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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王安忆因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精神蜕变的书写而独树一帜。2006年问世的《启蒙时代》以对“文革”初期青年精神岩层的挖掘而被看作“重返精神之塔”的一次冒险①。2021年的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延续了这一探索。人间沧桑更迭，每一代人各有其生存的时空，只是后来者将如何面对逐渐远去的历史呢？如果说，《启蒙时代》以生逢“文革”的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为核心，那么《一把刀，千个字》则更在意一个求索牺牲者之子在喧嚣繁华的后“文革”时代，如何以静默如谜的态度在大洋彼岸悄悄回望故国故时，并在千山万水的淘洗历练中最终完成了一次私密的精神寻母与自我确认的旅程。
一、寻找与重构“母亲”
韦尔策有言：“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die Wir-Gruppe）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采取任何行动的出发点。”②作为一个经过探亲、黑下来又终于获得合法身份的在美华人，隐姓埋名的陈诚有一份赖以谋生的厨师工作，娶妻、买房的平凡日常似乎证明着故意遗忘的效力。但在心灵深处他始终难以摆脱因母亲而产生的精神危境。是否可以寻找母亲，如何寻找母亲，寻找到的又将是怎样一个母亲等问题共同构成了他绕不过去的生命黑洞。因此，通过对个人零碎记忆的打捞、拼接与延伸，辅之以他人的记忆碰撞对接，形塑一种稳定的母亲记忆进而确定对自我的身份认知是陈诚生命的终极要义。
陈诚的自主记忆从7岁发端，嬢嬢、父亲、亭子间的爷叔、招娣、扬州的舅公、少年玩伴黑皮、姐姐、师师等各随机缘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是赋予他生命的母亲却一直隐身不见。对人物命名的审慎是王安忆的特质之一，母亲没有个体化的具体姓名，唯以女性的“她”作标识。与此相似的是，母亲的女同学与女同事也没有具体姓名，只因与母亲的社会关系而得到相应指认。命名的抽象化并不是无力命名的结果，而是对根本特性的强调与概括。小说用第三人称“她”来指称母亲正与陈诚对母亲的疏离感相匹配。疏离导致了迟疑不决，直到小说过半，母亲才远远的、朦胧的，透过父亲的回忆穿越历史迷雾，缓步而来。随着儿子的寻找，母亲的镜像渐次出现了私人层面与公众层面的差异，由于杨帆、天津女同学、女同事等多重维度的记忆相互补充，一个家庭历史上曾经的失踪者逐渐被建构起来。其中，父亲杨帆的记忆至关重要，他一方面弥补了幼子陈诚的巨大空白，另一方面又以同代人、人生伴侣以及幸存者的身份完成了对母亲的映照式评价。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革命者/思想者的独立成长往往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则是《青春之歌》林道静式的成长，在其他革命者尤其是男性革命者的引导下，林道静走上了危机四伏但是正確光荣的革命之路。母亲显然没有林道静的幸运，她没有引导者，也没有同路人，她只能在孤单中寻求真理。无论是现代的伟大女性革命者如康克清、邓颖超等，还是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对革命女性的书写，女性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性别问题的存在③。但曾对性别意识充满表述激情的王安忆显然无意于在此问题上缠绕下去，她淡化甚至消除了母亲作为女性与丈夫之间可能存在的性别冲突，代之以和睦温馨之景。与之相应和的则是母亲还得到了天津女同学无比珍贵的友情。温柔体贴的丈夫与千里送儿的女同学既是母亲生命中的温暖，也是因为作者对“人”始终葆有善良之想。王安忆很少让她的主人公彻底孤单绝望，所以《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有陈先生默默相伴，《启蒙时代》中的南昌有同龄人一道成长，《天香》中的申家女眷则有着难得的女性之间的体谅与真挚。就此而言，《一把刀，千个字》同样折射着典型的王安忆式的理想笔致。
母亲是一朵实力校花，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哈市中西合璧氛围熏陶，音乐禀赋出众，外语出类拔萃，在工业大学就读电气机械系。如此种种铸就了她的卓异不凡以及相伴而生的形单影只。而她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以一己之力舌战群雄，为十年后的孤勇抗争埋下了伏笔。
母亲一方面在思想的星空中徜徉，另一方面又因为杨帆而拥有人间寻常烟火生活。作为妻子，她很少受到“家务事”与“儿女情”困扰，相对家庭而言，她对政治信仰保持着更多的热情与勇气，甚至将之传递给了女儿。来自扬州的杨帆则秉承淮扬风气，烧饭洗衣，打扫缝纫，尽显居家主夫品质。作为伴侣，她的求索真理的热情恰与杨帆对日常生活的投入相当。这对跨越了天南地北地域差异的夫妻，极为自然地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完成了夫妻之间的传统角色革命。超越了性别战争的母亲与杨帆之间的地域差异、性格差异与经历差异等都远不如他们的精神差异来得更为惊人。她与杨帆是天上人间的相遇相离。他提示着日常生活的价值意义，而她则奔向了精神升腾的另一端。在她的世界里，杨帆作为一个全方位的对照者而产生了互补的存在意义。
在母亲的女性身份渐变过程中，杨帆不仅承担了对她从少女到校花女生再到一个妻子、母亲的私人成长叙事这一功能，而且试图去理解她的精神品性。作为同学与丈夫，杨帆敏锐地发现了她有着“圣女贞德”不可逆转的悲壮命运。“认识她，他方才知道，世上有一种渴望牺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安稳岁月里，光是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但等特别的时刻，能量聚集，天火与地火相接，正负电碰击，于是，劈空而下，燃烧将至。”④在“文革”爆发之后，在不能预知的自我求索与牺牲道路上，母亲一如从前的孤单与执着。
虽与母亲有着相同的大学经历，但在她坚定的精神追求面前，杨帆与天津女同学都不约而同地以平凡日常生活为立足点，这也是后来大众对她生发崇敬的基础。在大众的共同认知里，她是孤身战斗至死方休的英雄;但在丈夫与同学的私人情感中还渗透出不一样的沉重与差异感。杨帆觉得她是纪念碑，而他和孩子们是驮碑的龟;天津女同学则感叹“她的真理在星空，我们的，在日复一日之中”⑤。纪念碑与驮碑的龟、星空与日常的差异感同样渗透在孩子们对母亲的认知与想象里。因此，重构“母亲”是陈诚认知自我的先决条件，用记忆对抗真正的遗忘则是他的基本手段。 对危境的本能避险与对未知历史的无法放弃纠缠共生，这让陈诚对母亲的情感再建显得障碍重重。追忆反顾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暗夜挽歌，也是重构母亲的最佳路径。追忆是令无数小说家为之沉迷的视角，王安忆也不例外。作为后来者，她对《追忆似水年华》赞赏不已：“要与时间并进地复述显然不能够，所以只能追忆，承认事情发生在过去。我以为，这是作者试图将时间打回原形的总体规划，也是首要条件，放弃和时间赛跑。其二，放弃情节的紧张度，代替以大量的细节，将情节在倒溯中还原于时间的序列，事实上，时间还是在变形，对抗变形也许是徒劳，但却产生预期之外的结果。”⑥同样受益于追忆视角，但又与《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一把刀，千个字》，王安忆调动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回忆视角，小说上部六章，下部五章，再加尾声《后来》一段，以当下所立之点频频反顾来处，构成了复线的回忆之河。《一把刀，千个字》放弃了对线性时间的单调追随，在时间交错中丰富细节，将陈诚姐弟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两代人的精神图案缓缓展现。尽管回忆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若没有回忆，尤其是有意识的回忆，那么无论是个人的小历史还是民族国家的大历史都将无从谈起。在逐渐逼近真相的过程中，借助必然存在的回忆的夸张与变形，陈诚对“母亲”的寻找与重构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二、“母亲的孩子”
延续了《启蒙时代》的精神探索，但又与其显著存在的父子代际间的思想冲突不一样的是，《一把刀，千个字》无意于聚焦思想不同导致的父子（女）争端，而更关注于母亲离去之后子女的精神状况。不仅如此，《一把刀，千个字》对母子间精神缠绕的关注还与以《家》《子夜》等现代经典作品为代表的父子冲突书写传统形成映照。迥异于众多慈爱勤劳、忍辱负重的无名母亲，“她”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殒身不恤，孤绝一世，儿女则因为“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突破了传统父系宗族观念下的“父亲的孩子”的社会属性。
因为血缘，女儿鸽子和儿子兔子（陈诚）自然拥有了“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无论是在“文革”时代还是后“文革”时代，这一由自然血缘赋予的身份都沾染着多重意味，或耻辱或光荣。在疯狂年代里，“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是不由分说的原罪，是不能提及的禁忌;在新时期，则成了崇高的受难者的儿女得到抚恤与优待的根本保证。年龄相差四岁的姐弟俩产生了不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则是痛苦如影随形。
无论时空变幻，在家庭生活中，母亲以缺席的方式一直在场。与嬢嬢去世之后陈诚的万里奔丧不同，父子仨没有为她做祭奠仪式，在普通民间的丧葬风俗层面告别她，而是对她刻意沉默与回避：“十来年的疏离，重新弥合，团起一家人，只少了个母亲。有意无意地，他们对这缺位视而不见。铺天盖地的烈士母亲的照片，家里是不陈列的。”⑦仪式的缺失或许是一种象征：她既无从告别，也无法远离。于是母亲便成为姐弟俩自我放逐、远走他乡的内在驱动力。
就精神气质而言，姐姐鸽子酷似母亲，她继承了母亲的思辨激情，甚至试图模仿母亲，但母亲的悲壮选择令鸽子有了终生不能愈合的精神隐痛。与弟弟的沉默不同，鸽子一直试图通过批评谴责父亲来转移创伤。与《启蒙时代》南昌与父亲的政见冲突不一样的是，“文革”结束了，鸽子与父亲不是因为思想观念而是因为母亲而冲突日增，长期化的冲突又以一种反作用力建构了属于父女二人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受益于“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鸽子获得了免试进入大学的机会。尽管她也曾故作世故地劝告陈诚接受这一身份带来的便利，但内心的不安负疚日渐沉积。鸽子始终不能宽宥父亲从而宽恕自己，渐次累积的愤怒、委屈与负罪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成丰富的痛苦。在时间之河中，母亲是一座恒久的丰碑，父亲尽力向前，女儿则频频回首。因为反对父亲与女邻居（也是母亲曾经的女同事）的再婚之議，女邻居一语道破了鸽子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强化了她的精神创伤式记忆。多年之后，鸽子又在为父亲回国饯行的宴席上核爆。她愤怒指责父亲与妈妈离婚是“背叛革命，背叛儿女”，而父亲的“你与母亲划清界限”的反唇相讥再次击中了她的软肋⑧。在整部小说的深水潜流中，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为女儿，鸽子试图为母亲的不幸找到可以批判的罪人，父亲自然难逃道德审判，但父亲的反击既无赖又有力。作为旁观者，来自上海市井的胡师母用“生存为重”这一根本原则为双方缓颊，试图带领父女俩走出淤积多年的道德沼泽地。但与父亲对过去历史的接受与告别不一样的是，鸽子始终难以释怀。
就像父母之间的明显差异一样，陈诚与姐姐分别指向了如何面对母亲的两种不同方式。如果说姐姐的方式是凌厉见血，那么陈诚的方式就显得隐晦悠长而又绵绵不绝。陈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份之困。“我是谁？来自何处？又将去向何方？”三个问题不仅与生俱来，而且困扰半生。“母亲的孩子”这一标志首先导致了陈诚自我认知的含混不明，“陈”既非父姓又非母姓，这让其身份陡然虚空悬疑，且将错就错地成为异国时空中的新事实与新的生存基础。在无人注目的他乡，在社会公共层面，陈诚彻底屏蔽了“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从而获得了表层的简单平常。其次，陈诚在母亲遇难之时委实年幼且又远避上海，姐姐“划清界限”的隐痛是他还不够年龄去品尝承受的，因此，他并没有姐姐长久积压的负疚感，但年幼并不意味着完全无知。少年陈诚偶然看到了嬢嬢收藏的全家福照片，惊鸿一瞥母亲陌生的面容。但再等他独自寻找那张全家福时，照片已经无影无踪。在恐惧与释然的混合情感中，母亲变成他的心理漩涡，既让他抑制不住地寻找，又让他满怀警惕。
重回哈市的陈诚面对曾经失踪却又如此神圣归来的母亲产生了陌生与疏离感。公开展示的母亲照片随处可见，但因为缺乏日常相处的熟稔反而更投射了他无法缓解的焦虑。“他自觉做不了母亲的孩子，姐姐才是呢……夏令营的遭遇也告诉他，现在再做‘母亲的孩子’来不及了，转着圈唱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想起来就难为情。他回不去了，回不去那种生活，他只能重新起头。”⑨“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对陈诚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走出“母亲的孩子”光芒辐射范围成为一个自觉行为：他没有接受特别关照去读中学，而是凭借“一把刀”去读社会这一本大书。 虽然陈诚因为“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而产生陌生感，但他对母亲始终有着不能实现的本能依恋。正是因为母亲的缺席，他的生命中陆续出现了母亲的代替者——嬢嬢、姐姐与师师，或者说，他在这些女性身上寻找着母亲，就像他对天津女客的美丽误会一样。嬢嬢虽独居冷峻，却毅然担起抚育重任。姐姐在幼年时代替父母照看他，对他发号施令，既有“长姐如母”的风范，又有意见领袖的权威。师师虽说是昔日上海弄堂的邻居，却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真正与他发生关联，侵入他的独居生活，成为他的妻子，令他生出“恋母”一般的心情。三位女性与之关系不一，但就其女性自身生命历程而言，各有其不凡之处：姐姐幼代母职;嬢嬢与师师都曾在婚姻中放弃了抚养亲生儿子的机会，却又随缘而至在陈诚身上投入了母亲般的关切。
在社会话语中，“母亲”和“母亲的孩子”以自然人伦为根基，以感情凝聚为旨归。对亲密无间的母子亲情的向往是“为人子”者近乎本能的追求。姐姐鸽子成年后长期的隐痛提示的是无法消弭的政治与血缘冲突之殇，弟弟陈诚缺失了人类幼崽最宝贵的母爱体验，不得不在人生长途中孤独寻找还原母亲。尽管一显一隐，姐弟二人却是殊途同归：他们在开放多元时代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个人私密意义上的精神溯源，但回忆的固定化与狭隘化⑩让最后的和解或救赎变得艰难而漫长。
三、一把刀的四方巡游：
来自民间的托底与拯救
沿着陈诚的视角回望过去，可以发现他的半世人生称得上是一部流浪史。由哈市—上海—扬州—上海—哈市—呼玛林场—旧金山唐人街—纽约法拉盛一路迤逦而来，每一次转折各有诱因，或因形势逼迫或由自身决定，但所到之處，所经之事却如经纬交织一般，细针密线地连缀着一个男人的生存轨迹。
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自然、性别等的交错维度中，陈诚的自我寻找与重构充满了不可知。“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在潜伏的时段里，回忆并不是安歇在一个安全的保险箱里，而是面临着一个变形的过程。”11国内四地回忆的再现与美国回忆的交错进行，便是尽可能地在复调的今昔映衬中接近、触摸历史真相。
王安忆为陈诚精心选择的避险之地是上海弄堂里的亭子间，尽管他出生于哈市。从陈诚日后的反刍式回忆来看，他的记忆从上海开始，多年后他因奔嬢嬢之丧重回上海勾起前尘往事，完成了一个记忆的闭环。从哈市的具有人工管理色彩的工厂大院到上海自然野生的弄堂亭子间，陈诚因移居上海而获得了不一样的市井生长经验，真正的精神启蒙由此开始。就此而言，上海是陈诚的精神原点。
值得注意的是，容得下三教九流的上海弄堂在给了他庇护之所的同时，又将他放在了社会边缘人的位置。为回避危险，没有社会工作且又独居的嬢嬢用《红楼梦》为陈诚启蒙，这是一种完全与时代氛围相背离的文化教育方式，来自于传统中国的“一把心酸泪”既解除了他的文盲危机，又赋予了他与其他少年不同的老成静默，从而与姐姐的粗放尖锐有了更多区别。
在上海，嬢嬢的亭子间是陈诚唯一的生存与活动据点。经由市井的飞短流长，陈诚的身世被涂上了神秘色彩，也因此让他更寂静。在弄堂，爷叔与小毛的先后出现或多或少填补了他的没有父兄相伴成长的缺憾。爷叔没有具体姓名，神龙不见首尾，倏忽出现又转瞬即逝。陈诚因爷叔而得以一窥工厂生活。相对于单调逼仄的亭子间，工厂在他面前展开的是新奇壮观的画卷，激发了他对社会宏大生活的向往和日后对爷叔的长久牵挂。相对而言，小毛则是他屈指可数的伙伴，他们在互助互谅中共度市井日常，夯实了看似简单其实艰难的衣食住行的普通生计。
相对于现代都市上海来说，扬州弥漫的是古朴之气。扬州是陈诚人生漫游的重要一环。从上海避居扬州虽是应对形势变化的自然之策，却让陈诚重新链接了古老的家族之根与传统美食文化。对陈诚来说，厨艺既是来自古老故乡的文化馈赠，也是他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
扬州地理位置绝佳，而且气候温润，物产丰饶，由此形成了特具风情、南北兼容的地方文化，尤其是消费休闲文化突出，“三把刀”是其技术层面的代表，厨刀便是其中之一，《扬州画舫录》曾详细记载了其盛况12。扬州因运河的开凿与兴盛而成繁华之地，自隋唐宋元而至明清，扬州美食文化渐至顶峰，饮食风尚日趋奢侈，呈现出雅化、贵气与融合四方的特点13。即使是在城市衰落之后，扬州依然保持昔日余风：“这地方有一股享乐主义空气，当是漕运和盐业繁荣时期的遗风。商贾多半暴发，富不过三代，就没有积养，所以享乐也是庶民的，和皇城八旗的豪阔不同。”14
杨帆因追求革命出走扬州，陈诚又因一场“革命”避险暂归，在乡间灶头之间习得厨艺，父与子的逆向轨迹看似令人迷惑，却又自然生发父子的人生对话之意。与上海亭子间的压抑逼仄不同，扬州之行开阔了陈诚的视野，在乡村学艺的陈诚直接面对了乡野的民风民俗。“礼失求诸野”，在缺乏学校教育的状况下，与嬢嬢传授《红楼梦》相似，舅公来自民间的古礼历法教育为陈诚灌注了传统民间文化精神，古道人心与古朴技艺一起为陈诚提供了独立成长的基石。
扬州与上海为陈诚初涉厨艺提供了天然良机，而厨艺又成为陈诚打破亭子间自我封闭的有效手段。由嬢嬢牵线，他拜淮扬菜名厨单先生为师。在单先生“上海是个滩”的阅历启示下，陈诚将淮扬菜的民间做派与都市冶炼尽收于心，真正掌握了“一把刀”的精髓：“沪上淮扬名菜，实为广纳博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15对陈诚来说，上海在满足避险需要之外，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锻造提升了他的生存技艺与眼界，这是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厨师的开始。
重回哈市是陈诚避险生涯的转捩点。新时期到来了，英雄母亲浮出地表，回归哈市对他来说便是重新调度、确认与构建幼年记忆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厨艺不仅成为他的生活寄托，也预示着他未来的立足职业选择，在迥异的南北美食文化碰撞中，他的厨艺开始南北兼长、通融共生。由哈市而蔓延至呼玛林场的生活则是小说旁逸斜出的一笔，呼玛林场与厨艺并无直接关联，却是陈诚精神放飞的自然场域。陈诚之所以去林场，一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母亲的孩子”所带来的政治的荣耀抚恤，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一念之仁：“总想着要让人物去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否则太憋屈了，长不开似的。”16作者的善良看似强求，却让陈诚在自然丛林与热情的鄂伦春人中舒展了自我，甚至还给了姐姐一份无望然而纯真的爱情。 对陈诚来说，国内四地在其成长过程中各有分量，且意义各不相同。上海、扬州与哈市都与陈诚厨艺的学习熔铸密切相关，但在其人生脉络上，上海是精神启蒙之地，个人记忆开始之地;扬州是祖居之地与初习厨艺之地，哈市是出生地，也是重获社会身份与母子血缘身份之地;呼玛林场则是难得的松缓自然之地，是他偶然误入的“桃花源”。如果说，上海与扬州给陈诚的是南方精致甚至是享乐主义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体悟，那么，哈市与呼玛林场就以粗犷坚硬的北方气质为他调和了南方的细腻精致。
出国看似顺势而为，却也是逃避之心的内在驱动与外部形势相应和的结果。而旧金山唐人街与纽约法拉盛则为陈诚提供了类似于故土的飞地情境，以疏离而又未曾彻底割裂的方式维系着他的渺渺前半生。如果说在国内四地的流徙让陈诚读遍了南方与北方、城市与林场的风物人情，那么从中国到美国，从旧金山唐人街到纽约法拉盛，陈诚延续的则是华裔在美国这一传统而常新的话题，他将华裔的两个重要聚集地串联起来，俨然一幅华裔百年居美史。
陈诚与鸽子恰好代表着华裔居美的两种典型方式。与姐姐留学生式的“学而优则居美”不同，陈诚的谋生方式更为大众化，厨艺让他在唐人街获得了生存机会。陈诚虽有出众厨艺，却无所谓事业野心，随遇而安的他追随姐姐而流动至法拉盛。因是各路身份来历不凡或不明的华裔越过太平洋的聚集，法拉盛的编年隐去了国家民族的历史话语，但作为个体，留下了个人的生命真章。在华裔移民世界中，陈诚被截断的上半生成了前世，到此开启的是下半生。在美漂浮多年，陈诚以厨师的敏锐发现无论是哪一种中国食材在美国水土生长都大失其味，由食材而至天地万物，生出“惜物、惜人、惜时”之心，“摄食的选择涉及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在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里，通过选择性的摄食，可以成为某种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与人沟通的形式”17。身为漂泊异乡的淮扬菜厨师，陈诚对故土美食的记忆不仅来自于味蕾，还来自于对故土、故物、故人的思念与热爱。而他与故土的关系就像是软兜与淮扬厨子的相互成全，离开了故国的陈诚，就像是没有了扬帮厨子加持的软兜，终其一生在异国他乡野游。
结语
1978年8月，卢新华用《伤痕》开启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潮，女儿晓华对母亲永久的哀伤痛悔引发了读者深深共鸣。作为一个单纯的年轻人，晓华对母亲的不同态度与政治密切相关。飓风过去，晓华唯留母女天人永隔的憾恨。在新时期人性复苏之后，血缘亲情成为控诉的最佳武器，《伤痕》因此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与《伤痕》激动人心的控诉不同的是，时隔四十余年，《一把刀，千个字》以隐忍而执着的低调态度从个人维度展开对母亲的寻找建构，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我。缄默不语的陈诚选择栖身于异国他乡，主动将自己置于边缘角落，这为作者放弃大历史叙事提供了便利。《一把刀，千个字》徐徐展开的是在小人物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细密质地，没有美化修饰过的生活页面。因此，在社会公共层面意义上的母亲的英雄壮举是留白的，亲人在沿着情感通道进行追忆时，萦绕于怀的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与离去，更在意的是每一个小小的日常细节。在追寻历史时，人们常常不得不通过常见的然而可能并不可信的记述来寻求真相，这就注定了无法触及真相本身。绕过了历史叙事悖论陷阱的《一把刀，千个字》以“一招鲜，吃遍天”的稳重从容帮助陈诚完成了从母亲到自我的认知，在从中国到美国的迁徙辗转中，“一把刀”融会贯通的精髓不仅有益于提升厨艺，而且也有益于精神层面的自我锻造。从失母到寻母，从去国至归国，嬢嬢之死召唤着出走半生的陈诚克制隐痛回到精神原乡。少年陈诚夜闯个园时曾产生“千个字”的魅影错觉，他无法预料的则是凭着“一把刀”半世流浪，人生点点斑驳似深夜竹叶婆娑之影，逐渐成就的是属于自己的精神“个园”。
【注释】
①陈思和：《读〈启蒙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②[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③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0页。
④⑤⑦⑧⑨1415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213、290、235、131、284、192、108页。
⑥王安忆：《小说的载体——浙江大学文学讲稿》，《江南》2021年第2期。
⑩[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页。
1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2頁。
12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上）》，《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周爱东：《扬州饮食史话》，广陵书社，2014，第27-28页。
16丁雄飞：《王安忆谈〈一把刀，千个字〉》，《上海书评》2021年5月16日。
17巫仁恕：《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第286页。
（陈树萍，南通大学文学院）
一、寻找与重构“母亲”
韦尔策有言：“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die Wir-Gruppe）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采取任何行动的出发点。”②作为一个经过探亲、黑下来又终于获得合法身份的在美华人，隐姓埋名的陈诚有一份赖以谋生的厨师工作，娶妻、买房的平凡日常似乎证明着故意遗忘的效力。但在心灵深处他始终难以摆脱因母亲而产生的精神危境。是否可以寻找母亲，如何寻找母亲，寻找到的又将是怎样一个母亲等问题共同构成了他绕不过去的生命黑洞。因此，通过对个人零碎记忆的打捞、拼接与延伸，辅之以他人的记忆碰撞对接，形塑一种稳定的母亲记忆进而确定对自我的身份认知是陈诚生命的终极要义。
陈诚的自主记忆从7岁发端，嬢嬢、父亲、亭子间的爷叔、招娣、扬州的舅公、少年玩伴黑皮、姐姐、师师等各随机缘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是赋予他生命的母亲却一直隐身不见。对人物命名的审慎是王安忆的特质之一，母亲没有个体化的具体姓名，唯以女性的“她”作标识。与此相似的是，母亲的女同学与女同事也没有具体姓名，只因与母亲的社会关系而得到相应指认。命名的抽象化并不是无力命名的结果，而是对根本特性的强调与概括。小说用第三人称“她”来指称母亲正与陈诚对母亲的疏离感相匹配。疏离导致了迟疑不决，直到小说过半，母亲才远远的、朦胧的，透过父亲的回忆穿越历史迷雾，缓步而来。随着儿子的寻找，母亲的镜像渐次出现了私人层面与公众层面的差异，由于杨帆、天津女同学、女同事等多重维度的记忆相互补充，一个家庭历史上曾经的失踪者逐渐被建构起来。其中，父亲杨帆的记忆至关重要，他一方面弥补了幼子陈诚的巨大空白，另一方面又以同代人、人生伴侣以及幸存者的身份完成了对母亲的映照式评价。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革命者/思想者的独立成长往往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则是《青春之歌》林道静式的成长，在其他革命者尤其是男性革命者的引导下，林道静走上了危机四伏但是正確光荣的革命之路。母亲显然没有林道静的幸运，她没有引导者，也没有同路人，她只能在孤单中寻求真理。无论是现代的伟大女性革命者如康克清、邓颖超等，还是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对革命女性的书写，女性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性别问题的存在③。但曾对性别意识充满表述激情的王安忆显然无意于在此问题上缠绕下去，她淡化甚至消除了母亲作为女性与丈夫之间可能存在的性别冲突，代之以和睦温馨之景。与之相应和的则是母亲还得到了天津女同学无比珍贵的友情。温柔体贴的丈夫与千里送儿的女同学既是母亲生命中的温暖，也是因为作者对“人”始终葆有善良之想。王安忆很少让她的主人公彻底孤单绝望，所以《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有陈先生默默相伴，《启蒙时代》中的南昌有同龄人一道成长，《天香》中的申家女眷则有着难得的女性之间的体谅与真挚。就此而言，《一把刀，千个字》同样折射着典型的王安忆式的理想笔致。
母亲是一朵实力校花，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哈市中西合璧氛围熏陶，音乐禀赋出众，外语出类拔萃，在工业大学就读电气机械系。如此种种铸就了她的卓异不凡以及相伴而生的形单影只。而她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以一己之力舌战群雄，为十年后的孤勇抗争埋下了伏笔。
母亲一方面在思想的星空中徜徉，另一方面又因为杨帆而拥有人间寻常烟火生活。作为妻子，她很少受到“家务事”与“儿女情”困扰，相对家庭而言，她对政治信仰保持着更多的热情与勇气，甚至将之传递给了女儿。来自扬州的杨帆则秉承淮扬风气，烧饭洗衣，打扫缝纫，尽显居家主夫品质。作为伴侣，她的求索真理的热情恰与杨帆对日常生活的投入相当。这对跨越了天南地北地域差异的夫妻，极为自然地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完成了夫妻之间的传统角色革命。超越了性别战争的母亲与杨帆之间的地域差异、性格差异与经历差异等都远不如他们的精神差异来得更为惊人。她与杨帆是天上人间的相遇相离。他提示着日常生活的价值意义，而她则奔向了精神升腾的另一端。在她的世界里，杨帆作为一个全方位的对照者而产生了互补的存在意义。
在母亲的女性身份渐变过程中，杨帆不仅承担了对她从少女到校花女生再到一个妻子、母亲的私人成长叙事这一功能，而且试图去理解她的精神品性。作为同学与丈夫，杨帆敏锐地发现了她有着“圣女贞德”不可逆转的悲壮命运。“认识她，他方才知道，世上有一种渴望牺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安稳岁月里，光是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但等特别的时刻，能量聚集，天火与地火相接，正负电碰击，于是，劈空而下，燃烧将至。”④在“文革”爆发之后，在不能预知的自我求索与牺牲道路上，母亲一如从前的孤单与执着。
虽与母亲有着相同的大学经历，但在她坚定的精神追求面前，杨帆与天津女同学都不约而同地以平凡日常生活为立足点，这也是后来大众对她生发崇敬的基础。在大众的共同认知里，她是孤身战斗至死方休的英雄;但在丈夫与同学的私人情感中还渗透出不一样的沉重与差异感。杨帆觉得她是纪念碑，而他和孩子们是驮碑的龟;天津女同学则感叹“她的真理在星空，我们的，在日复一日之中”⑤。纪念碑与驮碑的龟、星空与日常的差异感同样渗透在孩子们对母亲的认知与想象里。因此，重构“母亲”是陈诚认知自我的先决条件，用记忆对抗真正的遗忘则是他的基本手段。 对危境的本能避险与对未知历史的无法放弃纠缠共生，这让陈诚对母亲的情感再建显得障碍重重。追忆反顾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暗夜挽歌，也是重构母亲的最佳路径。追忆是令无数小说家为之沉迷的视角，王安忆也不例外。作为后来者，她对《追忆似水年华》赞赏不已：“要与时间并进地复述显然不能够，所以只能追忆，承认事情发生在过去。我以为，这是作者试图将时间打回原形的总体规划，也是首要条件，放弃和时间赛跑。其二，放弃情节的紧张度，代替以大量的细节，将情节在倒溯中还原于时间的序列，事实上，时间还是在变形，对抗变形也许是徒劳，但却产生预期之外的结果。”⑥同样受益于追忆视角，但又与《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一把刀，千个字》，王安忆调动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回忆视角，小说上部六章，下部五章，再加尾声《后来》一段，以当下所立之点频频反顾来处，构成了复线的回忆之河。《一把刀，千个字》放弃了对线性时间的单调追随，在时间交错中丰富细节，将陈诚姐弟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两代人的精神图案缓缓展现。尽管回忆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若没有回忆，尤其是有意识的回忆，那么无论是个人的小历史还是民族国家的大历史都将无从谈起。在逐渐逼近真相的过程中，借助必然存在的回忆的夸张与变形，陈诚对“母亲”的寻找与重构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二、“母亲的孩子”
延续了《启蒙时代》的精神探索，但又与其显著存在的父子代际间的思想冲突不一样的是，《一把刀，千个字》无意于聚焦思想不同导致的父子（女）争端，而更关注于母亲离去之后子女的精神状况。不仅如此，《一把刀，千个字》对母子间精神缠绕的关注还与以《家》《子夜》等现代经典作品为代表的父子冲突书写传统形成映照。迥异于众多慈爱勤劳、忍辱负重的无名母亲，“她”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殒身不恤，孤绝一世，儿女则因为“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突破了传统父系宗族观念下的“父亲的孩子”的社会属性。
因为血缘，女儿鸽子和儿子兔子（陈诚）自然拥有了“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无论是在“文革”时代还是后“文革”时代，这一由自然血缘赋予的身份都沾染着多重意味，或耻辱或光荣。在疯狂年代里，“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是不由分说的原罪，是不能提及的禁忌;在新时期，则成了崇高的受难者的儿女得到抚恤与优待的根本保证。年龄相差四岁的姐弟俩产生了不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则是痛苦如影随形。
无论时空变幻，在家庭生活中，母亲以缺席的方式一直在场。与嬢嬢去世之后陈诚的万里奔丧不同，父子仨没有为她做祭奠仪式，在普通民间的丧葬风俗层面告别她，而是对她刻意沉默与回避：“十来年的疏离，重新弥合，团起一家人，只少了个母亲。有意无意地，他们对这缺位视而不见。铺天盖地的烈士母亲的照片，家里是不陈列的。”⑦仪式的缺失或许是一种象征：她既无从告别，也无法远离。于是母亲便成为姐弟俩自我放逐、远走他乡的内在驱动力。
就精神气质而言，姐姐鸽子酷似母亲，她继承了母亲的思辨激情，甚至试图模仿母亲，但母亲的悲壮选择令鸽子有了终生不能愈合的精神隐痛。与弟弟的沉默不同，鸽子一直试图通过批评谴责父亲来转移创伤。与《启蒙时代》南昌与父亲的政见冲突不一样的是，“文革”结束了，鸽子与父亲不是因为思想观念而是因为母亲而冲突日增，长期化的冲突又以一种反作用力建构了属于父女二人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受益于“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鸽子获得了免试进入大学的机会。尽管她也曾故作世故地劝告陈诚接受这一身份带来的便利，但内心的不安负疚日渐沉积。鸽子始终不能宽宥父亲从而宽恕自己，渐次累积的愤怒、委屈与负罪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成丰富的痛苦。在时间之河中，母亲是一座恒久的丰碑，父亲尽力向前，女儿则频频回首。因为反对父亲与女邻居（也是母亲曾经的女同事）的再婚之議，女邻居一语道破了鸽子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强化了她的精神创伤式记忆。多年之后，鸽子又在为父亲回国饯行的宴席上核爆。她愤怒指责父亲与妈妈离婚是“背叛革命，背叛儿女”，而父亲的“你与母亲划清界限”的反唇相讥再次击中了她的软肋⑧。在整部小说的深水潜流中，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为女儿，鸽子试图为母亲的不幸找到可以批判的罪人，父亲自然难逃道德审判，但父亲的反击既无赖又有力。作为旁观者，来自上海市井的胡师母用“生存为重”这一根本原则为双方缓颊，试图带领父女俩走出淤积多年的道德沼泽地。但与父亲对过去历史的接受与告别不一样的是，鸽子始终难以释怀。
就像父母之间的明显差异一样，陈诚与姐姐分别指向了如何面对母亲的两种不同方式。如果说姐姐的方式是凌厉见血，那么陈诚的方式就显得隐晦悠长而又绵绵不绝。陈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身份之困。“我是谁？来自何处？又将去向何方？”三个问题不仅与生俱来，而且困扰半生。“母亲的孩子”这一标志首先导致了陈诚自我认知的含混不明，“陈”既非父姓又非母姓，这让其身份陡然虚空悬疑，且将错就错地成为异国时空中的新事实与新的生存基础。在无人注目的他乡，在社会公共层面，陈诚彻底屏蔽了“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从而获得了表层的简单平常。其次，陈诚在母亲遇难之时委实年幼且又远避上海，姐姐“划清界限”的隐痛是他还不够年龄去品尝承受的，因此，他并没有姐姐长久积压的负疚感，但年幼并不意味着完全无知。少年陈诚偶然看到了嬢嬢收藏的全家福照片，惊鸿一瞥母亲陌生的面容。但再等他独自寻找那张全家福时，照片已经无影无踪。在恐惧与释然的混合情感中，母亲变成他的心理漩涡，既让他抑制不住地寻找，又让他满怀警惕。
重回哈市的陈诚面对曾经失踪却又如此神圣归来的母亲产生了陌生与疏离感。公开展示的母亲照片随处可见，但因为缺乏日常相处的熟稔反而更投射了他无法缓解的焦虑。“他自觉做不了母亲的孩子，姐姐才是呢……夏令营的遭遇也告诉他，现在再做‘母亲的孩子’来不及了，转着圈唱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想起来就难为情。他回不去了，回不去那种生活，他只能重新起头。”⑨“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对陈诚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走出“母亲的孩子”光芒辐射范围成为一个自觉行为：他没有接受特别关照去读中学，而是凭借“一把刀”去读社会这一本大书。 虽然陈诚因为“母亲的孩子”这一身份而产生陌生感，但他对母亲始终有着不能实现的本能依恋。正是因为母亲的缺席，他的生命中陆续出现了母亲的代替者——嬢嬢、姐姐与师师，或者说，他在这些女性身上寻找着母亲，就像他对天津女客的美丽误会一样。嬢嬢虽独居冷峻，却毅然担起抚育重任。姐姐在幼年时代替父母照看他，对他发号施令，既有“长姐如母”的风范，又有意见领袖的权威。师师虽说是昔日上海弄堂的邻居，却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真正与他发生关联，侵入他的独居生活，成为他的妻子，令他生出“恋母”一般的心情。三位女性与之关系不一，但就其女性自身生命历程而言，各有其不凡之处：姐姐幼代母职;嬢嬢与师师都曾在婚姻中放弃了抚养亲生儿子的机会，却又随缘而至在陈诚身上投入了母亲般的关切。
在社会话语中，“母亲”和“母亲的孩子”以自然人伦为根基，以感情凝聚为旨归。对亲密无间的母子亲情的向往是“为人子”者近乎本能的追求。姐姐鸽子成年后长期的隐痛提示的是无法消弭的政治与血缘冲突之殇，弟弟陈诚缺失了人类幼崽最宝贵的母爱体验，不得不在人生长途中孤独寻找还原母亲。尽管一显一隐，姐弟二人却是殊途同归：他们在开放多元时代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个人私密意义上的精神溯源，但回忆的固定化与狭隘化⑩让最后的和解或救赎变得艰难而漫长。
三、一把刀的四方巡游：
来自民间的托底与拯救
沿着陈诚的视角回望过去，可以发现他的半世人生称得上是一部流浪史。由哈市—上海—扬州—上海—哈市—呼玛林场—旧金山唐人街—纽约法拉盛一路迤逦而来，每一次转折各有诱因，或因形势逼迫或由自身决定，但所到之處，所经之事却如经纬交织一般，细针密线地连缀着一个男人的生存轨迹。
在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自然、性别等的交错维度中，陈诚的自我寻找与重构充满了不可知。“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在潜伏的时段里，回忆并不是安歇在一个安全的保险箱里，而是面临着一个变形的过程。”11国内四地回忆的再现与美国回忆的交错进行，便是尽可能地在复调的今昔映衬中接近、触摸历史真相。
王安忆为陈诚精心选择的避险之地是上海弄堂里的亭子间，尽管他出生于哈市。从陈诚日后的反刍式回忆来看，他的记忆从上海开始，多年后他因奔嬢嬢之丧重回上海勾起前尘往事，完成了一个记忆的闭环。从哈市的具有人工管理色彩的工厂大院到上海自然野生的弄堂亭子间，陈诚因移居上海而获得了不一样的市井生长经验，真正的精神启蒙由此开始。就此而言，上海是陈诚的精神原点。
值得注意的是，容得下三教九流的上海弄堂在给了他庇护之所的同时，又将他放在了社会边缘人的位置。为回避危险，没有社会工作且又独居的嬢嬢用《红楼梦》为陈诚启蒙，这是一种完全与时代氛围相背离的文化教育方式，来自于传统中国的“一把心酸泪”既解除了他的文盲危机，又赋予了他与其他少年不同的老成静默，从而与姐姐的粗放尖锐有了更多区别。
在上海，嬢嬢的亭子间是陈诚唯一的生存与活动据点。经由市井的飞短流长，陈诚的身世被涂上了神秘色彩，也因此让他更寂静。在弄堂，爷叔与小毛的先后出现或多或少填补了他的没有父兄相伴成长的缺憾。爷叔没有具体姓名，神龙不见首尾，倏忽出现又转瞬即逝。陈诚因爷叔而得以一窥工厂生活。相对于单调逼仄的亭子间，工厂在他面前展开的是新奇壮观的画卷，激发了他对社会宏大生活的向往和日后对爷叔的长久牵挂。相对而言，小毛则是他屈指可数的伙伴，他们在互助互谅中共度市井日常，夯实了看似简单其实艰难的衣食住行的普通生计。
相对于现代都市上海来说，扬州弥漫的是古朴之气。扬州是陈诚人生漫游的重要一环。从上海避居扬州虽是应对形势变化的自然之策，却让陈诚重新链接了古老的家族之根与传统美食文化。对陈诚来说，厨艺既是来自古老故乡的文化馈赠，也是他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
扬州地理位置绝佳，而且气候温润，物产丰饶，由此形成了特具风情、南北兼容的地方文化，尤其是消费休闲文化突出，“三把刀”是其技术层面的代表，厨刀便是其中之一，《扬州画舫录》曾详细记载了其盛况12。扬州因运河的开凿与兴盛而成繁华之地，自隋唐宋元而至明清，扬州美食文化渐至顶峰，饮食风尚日趋奢侈，呈现出雅化、贵气与融合四方的特点13。即使是在城市衰落之后，扬州依然保持昔日余风：“这地方有一股享乐主义空气，当是漕运和盐业繁荣时期的遗风。商贾多半暴发，富不过三代，就没有积养，所以享乐也是庶民的，和皇城八旗的豪阔不同。”14
杨帆因追求革命出走扬州，陈诚又因一场“革命”避险暂归，在乡间灶头之间习得厨艺，父与子的逆向轨迹看似令人迷惑，却又自然生发父子的人生对话之意。与上海亭子间的压抑逼仄不同，扬州之行开阔了陈诚的视野，在乡村学艺的陈诚直接面对了乡野的民风民俗。“礼失求诸野”，在缺乏学校教育的状况下，与嬢嬢传授《红楼梦》相似，舅公来自民间的古礼历法教育为陈诚灌注了传统民间文化精神，古道人心与古朴技艺一起为陈诚提供了独立成长的基石。
扬州与上海为陈诚初涉厨艺提供了天然良机，而厨艺又成为陈诚打破亭子间自我封闭的有效手段。由嬢嬢牵线，他拜淮扬菜名厨单先生为师。在单先生“上海是个滩”的阅历启示下，陈诚将淮扬菜的民间做派与都市冶炼尽收于心，真正掌握了“一把刀”的精髓：“沪上淮扬名菜，实为广纳博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15对陈诚来说，上海在满足避险需要之外，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锻造提升了他的生存技艺与眼界，这是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厨师的开始。
重回哈市是陈诚避险生涯的转捩点。新时期到来了，英雄母亲浮出地表，回归哈市对他来说便是重新调度、确认与构建幼年记忆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厨艺不仅成为他的生活寄托，也预示着他未来的立足职业选择，在迥异的南北美食文化碰撞中，他的厨艺开始南北兼长、通融共生。由哈市而蔓延至呼玛林场的生活则是小说旁逸斜出的一笔，呼玛林场与厨艺并无直接关联，却是陈诚精神放飞的自然场域。陈诚之所以去林场，一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母亲的孩子”所带来的政治的荣耀抚恤，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一念之仁：“总想着要让人物去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否则太憋屈了，长不开似的。”16作者的善良看似强求，却让陈诚在自然丛林与热情的鄂伦春人中舒展了自我，甚至还给了姐姐一份无望然而纯真的爱情。 对陈诚来说，国内四地在其成长过程中各有分量，且意义各不相同。上海、扬州与哈市都与陈诚厨艺的学习熔铸密切相关，但在其人生脉络上，上海是精神启蒙之地，个人记忆开始之地;扬州是祖居之地与初习厨艺之地，哈市是出生地，也是重获社会身份与母子血缘身份之地;呼玛林场则是难得的松缓自然之地，是他偶然误入的“桃花源”。如果说，上海与扬州给陈诚的是南方精致甚至是享乐主义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体悟，那么，哈市与呼玛林场就以粗犷坚硬的北方气质为他调和了南方的细腻精致。
出国看似顺势而为，却也是逃避之心的内在驱动与外部形势相应和的结果。而旧金山唐人街与纽约法拉盛则为陈诚提供了类似于故土的飞地情境，以疏离而又未曾彻底割裂的方式维系着他的渺渺前半生。如果说在国内四地的流徙让陈诚读遍了南方与北方、城市与林场的风物人情，那么从中国到美国，从旧金山唐人街到纽约法拉盛，陈诚延续的则是华裔在美国这一传统而常新的话题，他将华裔的两个重要聚集地串联起来，俨然一幅华裔百年居美史。
陈诚与鸽子恰好代表着华裔居美的两种典型方式。与姐姐留学生式的“学而优则居美”不同，陈诚的谋生方式更为大众化，厨艺让他在唐人街获得了生存机会。陈诚虽有出众厨艺，却无所谓事业野心，随遇而安的他追随姐姐而流动至法拉盛。因是各路身份来历不凡或不明的华裔越过太平洋的聚集，法拉盛的编年隐去了国家民族的历史话语，但作为个体，留下了个人的生命真章。在华裔移民世界中，陈诚被截断的上半生成了前世，到此开启的是下半生。在美漂浮多年，陈诚以厨师的敏锐发现无论是哪一种中国食材在美国水土生长都大失其味，由食材而至天地万物，生出“惜物、惜人、惜时”之心，“摄食的选择涉及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在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里，通过选择性的摄食，可以成为某种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与人沟通的形式”17。身为漂泊异乡的淮扬菜厨师，陈诚对故土美食的记忆不仅来自于味蕾，还来自于对故土、故物、故人的思念与热爱。而他与故土的关系就像是软兜与淮扬厨子的相互成全，离开了故国的陈诚，就像是没有了扬帮厨子加持的软兜，终其一生在异国他乡野游。
结语
1978年8月，卢新华用《伤痕》开启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潮，女儿晓华对母亲永久的哀伤痛悔引发了读者深深共鸣。作为一个单纯的年轻人，晓华对母亲的不同态度与政治密切相关。飓风过去，晓华唯留母女天人永隔的憾恨。在新时期人性复苏之后，血缘亲情成为控诉的最佳武器，《伤痕》因此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与《伤痕》激动人心的控诉不同的是，时隔四十余年，《一把刀，千个字》以隐忍而执着的低调态度从个人维度展开对母亲的寻找建构，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我。缄默不语的陈诚选择栖身于异国他乡，主动将自己置于边缘角落，这为作者放弃大历史叙事提供了便利。《一把刀，千个字》徐徐展开的是在小人物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细密质地，没有美化修饰过的生活页面。因此，在社会公共层面意义上的母亲的英雄壮举是留白的，亲人在沿着情感通道进行追忆时，萦绕于怀的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与离去，更在意的是每一个小小的日常细节。在追寻历史时，人们常常不得不通过常见的然而可能并不可信的记述来寻求真相，这就注定了无法触及真相本身。绕过了历史叙事悖论陷阱的《一把刀，千个字》以“一招鲜，吃遍天”的稳重从容帮助陈诚完成了从母亲到自我的认知，在从中国到美国的迁徙辗转中，“一把刀”融会贯通的精髓不仅有益于提升厨艺，而且也有益于精神层面的自我锻造。从失母到寻母，从去国至归国，嬢嬢之死召唤着出走半生的陈诚克制隐痛回到精神原乡。少年陈诚夜闯个园时曾产生“千个字”的魅影错觉，他无法预料的则是凭着“一把刀”半世流浪，人生点点斑驳似深夜竹叶婆娑之影，逐渐成就的是属于自己的精神“个园”。
【注释】
①陈思和：《读〈启蒙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②[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③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0页。
④⑤⑦⑧⑨1415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213、290、235、131、284、192、108页。
⑥王安忆：《小说的载体——浙江大学文学讲稿》，《江南》2021年第2期。
⑩[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21页。
1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2頁。
12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上）》，《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周爱东：《扬州饮食史话》，广陵书社，2014，第27-28页。
16丁雄飞：《王安忆谈〈一把刀，千个字〉》，《上海书评》2021年5月16日。
17巫仁恕：《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第286页。
（陈树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