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终日与“故纸堆”为伴的一群人。
　　他们身上有种独特的书卷气，每个人的言语都很温和、舒缓，时光在这里变慢。“你们要不来，这屋里就更没什么声音了。”身材高挑的山东姑娘崔志宾一边修书一边说。
　　修复一本古籍，可能十天半个月;参与一项工程，可能三年五载。这样的工作节奏由不得你不放慢心态。
　　然而，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书库里，浩如烟海的典籍等着他们妙手回春;案台上，片纸只字都需心静如水认真对待。
　　他们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却曾经拿着比“看车人”还低的薪水。文物修复行业的走红让他们成了明星工匠，一轮轮的媒体报道之后，长相厮守的依旧是故纸堆和冷板凳。他们就在这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劳作中度过半生。

千百年的薪火

　　1980年9月，三名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来到文津街7号，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他们都属虎，那年18岁。
　　同年冬天，南昌火车站的月台上，一位78岁的老者告别家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位老人也属虎，与三位小伙子差着一个甲子。这是张士达老先生全家下放江西11个年头之后再度返京，此时距离他从河北老家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已有62个春秋。

　　因缘际会的“四虎”要传承的却是一件“绣花活儿”——古籍修复。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对什么是古籍、为什么要对古籍进行修复、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三位弟子之一的刘建明回忆说，是张士达让他们认识到这个行业的价值。

　　前门外的一个招待所里，师徒四人朝夕相处、口传心授，“古籍修复培训班”薪火复燃。
　　一年后，因为无法解决亲属的进京指标，张士达老人只能重返江西与家人聚首。所幸，他可以带着朱振彬、刘建明、刘峰三人一同回去，在江西省图书馆完成未尽的课程。
　　张士达的高足朱振彬介绍说，古籍修复在中国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敦煌遗书中就有“装潢手”的身影，《齐民要术》中也有关于图书修补技艺的描述，故宫武英殿曾是当年的皇家古籍修缮点。
　　清末民初，肄雅堂、肄文堂是京城古籍修复的两大招牌。生计所迫，16岁的张士达就是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而后自立门户“群玉斋”。在琉璃厂，他接触了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等文化名流，与鲁迅先生也多有往來。
　　1956年“公私合营”之际，著名学者赵万里先生推荐张士达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尊之为“一代国手”。

　　张士达曾对朋友说：“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八十三岁，倘若火焚，方法难传。”
　　天不丧斯文。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几位高徒如今都已是业界名师、国家级技术能手，传续着古老技艺新的火种。朱振彬经常提醒学生要以敬畏之心善待古籍，因为它们经过聚散转手，流传到现在实属不易。“保护好我们的古籍并且努力延长它们的寿命，这样才可以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后代。”

小众中的小众

　　如今，已经退休的“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每天上午还会到办公室来，带带徒弟，帮着解决一些问题。记者到访的当天，他正在给中国社科院的几名学生讲课。
　　杜伟生35岁担任修复组组长，50岁卸任。在这里工作45年，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冷暖。
　　1974年杜伟生从工程兵退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的图书修正组共有32名馆员，其中古籍修复师只有7人。那年10月，馆里派他到北大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学习版本目录相关知识。

　　1980年代，图书修正组一分为二，古籍修复划归善本特藏部。不过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来这里，“有的部门一张报纸一杯茶很轻松。没人愿意学这个，白教都不愿意学。”杜伟生回忆说。
　　最惨淡的是1992年前后，修复组的工资只有几百块。“连图书馆门口看自行车的都比这挣得多。”杜伟生说。那时候，修复师们的梦想就是拿上馆里一千多块的平均工资。
　　人们赞口不绝的“绝活”在当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让人绝望的工作。有人调到其他部门，有人下海开出租车。杜伟生因为自学了外语，老师傅好几次找他谈话，生怕他离开。
　　调查显示，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堪称“濒危行业”。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各地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老一辈修复师们呼吁了几十年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
　　据统计，全国现有各类古籍5000万册，三分之一需要修复，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亟待“抢救”。杜伟生算了一笔账，“每一册古籍十个工作日，就需要五亿个工作日。一个人做需要200万年，200万人做一年就能完工，但是这个行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即便全国古籍修复行业从业者已经达到上千人的规模，杜伟生依旧认为这是一个需求很小的行业，“小众中的小众，这个行业做大做不了。一定要细水长流，留着200年的缝，不是每本书都需要修。但是只要有书存在，就有这行存在。路很窄，但很长。”杜伟生说。

干不完的活兒

　　相比前辈们的云淡风轻，馆里的年轻人则有一种紧迫感。
　　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表示，他眼下最紧要的三件事就是：把藏品修复好，把青年人培养好，同时依靠科技手段提高效率。他介绍说，组里目前沿用的还是前辈流传下来的“非遗”技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他希望有更节省人力的先进设备出现。

　　几十年来，古籍修复组分别开展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西夏文献“四大修复工程”，凝聚着几代修复师的心血，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皓首穷经”。
　　岁月无声，当年一同进馆的三位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六旬的前辈。再过两三年，他们都将达到退休年龄。朱振彬领衔的“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已接近尾声，刘建明牵头的西夏文献项目也许在他退休前还未必能完工。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在“60后”和“80后”修复师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组里目前缺乏40多岁的中坚力量，这是老师傅们放心不下的，也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些不踏实的。
　　不过，新晋的修复师们在学科背景、知识结构上已经有了显著提升。早年间有的师傅只是小学水平，“三只老虎”起初接触古籍修复时也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属于天分加勤奋，实践出真知。而今这些年轻修复师大多是美术、应用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还有些从英国、日本留学归来。朴素的蓝色大褂之下，跳动的是有着更高学养和开阔视野的年轻雄心。
　　后生可畏，但依旧谦虚好学。他们从样书做起，从打糨糊学起，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长的一部分。朱振彬的徒弟崔志宾说，进馆这几年她觉得自己踏实了不少，“现在不会觉得枯燥，也不会很亢奋，很平和。”她拿师傅当偶像，希望自己在不出错的基础上平稳前进。
　　东京艺术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的谢谨诚说，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敢干，没有太多敬畏心。“现在明白什么叫好了，一是知道害怕，二是知道差距在哪儿。”他和崔志宾有着相似的心愿：少出错，不给后人留麻烦。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已经初步得到缓解。目前全国共有12家古籍修复中心，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十余所高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介绍说，现在每年各类的培训也要占到一成左右的工作量。但是组里的工作量太大了，活儿根本干不完。除了既定的大工程，还要配合馆里为各种大型展览和数字化工程做准备。
　　中午时分，年轻人三五成群地出去吃饭了，只剩下一两位老师傅还在座位上忙碌着，或是在座椅上打个盹。
　　偌大的办公室里更加悄无声息，各式的机械设备和满桌的图书典籍等待着“书医”们一双双妙手融百炼钢于绕指柔。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建筑照进来，窗外仿佛已是春天，又好像没有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