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犯罪的死刑立法废止之前，最大限度地限制并争取事实上停止死刑的适用，应当成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目标与当然内容。近年来，死刑判决标准，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司法判决标准，已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在确立基本的死刑刑事政策的前提下，确立死刑明确性操作规则并实现经济犯罪死刑认定的制度化标准，成为迫切的理论需求与现实的实践需要。
　　梳理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变迁，可以发现从1979年刑法典到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有关死刑立法的基本走向表明，逐步地限制死刑，尤其对经济罪的死刑立法限制与逐步废止，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基本方向。为了回应这一变化的趋势，即便是保留有死刑的经济犯罪条款，司法也应采取极其审慎的死刑司法政策。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刑法的规定只应当具有宣示的作用。
　　立法既然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那么司法是否可以不假思索地对符合条件的集资诈骗行为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而适用死刑，回答应当是否定的：第一，立足于合理的死刑刑事政策，死刑只应当适用于针对人的生命或者健康的犯罪。第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反了基本的生命伦理。第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反宪法中的比例原则，不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理念。集资诈骗犯罪不适用死刑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金融的垄断经营导致民间融资的无序与混乱，集资诈骗犯罪的发生，社会本身有一定的责任。第二，参与集资的“被害人”往往有过错或者重大过错。第三，司法中证明集资人被骗的证据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第四，集资诈骗案主观罪过与占有目的往往不甚明确。第五，考虑金融诈骗犯罪的刑罚之间的平衡，也不应当适用死刑。
　　立足于实务的立场也可以发现，即便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蓄意故意杀人案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刑事司法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宽容，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司法对集资诈骗犯罪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保持基本的克制，避免死刑的适用。
　　（摘自《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第51-61页。）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