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收官之年。专项于2008年启动，实施期限为2008年到2020年。
　　截至2019年7月，专项累计139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1类新药44个，数量是重大专项实施前20年的8倍;截至2018年底，累计超过280个通用名药物通过欧美注册。
　　“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增强医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目标之一。专项实施12年后，中国医药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如何？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都缺乏抗病毒特效药，这对于中国制药行业有哪些警醒与提示？
　　近日，《财经》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他是中国药物分子设计前沿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新药发现和药物研究开发，曾担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巿科协主席等职。
　　《财经》：中国医药创新目前整体处于哪个阶段？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药物研究和医药工业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基本处于“跟踪仿制”阶段;从90年代至今，总体上处于“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 Fast follow）为主的阶段。2008年以来获批的50多个一类新药，大多属于模仿创新，比如我国研发的抗肿瘤靶向药、PD-1/PD-L1抗体等。
　　我们今后要努力迈向“原始创新”，加强“First-in-class”创新药的研发。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重视“模仿式创新”的药物研发了，国际上不断有新的前沿出现，有新的靶点、新的机制发现，我们也要跟上去，继续开展Me-too、Me-better类新药的研发。
　　我们要把过去欠缺的原始创新薄弱环节加强起来，努力率先发现药物作用新靶点、新机制，缩小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能够有一定数量的原始创新成果涌现。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花15年的时间，这个目标应该能做到。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中国科技发展的态势看，15年内实现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成果涌现，应该是可能的。
　　《财经》：基础研究对于产业创新至关重要，你提到过“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主要定位于药物创新中下游，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专项会更加关注药物基础研究？
　　陈凯先：我相信会的。已经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重点放在新药研发的中下游，强调创制出新药，以满足临床需求、支撑产业发展。这方面，已经有显著的进展，上了一个大台阶。
　　新时期要取得更大发展，加强基础研究非常有必要。这并非说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我们的布局有疏忽，并非没有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同阶段的重点有所不同。饭要一口一口吃，登高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第一步，先把模仿创新加强，到一定阶段后，自然會更多关注基础研究。
　　迄今为止，我们的布局，大部分是在别人发现的新靶点、新机制基础上，建立筛选模型来筛选药物，进行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今后，我们会把相当一部分力量和研究布局，以及国家的支持，放在更加上游。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的建设。在发达国家，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大多属于更加早期的工作，它们不一定直接做药，而是更关注药物作用的理论基础研究，为企业进一步开发新药提供了重要的导向。
　　创新药的研发，越到后期需要的费用越多;相比之下，前期基础研究、药物发现所需要的费用相对少一些。因此，倡导和加强以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基础性的原始创新研究，并不等于重大专项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基础研究，企业仍将是重大专项技术创新的主体。
　　《财经》：你提到过，国内新药研发，“部分平台尚未充分发挥技术服务和开放共享作用”，具体是指什么？
　　陈凯先：中国建设了十多个综合性的新药创制大平台，将药物筛选、化学合成、临床安全性评价、药物代谢研究等几个环节都衔接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链。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建这样的大平台，是希望发挥共享作用，让药企等其他单位也能利用平台开展新药研发。
　　这些平台体系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在对外服务、开放共享上还有欠缺，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技术支撑作用不足。
　　另外，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中也还有一些短板，比如开展临床研究的能力。我国人口基数大，患者绝对人数多，疾病种类也多，这是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一个突出优势。但目前这种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很多医院主要任务是看病，缺乏能开展临床研究的研究型医院。要为新药研发开展高水平、规范化的临床研究，在人员、体制、管理等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这也导致我们临床研究的规模和水平不足：一些临床研究机构难以制定高水平临床方案，对候选药进行精准权威评价;不少临床研究排不上队，医院常常说“忙不过来”。
　　《财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新药研发有哪些警示与提醒？
　　陈凯先：首先应该肯定：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药物研发方面是做得不错的，总体上处于国际的前列。疫情突如其来，我们在药物研究方面行动很快，在“老药新用”、中医中药、中和抗体，以及抗新冠疫情新药等研究方面迅速开展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种新病原体、新疾病出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马上拿出一款新药，“老药新用”是最快的办法。我们的几款中药，在缓解病情，降低重症率、死亡率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治疗型的中和抗体的研发也有不错的进展。
　　中国的科研团队，在疫情出现不久就测定了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为快速开展新药、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很快测定了新冠病毒一些关键蛋白的三维结构，并发表在国际顶尖的刊物上;我国开展抗新冠肺炎新药的研究论文，6月份在《Science》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临床试验的申请已经获得了美国FDA的“有条件批准”。
　　面对疫情的紧急需求，我们的药物研发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短板，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储备、技术储备方面，这是需要我们反思、改进与加强的。比如，国家药物研究、生物学研究的大计划，对于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药物、疫苗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力度还不足，重视程度还不夠。还没有像重视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那样，重视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治药物研究;在病毒学、病原学等基础研究方面，组织的队伍规模比较小，给予的支持也显得不足。
　　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够。现有的P3、P4实验室，主要集中在疾控系统，专用于药物研究的还没有，抗病毒药物的研究难以开展。疫情早期，上海科研团队有药物要进行筛选评价，必须送到武汉，但那的生物实验室太忙，很难排得上。这对于药物研究的国际竞争是不利的。
　　此外，抗病毒药物的动物模型研究也需要加强。
　　总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平战结合”的科技攻关长效机制，加强抗击突发重大传染病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