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思维模式的转化——系统思维问题，后来又有人对他的观点作了完善和补充。我想，我们研究教育问题确实应当多一点系统思维。
　　我们常提“蝴蝶效应”，以说明事物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在考虑教育问题的时候，却常常不考虑问题的关联性，造成教育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一个人对某个领域的问题研究得越来越深，但是对分支间的相互联系和其他外部问题研究得很少，常常用线性思维找到了解决某个问题的好办法，但推出后衍生出来的问题又往往是始料不及的。
　　对于教育问题，我们不可能像把巴西的蝴蝶和美国的风暴联系到一起似地加以研究。完善彼德·圣吉的理论，需要划定一个界，即对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密切相关的因素都要考虑到。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有时候就好像是把一面镜子打碎了，摔成一小片一小片，一个人拿一个碎片在那里研究，等把每一个碎片都研究完了，再把这些碎片拼到一起，已经不是原样的镜子、不是事物本来的面貌了。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综合起来去研究，而非打碎了去研究。举个例子，特殊教育的主流化和非特殊教育的特殊化现象。现在，我们在特殊教育中强调主流化，强调学生随班就读，这是为了使这些孩子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但是，我们的非特殊教育却在一个劲儿地搞特殊化。比如说对贫穷的孩子，过去我们为他们提供助学金，让他们跟大家一块儿念书，现在我们却要把穷孩子单独弄在一起，组成宏志班、宏志学校。问题是，我们对宏志班的孩子需要进行特殊教育吗?有的搞宏志班的同志对我讲，宏志班的孩子并不完全遵循我们按线性思维推出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对他帮助他就感恩，感恩之后就立志，立志就有了“宏志”，就成才了。现在有些孩子产生了仇富心理，有些宏志班的犯罪率上升。这是我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问题。
　　非特殊教育的特殊化还不止这些。我们现在习惯于把群体进行分解，然后给不同的孩子戴上不同的帽子。某宏志学校的一位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有的孩子进大学时提出要求，不要再说他们是宏志生，他们不愿意再“特殊”下去。现在的打工子弟，进城跟着父母的被叫做“流动儿童”，在家的被叫做“留守儿童”，反正在哪儿都得被贴个标签。还有，这些是“独生子女儿童”，那些是“单亲家庭儿童”等等。我们在研究中根据学生某方面的特殊性对他们作出区分是可以的，但将其作为教育方法并不合适。
　　如果我们多一点系统思维，也许就不会出现上述矛盾现象了：我们一方面努力使应该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又把已经融入社会的孩子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农村办学条件的改善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去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禹居镇中学(一所初中校)参观时，看到那里的住宿条件和实验条件都很好(西部建设工程投了一大笔钱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但是校长告诉我，该校2007年应该招291个学生，结果只招了80多个学生，剩下的孩子全流走了。在有些地方，农村学校布局刚调整完，学校办学条件刚改善，村子就变成了空壳村。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长外出打工，子女随着；一种是子女外出念书，家长随着。禹居镇的孩子到延川县念书，延川县的孩子到延安市念书，延安市的孩子到西安市念书，西安市的孩子跑到别的地方念书。有了空壳村就有了空壳学校，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扩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十一五”期间，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12亿，这些富余人口肯定往城里走；而从用工需求的满足程度看，环渤海地区仅为71％，闽东南地区仅为50％。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提出一个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对策研究。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经济转型期将从劳动力富余变成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市流动。同时，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又要求城市人必须转换思维，善待外来劳动者及其子女。我们如果按照线性思维的方法研究问题，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投资几百亿元改善西部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少学校的条件虽然达标了，但已经没有多少学生了。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搞科研和作决策时多做一点统筹研究，多一点系统思维。
　　
　　(编辑　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