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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非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思考，对儒家思想既做了必要的肯定，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孔子，韩非子以理性加情感的方式进行了探究，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本文以后世整理的《韩非子》一书中出现的孔子形象和思想为基本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韩非子 儒家 孔子 正面形象 思想
在秦汉以来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共同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一般认为是所谓的“阴儒阳法”的局面。根据这种描述，从大的局面上讲，儒家思想更偏向于主导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或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取向，而法家思想则左右着国家治理的实际层面，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中发挥着更多的主导作用。当然，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格局也会有所不同，而儒、法之外的其他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发挥着作用，只是说，在总体格局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共同作用是国家之治的大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二者恰当融合、相得益彰的时代，就会形成较为长久的历史上的所谓治世或盛世，否则就容易出现乱世或衰世。
在西汉中期稍后，汉宣帝有过一个著名论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其所谓霸道就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而王道则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其所谓“杂之”，显然是共同使用，甚至融通为一的意思。事实上，杂用“霸、王”之道，在西汉中后期已经成为汉王朝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而这一主导思想的形成却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时期往前看，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代倡导“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被朝廷正式接受为思想主旋律的开始，在此之前一直到汉初（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是黄老思想统治天下的时期。黄老思想虽然与法家思想更为相通，但毕竟不是法家思想，当然与儒家思想距离更远。
在西汉前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黄老思想，是与这一时期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相配合的。但是，随着长期战乱之后的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以无为治国的黄老思想逐渐显现出落伍的趋势。事实上，在所谓“汉承秦制”（《后汉书》之《班彪传》《礼仪志中·貙刘条》《舆服志上·玉辂条》）、“汉承秦法”（《后汉书·荀淑传附子爽传》）的背景下，法家的治国之道一直为汉家在现实政治中所用，只是社会发展到稳定繁荣的时候，儒家思想匡正人心的作用才得以显现，儒法融合才现实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可以说，所谓“霸、王道杂之”完全是汉朝前期政治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呢？显然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从历史上看，任何思想发展变化，除了现实需要的直接促发之外，思想本身的变化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要审视，在西汉前期，甚至更早时期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各自的变化发展脉络，以及儒、法思想在思想史层面上交锋、妥协和融合的实际状况。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先秦末期，随着百家争鸣走向尾声，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渐成为思想界旗鼓相当的两个主要思想派别。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主要是在儒、法思想之间做文章。人们所熟知的大思想家荀子，以儒家学者的姿态，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钻研法家思想，成为思想史上第一位从学理上证明儒法融合，共同治理国家的思想家。而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虽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法家思想的第一号代表人物，也并没有轻视在那个时代影响广泛的儒家思想。相反，在现存于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洋洋十三万言的著作中，《韩非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思考，对儒家思想既做了必要的肯定，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针对孔子本人，韓非子更是以理性加情感的方式进行了探究，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直至表现出对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如何与法家思想相配合、相融合的问题的思考。在本文中，将以后世整理的《韩非子》一书中出现的孔子形象和思想为基本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时代和思想背景
成型的儒家思想由孔子思想奠基而成，孔子是事实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世时，孔子儒学的影响力还很有限，主要在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孔子去世后，随着一代又一代孔门弟子的努力，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到战国末期，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在世俗社会和思想界中都达到了先秦时代的顶峰，与法家思想并驾齐驱。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现存战国中晚期典籍中，都有关于儒学和孔子的内容。可以说，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同意还是反对，遵从还是拒斥，褒扬还是贬损，孔子和儒家都是多数政治人物躲不开和所有思想家绕不开的话题。所以，当我们在《韩非子》中看到大量有关孔子及其思想、孔子弟子及其思想的记载时，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尽管这些记载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依据某些事实的程度不同的演绎，有的则是想象和杜撰。
如上所言，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之前，商鞅的以“法”为主的法家思想，慎到的以“势”为主的法家思想，申不害的以“术”为主的法家思想，经过韩非子的创造性整合，最终形成以“法术势”为主要内容的先秦法家思想，世称帝王之术。
另一方面，在韩非子时代，已经形成儒法相争之势。在战国七雄的朝堂之上，虽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思想，如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但在全局性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中，基本上是儒法争胜的局面。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荀子以其过人的敏感和睿智，认识到只有儒法融合，才是天下政治的最终归宿，于是下大力气整合儒法，视儒家王道为最高政治追求，以法家霸道为现实选择，最终由霸归王。这一思想归结，一举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虽然我们在《韩非子》和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但从韩非子对孔门相关人物和事件有着相当了解和重视这一现象来看，《史记》的记载极有可能是有可靠根据的。只是我们现在无法了解韩非子在荀子门下学习的具体情形，所以很难说韩非子的思想究竟与荀子思想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不过，荀子思想的重点，比如说对儒家思想的精湛把握和对法家思想的理性探究，尤其是对儒法融合的重视，理应对韩非子的思想有所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正是我们了解《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和孔子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的来说，《韩非子》一书出现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当然并不是韩非子要宣扬孔子及其思想，而主要是借孔子之口表达他的思想。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孔子的名声巨大，二则是因为儒法之争在当时已经是回避不开的思想现象和话题。为实现这一目的，韩非子使用了多种手法。对于孔子的形象和思想，有时肯定，有时否定，有时兼而有之，这既反映了韩非子的实用心理，也反映出他的矛盾心理，即既与他的严厉的法家立场有关，也与他的思想发展变化有关。
正面形象的孔子
在《韩非子》有关孔子的内容中，在一些故事和言论中，明确认为孔子是君子、智者和博识者。这描述的是正面的孔子形象，肯定的是孔子的正确思想，描述的是儒家人物及其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一）智者。孔子是非常欣赏智者的，认为“智者不惑”（《论语·子罕第九》）， “智者不失人”（《论语·卫灵公十五》），“智者乐”（《论语·雍也第六》）等。在《韩非子》中，孔子就有智的形象。
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韩非子·安危》）
这是以孔子和传统儒家推崇的伯夷这两位历史人物为例，说明在治世的时候，人们有条件获得快乐，于是，出于爱惜自身的目的，通常是多做善事，遵纪守法，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就显得君子比小人多一些，人们就像孔子和伯夷一样，不处危险之地，意即不做有丑恶嫌疑的事情。那么，所谓危险之地和丑恶嫌疑是什么呢？就是违反国家的号令，即违反国家的法令。违法就会身处危险，违法就是丑恶之行。韩非子强调说，人们应该像孔子和伯夷一样，要有智者的头脑，要有理性的判断，不坐在颠簸的车上，不乘坐容易倾覆的船只，以免陷于险境，就如同对待国家法令一样，如果不能遵守，就会使自己陷于险境。很显然，像孔子和伯夷这样的君子之人愈多，国家愈安定，社会愈发展。
孔子的智者形象，不仅体现在韩非子的直接评价中，还表现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在对某些人物行为的判断中。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子贡曰：“赐也能。”乃导之，不复疑也。
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子西不免。”
白公之难，子西死焉。故曰：“直于行者曲于欲。”（《韩非子·说林下》）
子西是楚国令尹，相当于一国之相。据说子西喜欢沽名钓誉，孔子周游列国后期曾经逗留楚国，很想劝导一下子西，于是，聪明且有口才的弟子子贡主动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孔子听了子贡的汇报之后，还是认为子西之为人，虽然行为很直接，但人的本性难移，个人欲望太重，不会有好的结局。果然，不久之后楚国发生“白公之乱”的政治内讧，而子西就死在这场政治动乱中，应验了孔子的预言。
这类故事的真与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则陈述了韩非子所主张的人性不能改变的观点，再则就是彰显了孔子的地位，至少是智者的判断力。当然，类似这样的通过孔子的表现来说明某种道理和某个事件的进程，也证明了孔子在当时的影响力。
（二）贤者。以上所描绘的孔子是智者，但这样的智者还不足以影响一国之政，所以，韩非子还有进一步的说明。孔子儒学主张贤人政治，认为任用贤人是一国政治成败的关键，而孔子本人则在《韩非子》中一再以贤人的形象出现。
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
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
（《韩非子·难言》）
我们知道，在实际政治方面，韓非子一生是不得志的。在自己的家乡韩国，韩非子虽然是公室贵族的身份，却一直没有得到从政机会。后来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西去入秦，满以为能够获得指导一国之政的地位，却折损在一班妒贤嫉能的佞臣手中，丧生于监牢。在这个过程中，韩非子其实已经认识到，一个有才能的人，即便你有正确有效的施政主张，也未必能让君主接受。而你的主张一旦得不到君主的肯定，小则可能受到各种攻击，大则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说到这里，韩非子以三位历史名臣的遭遇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韩非子说，伍子胥虽然善于谋划国策，却被吴王杀死；孔子虽然能说会道，也曾经在周游列国途中被匡地之人围攻；管仲无疑是贤能之人，还曾被鲁国囚禁。韩非子的结论是，这三位大夫的遭遇不幸，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足吗？不是，是他们遇到的君主太糊涂了。
韩非子在此肯定孔子有“善说”的才能。“善说”之“说”尽管主要是指口才，不是指思想学说，但结合上下文中伍子胥的“善谋”和管仲的“实贤”，也是对孔子才能的一种肯定。
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
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
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
太宰因弗复见也。（《韩非子·说林上》）
这应该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心思想是表现法家之“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君臣关系中，大臣首先看重的是个人利益，并会为此而不择手段。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是遵循儒家的政治规则，大臣应该把荐贤作为首要职责，但事实却是，各类大臣为了保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往往是排斥贤能。正是主张荐贤的孔子，遭遇到的却是妒贤嫉能的现实。
故事的前半段是倾向于儒家政治的，宋国的大夫子圉把孔子引见给太宰，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太宰对孔子很钦佩，决定把孔子引见给宋国君主。故事发展到此，到了真正考验人性和政治伦理的时候，便倒向法家的一面，进入法家思想施展其力量的时候。
因为孔子确实贤能，那么，一旦宋君看中了孔子，子圉和太宰都有可能失势。子圉及时向太宰指出了这一点，太宰马上打消了引见孔子的念头。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子圉，他开始时把孔子推荐给太宰，从法家角度来看，其目的就不纯，即并不是真正看中了孔子的才能，而是想讨好太宰。可一旦太宰决定把孔子推荐给宋君的时候，子圉即刻就感受到了孔子的威胁。这种时刻，即私利决定人的行止表现，正是法家看待所有政治人物的眼光，所以，法家并不赞成个人出于主观衡量标准的荐贤，而是把贤能的标准完全制定在建功立业上。也就是说，荐贤与否，不能建立在个人好恶和个人自觉上，而是要形成一种制度，迫使每个大臣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荐贤，否则就有可能使个人利益受损。不用说，前者是儒家的修养，后者则是法家的法则。 不过，我们在此引述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旨，就是在韩非子的观念中，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孔子是不折不扣的贤能之人，如果一国君主能够任用孔子，那么，孔子足可以取代一国之相，从而主导一国之政。但可惜的是，现实世界是法家的世界，而并不是儒家的世界，所以才会有故事中的那种结局。
（三）能者。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的时代，孔子去世已经有两百多年，孔子的形象虽然已经被历代儒生不断神化，但韩非子还是能够从中体味到孔子的真实能力所在。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
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者，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犹不免于乱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韩非子从法家之“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君主只有广泛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才有可能避免陷于迷惘，从而治理好一国之政。而在鲁哀公时代的鲁国，季氏家族专权，大臣们畏惧季孙（季氏首领）的权势，遇事只能与季孙保持意见一致，使鲁公听到的只是季氏一家的意见，当然也就只能服从季氏的利益，结果就造成了鲁国政治的混乱无度。鲁哀公试图以谚语“莫众而迷”为指针说明问题，没曾想正如孔子所指出的，众则众矣，还要看众人的组成情况，不能只看众人的数量。
韩非子所举孔子之例尽管未必为真，但孔子在此所阐述的观点，既符合鲁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也与孔子的思想并不违背。这也说明，在韩非子看来，孔子是有能者，孔子思想是有能力发挥其政治作用的。孔子也确实主张君主集权，只不过君主集权的依据是周礼，而不是韩非子的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帝王之术。不知道韩非子是否认识到了这个根本区别，但他能以孔子之观点为自己的思想张本，还是说明他对孔子之道在一定程度是肯定的。
当然，韩非子对孔子之能的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用意，即利用孔子的才能为他的法治思想张本，为他的法治精神呐喊助威。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
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
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罹所恶，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说二》。《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孔子并不反对法制，也不反对惩处罪行，但轻罪重罚却不在孔子儒学的原则之内。所以，类似故事显然同样是借助孔子之口，倾吐法制主义的情愫。不过，令人瞩目的是，韩非子的这个故事中引用了《春秋》的内容，借用了孔子之名，这一方面表明韩非子对儒家思想、典籍和人物行事有相当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很看重儒家的社会影响力。另外，韩非子所引述孔子的推理方式，也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这也说明，韩非子对于孔子思想是相当有研究的，并且不乏汲取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内容的意味。所以，从内心来讲，韩非子应该是服气孔子的才能和能力的。
（四）博者。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孔子是最博学的人之一，对此，传世典籍多有记载。韩非子显然很认可这一点，在其著作中也有所载记。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
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
孔子的博通古今，是其整体形象的一部分，也是《韩非子》中正面孔子的显现。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孔子之前，就有所谓“夔一足”的说法。夔是上古时代的一位能人，好多人把“一足”理解为一只脚或一条腿，说这个人尽管只有一条腿，却也能奋发有为。鲁哀公对这样的传说很好奇，就问孔子“夔一足”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回答得很从容。孔子说，夔也是一个正常人，因为精通声律，是音乐专家，尧帝就感叹说，在音乐方面，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并任命夔为“乐正”，即负责宫廷音乐的最高长官。原来，“夔一足”是“夔一，足”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朝廷里，有夔一个人负责音乐就足够了，并不是说夔是“一足”之人。孔子的这个解说，简明扼要，有理有据，不仅是智者的表现，也是博识者的表现。不用说，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孔子，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
总的来说，韩非子对孔子生平和思想及儒家思想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唯其如此，才能在《韩非子》中大量引用孔子生平事迹和思想观点。可以说，《韩非子》中对有关孔子的正面引用，即做正面的使用，是相当有深度，相当到位的。
比如韩非子引用《春秋》中的文字，虽然不是字字正确，但却体现出活学活用的特点，即作者凭借记忆加以引用，说明他对《春秋》是重视的。再如故事中對孔子在鲁国做官的经历的肯定，说明韩非子熟悉孔子生平。特别是对于“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韩非子·内储说下·说六》）的记载，更是说明韩非子是非常肯定孔子的政治才能和影响力的。只是由于思想取向的不同，特别是由于韩非子时代的时势要求不同于孔子时代，韩非子才在必要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提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批判。
关键词：韩非子 儒家 孔子 正面形象 思想
在秦汉以来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共同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一般认为是所谓的“阴儒阳法”的局面。根据这种描述，从大的局面上讲，儒家思想更偏向于主导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或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取向，而法家思想则左右着国家治理的实际层面，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中发挥着更多的主导作用。当然，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格局也会有所不同，而儒、法之外的其他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发挥着作用，只是说，在总体格局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共同作用是国家之治的大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二者恰当融合、相得益彰的时代，就会形成较为长久的历史上的所谓治世或盛世，否则就容易出现乱世或衰世。
在西汉中期稍后，汉宣帝有过一个著名论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其所谓霸道就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而王道则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其所谓“杂之”，显然是共同使用，甚至融通为一的意思。事实上，杂用“霸、王”之道，在西汉中后期已经成为汉王朝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而这一主导思想的形成却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时期往前看，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代倡导“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被朝廷正式接受为思想主旋律的开始，在此之前一直到汉初（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是黄老思想统治天下的时期。黄老思想虽然与法家思想更为相通，但毕竟不是法家思想，当然与儒家思想距离更远。
在西汉前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黄老思想，是与这一时期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相配合的。但是，随着长期战乱之后的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以无为治国的黄老思想逐渐显现出落伍的趋势。事实上，在所谓“汉承秦制”（《后汉书》之《班彪传》《礼仪志中·貙刘条》《舆服志上·玉辂条》）、“汉承秦法”（《后汉书·荀淑传附子爽传》）的背景下，法家的治国之道一直为汉家在现实政治中所用，只是社会发展到稳定繁荣的时候，儒家思想匡正人心的作用才得以显现，儒法融合才现实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可以说，所谓“霸、王道杂之”完全是汉朝前期政治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呢？显然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从历史上看，任何思想发展变化，除了现实需要的直接促发之外，思想本身的变化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要审视，在西汉前期，甚至更早时期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各自的变化发展脉络，以及儒、法思想在思想史层面上交锋、妥协和融合的实际状况。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先秦末期，随着百家争鸣走向尾声，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渐成为思想界旗鼓相当的两个主要思想派别。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主要是在儒、法思想之间做文章。人们所熟知的大思想家荀子，以儒家学者的姿态，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钻研法家思想，成为思想史上第一位从学理上证明儒法融合，共同治理国家的思想家。而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虽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法家思想的第一号代表人物，也并没有轻视在那个时代影响广泛的儒家思想。相反，在现存于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洋洋十三万言的著作中，《韩非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思考，对儒家思想既做了必要的肯定，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针对孔子本人，韓非子更是以理性加情感的方式进行了探究，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直至表现出对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如何与法家思想相配合、相融合的问题的思考。在本文中，将以后世整理的《韩非子》一书中出现的孔子形象和思想为基本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时代和思想背景
成型的儒家思想由孔子思想奠基而成，孔子是事实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世时，孔子儒学的影响力还很有限，主要在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孔子去世后，随着一代又一代孔门弟子的努力，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到战国末期，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在世俗社会和思想界中都达到了先秦时代的顶峰，与法家思想并驾齐驱。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现存战国中晚期典籍中，都有关于儒学和孔子的内容。可以说，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同意还是反对，遵从还是拒斥，褒扬还是贬损，孔子和儒家都是多数政治人物躲不开和所有思想家绕不开的话题。所以，当我们在《韩非子》中看到大量有关孔子及其思想、孔子弟子及其思想的记载时，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尽管这些记载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依据某些事实的程度不同的演绎，有的则是想象和杜撰。
如上所言，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之前，商鞅的以“法”为主的法家思想，慎到的以“势”为主的法家思想，申不害的以“术”为主的法家思想，经过韩非子的创造性整合，最终形成以“法术势”为主要内容的先秦法家思想，世称帝王之术。
另一方面，在韩非子时代，已经形成儒法相争之势。在战国七雄的朝堂之上，虽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思想，如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但在全局性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中，基本上是儒法争胜的局面。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荀子以其过人的敏感和睿智，认识到只有儒法融合，才是天下政治的最终归宿，于是下大力气整合儒法，视儒家王道为最高政治追求，以法家霸道为现实选择，最终由霸归王。这一思想归结，一举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虽然我们在《韩非子》和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但从韩非子对孔门相关人物和事件有着相当了解和重视这一现象来看，《史记》的记载极有可能是有可靠根据的。只是我们现在无法了解韩非子在荀子门下学习的具体情形，所以很难说韩非子的思想究竟与荀子思想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不过，荀子思想的重点，比如说对儒家思想的精湛把握和对法家思想的理性探究，尤其是对儒法融合的重视，理应对韩非子的思想有所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正是我们了解《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和孔子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的来说，《韩非子》一书出现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当然并不是韩非子要宣扬孔子及其思想，而主要是借孔子之口表达他的思想。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孔子的名声巨大，二则是因为儒法之争在当时已经是回避不开的思想现象和话题。为实现这一目的，韩非子使用了多种手法。对于孔子的形象和思想，有时肯定，有时否定，有时兼而有之，这既反映了韩非子的实用心理，也反映出他的矛盾心理，即既与他的严厉的法家立场有关，也与他的思想发展变化有关。
正面形象的孔子
在《韩非子》有关孔子的内容中，在一些故事和言论中，明确认为孔子是君子、智者和博识者。这描述的是正面的孔子形象，肯定的是孔子的正确思想，描述的是儒家人物及其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一）智者。孔子是非常欣赏智者的，认为“智者不惑”（《论语·子罕第九》）， “智者不失人”（《论语·卫灵公十五》），“智者乐”（《论语·雍也第六》）等。在《韩非子》中，孔子就有智的形象。
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韩非子·安危》）
这是以孔子和传统儒家推崇的伯夷这两位历史人物为例，说明在治世的时候，人们有条件获得快乐，于是，出于爱惜自身的目的，通常是多做善事，遵纪守法，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就显得君子比小人多一些，人们就像孔子和伯夷一样，不处危险之地，意即不做有丑恶嫌疑的事情。那么，所谓危险之地和丑恶嫌疑是什么呢？就是违反国家的号令，即违反国家的法令。违法就会身处危险，违法就是丑恶之行。韩非子强调说，人们应该像孔子和伯夷一样，要有智者的头脑，要有理性的判断，不坐在颠簸的车上，不乘坐容易倾覆的船只，以免陷于险境，就如同对待国家法令一样，如果不能遵守，就会使自己陷于险境。很显然，像孔子和伯夷这样的君子之人愈多，国家愈安定，社会愈发展。
孔子的智者形象，不仅体现在韩非子的直接评价中，还表现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在对某些人物行为的判断中。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子贡曰：“赐也能。”乃导之，不复疑也。
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子西不免。”
白公之难，子西死焉。故曰：“直于行者曲于欲。”（《韩非子·说林下》）
子西是楚国令尹，相当于一国之相。据说子西喜欢沽名钓誉，孔子周游列国后期曾经逗留楚国，很想劝导一下子西，于是，聪明且有口才的弟子子贡主动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孔子听了子贡的汇报之后，还是认为子西之为人，虽然行为很直接，但人的本性难移，个人欲望太重，不会有好的结局。果然，不久之后楚国发生“白公之乱”的政治内讧，而子西就死在这场政治动乱中，应验了孔子的预言。
这类故事的真与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则陈述了韩非子所主张的人性不能改变的观点，再则就是彰显了孔子的地位，至少是智者的判断力。当然，类似这样的通过孔子的表现来说明某种道理和某个事件的进程，也证明了孔子在当时的影响力。
（二）贤者。以上所描绘的孔子是智者，但这样的智者还不足以影响一国之政，所以，韩非子还有进一步的说明。孔子儒学主张贤人政治，认为任用贤人是一国政治成败的关键，而孔子本人则在《韩非子》中一再以贤人的形象出现。
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
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
（《韩非子·难言》）
我们知道，在实际政治方面，韓非子一生是不得志的。在自己的家乡韩国，韩非子虽然是公室贵族的身份，却一直没有得到从政机会。后来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西去入秦，满以为能够获得指导一国之政的地位，却折损在一班妒贤嫉能的佞臣手中，丧生于监牢。在这个过程中，韩非子其实已经认识到，一个有才能的人，即便你有正确有效的施政主张，也未必能让君主接受。而你的主张一旦得不到君主的肯定，小则可能受到各种攻击，大则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说到这里，韩非子以三位历史名臣的遭遇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韩非子说，伍子胥虽然善于谋划国策，却被吴王杀死；孔子虽然能说会道，也曾经在周游列国途中被匡地之人围攻；管仲无疑是贤能之人，还曾被鲁国囚禁。韩非子的结论是，这三位大夫的遭遇不幸，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足吗？不是，是他们遇到的君主太糊涂了。
韩非子在此肯定孔子有“善说”的才能。“善说”之“说”尽管主要是指口才，不是指思想学说，但结合上下文中伍子胥的“善谋”和管仲的“实贤”，也是对孔子才能的一种肯定。
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
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
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
太宰因弗复见也。（《韩非子·说林上》）
这应该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心思想是表现法家之“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君臣关系中，大臣首先看重的是个人利益，并会为此而不择手段。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是遵循儒家的政治规则，大臣应该把荐贤作为首要职责，但事实却是，各类大臣为了保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往往是排斥贤能。正是主张荐贤的孔子，遭遇到的却是妒贤嫉能的现实。
故事的前半段是倾向于儒家政治的，宋国的大夫子圉把孔子引见给太宰，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太宰对孔子很钦佩，决定把孔子引见给宋国君主。故事发展到此，到了真正考验人性和政治伦理的时候，便倒向法家的一面，进入法家思想施展其力量的时候。
因为孔子确实贤能，那么，一旦宋君看中了孔子，子圉和太宰都有可能失势。子圉及时向太宰指出了这一点，太宰马上打消了引见孔子的念头。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子圉，他开始时把孔子推荐给太宰，从法家角度来看，其目的就不纯，即并不是真正看中了孔子的才能，而是想讨好太宰。可一旦太宰决定把孔子推荐给宋君的时候，子圉即刻就感受到了孔子的威胁。这种时刻，即私利决定人的行止表现，正是法家看待所有政治人物的眼光，所以，法家并不赞成个人出于主观衡量标准的荐贤，而是把贤能的标准完全制定在建功立业上。也就是说，荐贤与否，不能建立在个人好恶和个人自觉上，而是要形成一种制度，迫使每个大臣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荐贤，否则就有可能使个人利益受损。不用说，前者是儒家的修养，后者则是法家的法则。 不过，我们在此引述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旨，就是在韩非子的观念中，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孔子是不折不扣的贤能之人，如果一国君主能够任用孔子，那么，孔子足可以取代一国之相，从而主导一国之政。但可惜的是，现实世界是法家的世界，而并不是儒家的世界，所以才会有故事中的那种结局。
（三）能者。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的时代，孔子去世已经有两百多年，孔子的形象虽然已经被历代儒生不断神化，但韩非子还是能够从中体味到孔子的真实能力所在。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
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者，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犹不免于乱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韩非子从法家之“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君主只有广泛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才有可能避免陷于迷惘，从而治理好一国之政。而在鲁哀公时代的鲁国，季氏家族专权，大臣们畏惧季孙（季氏首领）的权势，遇事只能与季孙保持意见一致，使鲁公听到的只是季氏一家的意见，当然也就只能服从季氏的利益，结果就造成了鲁国政治的混乱无度。鲁哀公试图以谚语“莫众而迷”为指针说明问题，没曾想正如孔子所指出的，众则众矣，还要看众人的组成情况，不能只看众人的数量。
韩非子所举孔子之例尽管未必为真，但孔子在此所阐述的观点，既符合鲁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也与孔子的思想并不违背。这也说明，在韩非子看来，孔子是有能者，孔子思想是有能力发挥其政治作用的。孔子也确实主张君主集权，只不过君主集权的依据是周礼，而不是韩非子的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帝王之术。不知道韩非子是否认识到了这个根本区别，但他能以孔子之观点为自己的思想张本，还是说明他对孔子之道在一定程度是肯定的。
当然，韩非子对孔子之能的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用意，即利用孔子的才能为他的法治思想张本，为他的法治精神呐喊助威。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
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
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罹所恶，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说二》。《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孔子并不反对法制，也不反对惩处罪行，但轻罪重罚却不在孔子儒学的原则之内。所以，类似故事显然同样是借助孔子之口，倾吐法制主义的情愫。不过，令人瞩目的是，韩非子的这个故事中引用了《春秋》的内容，借用了孔子之名，这一方面表明韩非子对儒家思想、典籍和人物行事有相当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很看重儒家的社会影响力。另外，韩非子所引述孔子的推理方式，也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这也说明，韩非子对于孔子思想是相当有研究的，并且不乏汲取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内容的意味。所以，从内心来讲，韩非子应该是服气孔子的才能和能力的。
（四）博者。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孔子是最博学的人之一，对此，传世典籍多有记载。韩非子显然很认可这一点，在其著作中也有所载记。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
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二》）
孔子的博通古今，是其整体形象的一部分，也是《韩非子》中正面孔子的显现。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孔子之前，就有所谓“夔一足”的说法。夔是上古时代的一位能人，好多人把“一足”理解为一只脚或一条腿，说这个人尽管只有一条腿，却也能奋发有为。鲁哀公对这样的传说很好奇，就问孔子“夔一足”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回答得很从容。孔子说，夔也是一个正常人，因为精通声律，是音乐专家，尧帝就感叹说，在音乐方面，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并任命夔为“乐正”，即负责宫廷音乐的最高长官。原来，“夔一足”是“夔一，足”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朝廷里，有夔一个人负责音乐就足够了，并不是说夔是“一足”之人。孔子的这个解说，简明扼要，有理有据，不仅是智者的表现，也是博识者的表现。不用说，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孔子，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
总的来说，韩非子对孔子生平和思想及儒家思想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唯其如此，才能在《韩非子》中大量引用孔子生平事迹和思想观点。可以说，《韩非子》中对有关孔子的正面引用，即做正面的使用，是相当有深度，相当到位的。
比如韩非子引用《春秋》中的文字，虽然不是字字正确，但却体现出活学活用的特点，即作者凭借记忆加以引用，说明他对《春秋》是重视的。再如故事中對孔子在鲁国做官的经历的肯定，说明韩非子熟悉孔子生平。特别是对于“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韩非子·内储说下·说六》）的记载，更是说明韩非子是非常肯定孔子的政治才能和影响力的。只是由于思想取向的不同，特别是由于韩非子时代的时势要求不同于孔子时代，韩非子才在必要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提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