阖的感觉。其中，古代的纵横术是其外形，西方均势理论是其武器，“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其根本与实质。
关键词：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渊源
作为晚清政坛的第一流人物，从187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1年去世，他主宰清朝外交达30年之久。在30年外交生涯中，李鸿章曾经多次提及“以夷制夷”并付之实践，成为他办理外交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思想，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是有思想渊源的，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中国古代外交智术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苏秦、张仪将其发展成为合纵连横之术。晚清国人面对攘夺的资本主义殖民竞争时代，第一反应就是参考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形势，视之为春秋战国历史的重现。冯桂芬说：“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有人则比为战国局面：“故就天下大势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义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古之战国居亚细亚洲之一隅，而约纵连横者七国；今之战国居欧罗巴洲之全境，而约纵连横者五国。”这种观念在当时很普遍。总之认为当时世界就是列国纷争、合纵连横的时代。
李鸿章曾把英法联军称作“三国(合美国)连横”，认为“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李鸿章既以春秋战国局面比拟列强分立的世界，自然不免把纵横家的观念，一并附会于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鲁仲连、郦食其的三寸舌敌万国的外交智术，也使高傲自负的李鸿章想要一显身手，对敌国有联有拒，欲凭舌战折服对手。
2、近代的制夷术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根据这一战略原则，晚清人士认为制夷须先从了解夷情开始。林则徐呼吁“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了解外情，编译外国书报，“现值防夷唤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魏源更明确地说道：“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一面了解外情，一面继续探求制夷之策。林则徐在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知法，则先购买夷炮。”设想夺敌所恃，初步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为了抵抗侵略的需要，魏源一口气推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三种制夷方法。对师夷长技一念，他认为是“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他指出，西方长技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认为，反对师事夷人，是但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师夷正是为了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通过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主张，不可否认，其理论根据正源于以夷制夷。这种效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思想，明确了师夷——制夷的新思路，开始把外夷作为对手，承认并开始学习对方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指明了中国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道光皇帝一直对“师事夷人”心存疑忌。道光皇帝，也包括反对“师夷长技”的其他国人，之所以对师事夷人如此敏感，当然有对英人犯境余恨未消，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西方人的不信任，以及天朝上国的体面问题。洋务派由于对西方的洋枪洋炮的认识更深刻更现实，因而支持“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1860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进而提出“借法自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救时第一要务”的建议，被清政府容许，遂在安庆创立军械所，迈出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这一理念当然也为李鸿章所接受。“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成为李鸿章制夷之策的中心内容，其渊源是上承林、魏的。
3、西方的均势理论
均势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传统理论，曾对17至19世纪的西方国际关系实践及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过深远影响。所谓均势是指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通过变换联盟或者采取其他特殊手段来实现国际或地区范围内国与国之间权势上的大体均衡。它的侧重点在于强调用非武力手段达到缓解国际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稳定和共同安全、防止战争等目的。18、19世纪是均势理论的黄金时期，英、法、俄、普等欧洲列强在争霸过程中大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被西方国家视为“支配国际社会里国家关系的自然法则”。
洋务运动初期，西方均势观输入中国。对欧洲均势学说的最早介绍出现在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为晚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著，该书声称：“欧罗巴诸国常以土耳其之自主不分裂，与均势之法大有相关”，“然土耳其能自主自立，不被他国征服割据，此乃欧罗巴均势之法最要关键。”“故一国强盛过分，恐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故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惊惧张皇，且必协力以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所谓均势之法者乃使强国均平其势，不恃以相凌，而弱国赖以获安焉，实为太平之要术也。”同样由丁韪良翻译出版于1880年的《公法会通》则对均势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论述。指出：“公法所谓均势，无论国之大小，以彼此不相侵夺为要。遇强横之国侵夺他国自主自立之权者，各国应群起而匡救之，务使彼此相安。”1871年，王韬在中国人中最早涉及均势理论，提到“联弱小以制强大，均势力以靖兵戎。”1878年，曾在巴黎学习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马建忠详细地介绍了均势理论，称：“欧洲列国，壤地昆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指出近代以来欧洲“交涉之道专主于此。”最后他强调，所谓均势，“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初步理解了均势理论，国人联系中国危局，就开始尝试运用。如薛福成曾主张在列强间利用彼之“大忌”婉与周旋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不在彼也。”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诸国鼎峙各不相让”的格局正合乎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的现实需要，而以寻求国际政治势力均衡为内容的均势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又佐证了以夷制夷理念的合理性。这样，均势理论就与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结合了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洋务时期的对外理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时人多把以夷制夷、合纵连横之类的词汇与均势、公法等近代国际政治术语相提并论。
李鸿章从均势观意识到，弱小国家常常因哪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吞而侥幸存活下来，“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遂主动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争取中国成为幸存者，积极寻求国际关系中的缓冲地带以图自强。
4、军事政治谋略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外交，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外交谋略。以军事思想中尤为丰富。作为亲历阵仗的淮军统帅，李鸿章对军事谋略当然心知肚明，如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十六计中远交近攻、离间计；其它耳熟能详的俗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逢强智取、以柔克刚；等等。这些都是李鸿章经常放在嘴边的词汇。而政治谋略中同样不乏离间分化、结党与争的思想。从本质上讲，“以夷制夷”就是一种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外交策略。如果说“借师助剿”是“以夷制贼(民)”，那么“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外人之间矛盾对付主要敌人。所以，有时候“以夷制夷”更象是一种政治权术。
当李鸿章把“以夷制夷”当作权术运用时，极大地丰富了其具体手法，也迎合了惯于利用一派打压另一派的慈禧太后，易于取得最高层的信任，便于在整个政府中施加影响。
此外，晚清思想界的经世致用之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使李鸿章敢于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采取实用主义的思维来面对外情。这是他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推动变法、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
综合以上思想渊源，可以说，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是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的可资利用的东西，杂糅了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的复杂混合体，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纵横捭阖的感觉。其中，古代的纵横术是其外形，西方均势理论是其武器，“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其根本与实质。在强敌如林的情况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李鸿章竭力想借助西方的均势理论，并结合传统的合纵连横之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甚至通过结盟强国的方法，企图保持各国在华势力的均衡，来达到外交上“以夷制夷”的效果；在“外需和戎”的前提下，“内须变法”，则努力向西方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获得自强自立的资本，进而达到从根本上“制夷”的目的。
关键词：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渊源
作为晚清政坛的第一流人物，从187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1年去世，他主宰清朝外交达30年之久。在30年外交生涯中，李鸿章曾经多次提及“以夷制夷”并付之实践，成为他办理外交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思想，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是有思想渊源的，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中国古代外交智术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苏秦、张仪将其发展成为合纵连横之术。晚清国人面对攘夺的资本主义殖民竞争时代，第一反应就是参考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形势，视之为春秋战国历史的重现。冯桂芬说：“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有人则比为战国局面：“故就天下大势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义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古之战国居亚细亚洲之一隅，而约纵连横者七国；今之战国居欧罗巴洲之全境，而约纵连横者五国。”这种观念在当时很普遍。总之认为当时世界就是列国纷争、合纵连横的时代。
李鸿章曾把英法联军称作“三国(合美国)连横”，认为“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李鸿章既以春秋战国局面比拟列强分立的世界，自然不免把纵横家的观念，一并附会于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鲁仲连、郦食其的三寸舌敌万国的外交智术，也使高傲自负的李鸿章想要一显身手，对敌国有联有拒，欲凭舌战折服对手。
2、近代的制夷术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根据这一战略原则，晚清人士认为制夷须先从了解夷情开始。林则徐呼吁“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了解外情，编译外国书报，“现值防夷唤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魏源更明确地说道：“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一面了解外情，一面继续探求制夷之策。林则徐在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知法，则先购买夷炮。”设想夺敌所恃，初步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为了抵抗侵略的需要，魏源一口气推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三种制夷方法。对师夷长技一念，他认为是“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他指出，西方长技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认为，反对师事夷人，是但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师夷正是为了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通过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主张，不可否认，其理论根据正源于以夷制夷。这种效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思想，明确了师夷——制夷的新思路，开始把外夷作为对手，承认并开始学习对方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指明了中国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道光皇帝一直对“师事夷人”心存疑忌。道光皇帝，也包括反对“师夷长技”的其他国人，之所以对师事夷人如此敏感，当然有对英人犯境余恨未消，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西方人的不信任，以及天朝上国的体面问题。洋务派由于对西方的洋枪洋炮的认识更深刻更现实，因而支持“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1860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进而提出“借法自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救时第一要务”的建议，被清政府容许，遂在安庆创立军械所，迈出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这一理念当然也为李鸿章所接受。“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成为李鸿章制夷之策的中心内容，其渊源是上承林、魏的。
3、西方的均势理论
均势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传统理论，曾对17至19世纪的西方国际关系实践及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过深远影响。所谓均势是指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通过变换联盟或者采取其他特殊手段来实现国际或地区范围内国与国之间权势上的大体均衡。它的侧重点在于强调用非武力手段达到缓解国际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稳定和共同安全、防止战争等目的。18、19世纪是均势理论的黄金时期，英、法、俄、普等欧洲列强在争霸过程中大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被西方国家视为“支配国际社会里国家关系的自然法则”。
洋务运动初期，西方均势观输入中国。对欧洲均势学说的最早介绍出现在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为晚清第一本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著，该书声称：“欧罗巴诸国常以土耳其之自主不分裂，与均势之法大有相关”，“然土耳其能自主自立，不被他国征服割据，此乃欧罗巴均势之法最要关键。”“故一国强盛过分，恐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故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惊惧张皇，且必协力以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所谓均势之法者乃使强国均平其势，不恃以相凌，而弱国赖以获安焉，实为太平之要术也。”同样由丁韪良翻译出版于1880年的《公法会通》则对均势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论述。指出：“公法所谓均势，无论国之大小，以彼此不相侵夺为要。遇强横之国侵夺他国自主自立之权者，各国应群起而匡救之，务使彼此相安。”1871年，王韬在中国人中最早涉及均势理论，提到“联弱小以制强大，均势力以靖兵戎。”1878年，曾在巴黎学习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马建忠详细地介绍了均势理论，称：“欧洲列国，壤地昆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指出近代以来欧洲“交涉之道专主于此。”最后他强调，所谓均势，“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初步理解了均势理论，国人联系中国危局，就开始尝试运用。如薛福成曾主张在列强间利用彼之“大忌”婉与周旋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不在彼也。”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诸国鼎峙各不相让”的格局正合乎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的现实需要，而以寻求国际政治势力均衡为内容的均势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又佐证了以夷制夷理念的合理性。这样，均势理论就与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结合了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洋务时期的对外理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时人多把以夷制夷、合纵连横之类的词汇与均势、公法等近代国际政治术语相提并论。
李鸿章从均势观意识到，弱小国家常常因哪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吞而侥幸存活下来，“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遂主动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争取中国成为幸存者，积极寻求国际关系中的缓冲地带以图自强。
4、军事政治谋略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外交，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外交谋略。以军事思想中尤为丰富。作为亲历阵仗的淮军统帅，李鸿章对军事谋略当然心知肚明，如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十六计中远交近攻、离间计；其它耳熟能详的俗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逢强智取、以柔克刚；等等。这些都是李鸿章经常放在嘴边的词汇。而政治谋略中同样不乏离间分化、结党与争的思想。从本质上讲，“以夷制夷”就是一种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外交策略。如果说“借师助剿”是“以夷制贼(民)”，那么“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外人之间矛盾对付主要敌人。所以，有时候“以夷制夷”更象是一种政治权术。
当李鸿章把“以夷制夷”当作权术运用时，极大地丰富了其具体手法，也迎合了惯于利用一派打压另一派的慈禧太后，易于取得最高层的信任，便于在整个政府中施加影响。
此外，晚清思想界的经世致用之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使李鸿章敢于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采取实用主义的思维来面对外情。这是他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推动变法、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
综合以上思想渊源，可以说，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是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的可资利用的东西，杂糅了政治、军事、外交谋略的复杂混合体，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纵横捭阖的感觉。其中，古代的纵横术是其外形，西方均势理论是其武器，“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其根本与实质。在强敌如林的情况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李鸿章竭力想借助西方的均势理论，并结合传统的合纵连横之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甚至通过结盟强国的方法，企图保持各国在华势力的均衡，来达到外交上“以夷制夷”的效果；在“外需和戎”的前提下，“内须变法”，则努力向西方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获得自强自立的资本，进而达到从根本上“制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