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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庠、宋祁、叶清臣、郑戬号称“天圣四友”，仁宗天圣二年同榜进士。“四友”在文学上受到西昆体不同程度的浸染，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被动的“共沉浮”。以庆历元年遭贬为界，“四友”在文学上的交游唱和分为宝元、康定和庆历两个阶段。
【关键词】：天圣四友；交游唱和；庆历
田况《儒林公议》有记：“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康定中，庠为参知政事，戬为枢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为天章阁待制。趣尚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天圣四友。” [1]宋庠（996-1066）与宋祁（998-1061）、叶清臣（1000-1049）、郑戬（992-1053）年辈相若，约生于真宗，同仕于仁宗，交往密切，唱和甚多。康定年间被宰相吕夷简盖以朋党之名，“四友”均遭贬谪，此后酬唱中多慨叹仕途坎坷，但各人心态诉诸笔端又不尽相同。
一、“四友”文学上的同志趣
“四友”在文学上共同的志趣爱好是促使他们交好唱和的首要条件。他们与西昆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上受到西昆体不同程度的浸染。宋庠、宋祁兄弟在入仕前就与夏竦、刘筠相识，二宋用典精巧的《落花》诗即成于此间。后两人拜昆派后期宗主晏殊为师，元代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评价宋祁的《落花》诗时，明确指出“其诗学李义山”[2] 。
郑戬，早孤，客居京城时，直接师从于西昆体诗歌代表作家杨亿。生于咸平三年（1000年）的叶清臣，其学习成长的时期，正是杨、刘等人馆阁唱和兴起发展之际。至天圣二年考取进士时，又因“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 [3]，可知其与时下方兴未艾的昆体关系亦不浅。
“四友”在文学上与西昆体有着密切的联系，“趣尚既同”，所以“天圣四友”在文学上的交好、唱和自然而生。
二、“四友”政治上的共沉浮
由于北宋文人政治的特殊性，“四友”引人注目的交游唱和，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也难免被看成一个整体。
四人天圣二年同年及第，政治生涯之始便有了联系。初入官场，四人位居下僚，就有交往。如，四人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其交往集中于宝元康定年间，时四人同在京城为官，为四人官场生涯的上升期。至宋庠任参知政事，宋祁任太常寺兼礼仪事，郑戬为枢密院事，叶清臣为三司使，四人已进入朝廷的核心机构。然而，权盛一时的“四友”很快便招致宰相吕夷简的不满，庆历元年，宰相吕夷简将“四友”污以朋党之名，深忌朋党的仁宗皇帝继而将四人贬谪，出为郡守。此后，“四友”的政治仕途起起落落，坦途不再。
但是，“四友”在政治上的共沉浮实在是被动的。“四友”在被贬之前的交往实与政治无涉。“争水洛城事件”中，郑戬是力挺城水洛的关键人物，在与韩琦、尹洙长达半年的针锋相对中，未见史书记载宋庠、宋祁、叶清臣有所动向，诗中所寄也无与此相关之言。又，“废后之争”，宋庠参与其中，亦不见其他三人。在以上政治事件中，郑戬、宋庠的态度仅仅是个人政治意见的表达，“四友”既没有就某一事件进行统一的排他性争辩，又没有在交游唱和中谈及政治。朋党之名，难以成立。
三、宝元、康定年间的唱和
宝元、康定年间，四人交往频繁。从宋祁、宋庠的文集以及宋人史书中能够看到“四友”在这一时期的交往。
这一时期的交游唱和，明显呈现出积极昂扬的感情倾向。同修起居注，叶清臣有诗赠宋庠与郑戬：“相先一龙首，对立两螭头”，对两人多有赞美之情；残冬新岁，宋庠寄诗叶道卿“欢同烹鲤日，情是断金馀”[4] ，情深义重。又，宿太一宫，“四友”有《和柴天休郑舍人奉祠太一见怀之作》、《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斋宫》、《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等唱和诗，宋祁有“空歌灵鹄下”[5] 之辞寄郑戬，宋庠亦有“同宿一壶天”[6] 的慨叹与郑和；其轻松、愉悦之感在与叶道卿的诗中总结为“此际清怀极，盈杯沆瀣津。”[7]
宝元、康定年间，“四友”处于仕途的上升期，此时四人常以诗唱和，多为寄怀之词，诗歌字句间不见凝重、哀戚之语，这与庆历以后四人的唱和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庆历元年后的唱和
庆历元年五月，“四友”相继贬于外地，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知杭州，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扬州，太常寺兼礼仪事宋祁出知寿州，叶清臣知江宁府。
“四友”虽散至各地，仍互有唱和。被贬后，他们更加惺惺相惜，《忧阕还台次韵和道卿学士终丧归集贤旧职见寄二首》、《忧关诣台先寄献臣天休二学士》、《对白发自感寄扬州》、《寄会稽天休学士》、《送郑天休》等诗都是写于这一时期。与宝元、康定年间的意气风发不同，随着仕途的低落，“四友”的创作心态也为之一变，“清夜唱”[8] 被“离筵惨”[9] 代替。
宋祁在郑戬被贬后，有《寄会稽天休学士》一詩，该诗开篇渲染了山长水远、天各一方的悵惘之感，颔联笔锋一转，化用李白“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阴”一句，有快慰蕴藉之意，尾联借“庾郎”寄会自己的多愁善感。整首诗在间杂对友人的宽慰之外，充盈着道不尽的失落，较之于此前的唱和完全是两种风格。“四友”之间真切的情谊也跃然纸上。
然而，仕途上的坎坷和内心的激荡诉诸笔端，四人又不尽相同。
宋祁出知寿州，诗歌多失落之情。宋祁在与其他三人唱和的诗中有“春筠蒸遍擿锋摧，剡奏飘然别上台”[10] 话离别之伤情；“问君何事贪官事，只倚雕章念岁华”[11] 叹仕途之伤情；“轩冕间关路，风波蹭蹬身。兄今又过二，何术耐萧辰。”[12] 感年华之伤情，在宋祁这一时段的诗中充斥着苦闷与不满。又，宋祁在《郑资政书》中记“乃今复赐裁答，熟悔谆晓，不啻哲兄察父之为。” 虽郑戬文集已亡，但从宋祁以“哲兄察父”之语称郑戬来看，同贬外知，比之宋祁，郑戬更为豁朗。
政治上的打击，给宋祁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政治阴影，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畏祸之心以及由此萌生的归隐之意。宋庠《寄子京》诗写道：“唯有弟兄归隐志，共将耕凿报尧人。”自序云：“为郡八年，荣愿已息”，虽然朝廷念及旧情，复召为相，但其诗中仍不免流露出归隐之情。且复诏回朝后，直言果敢不再，更多的是但求无过的无为之态。
比之宋庠，叶清臣更多爽迈。《东都事略》有记，叶清臣出知江宁府后，并未放弃仕途，入翰林，知邠州，改青州、永兴军，复为三司使，仕途屡屡起伏，但仍“请以河北安抚司钱平籴”，政治热情不减，又著有《述煮茶小品》，其生活态度可见一斑。
皇祐元年（1049），叶清臣故。自此，“天圣四友”渐次退下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天圣二年进士余婧、胡宿等人与宋庠、郑戬亦多交好，天圣五年进士吴育甚至与宋庠晚年有唱酬数百篇。但田况却独取郑戬、叶清臣、宋庠、宋祁为“天圣四友”，“趣尚既同，权势亦盛”，四人在政坛上的影响以及文学上的密切交往，实在不可忽视。
注释：
[1]（宋）田况撰.儒林公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43 页.
[2]（元）方回撰.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5页
[3] 同上
[4]（宋）宋庠《送雨浙转连道卿学士二首》
[5]（宋）宋祁《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
[6]（宋）宋庠《宿斋太一宫寄天休》
[7]据汪圣铎先生考证，北宋在东京建有四座太一宫，包括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建成的东太一宫，仁宗天圣六年 （ 1028） 建成的西太一宫。由此考证《和柴天休郑舍人奉祠太一见怀之作》、《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斋宫》等唱和诗应做于“四友”同在京都做官期间。
[8]（宋）宋祁《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
[9]（宋）宋祁《送郑天休》
[10]同②
[11]（宋）宋祁《和叶道卿连日阴曀坐曹无绪见寄》
[12]（宋）宋祁《对白发自感寄扬州》
参考文献：
[1] （宋）田况撰.儒林公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元）方回撰.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关键词】：天圣四友；交游唱和；庆历
田况《儒林公议》有记：“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康定中，庠为参知政事，戬为枢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为天章阁待制。趣尚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天圣四友。” [1]宋庠（996-1066）与宋祁（998-1061）、叶清臣（1000-1049）、郑戬（992-1053）年辈相若，约生于真宗，同仕于仁宗，交往密切，唱和甚多。康定年间被宰相吕夷简盖以朋党之名，“四友”均遭贬谪，此后酬唱中多慨叹仕途坎坷，但各人心态诉诸笔端又不尽相同。
一、“四友”文学上的同志趣
“四友”在文学上共同的志趣爱好是促使他们交好唱和的首要条件。他们与西昆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上受到西昆体不同程度的浸染。宋庠、宋祁兄弟在入仕前就与夏竦、刘筠相识，二宋用典精巧的《落花》诗即成于此间。后两人拜昆派后期宗主晏殊为师，元代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评价宋祁的《落花》诗时，明确指出“其诗学李义山”[2] 。
郑戬，早孤，客居京城时，直接师从于西昆体诗歌代表作家杨亿。生于咸平三年（1000年）的叶清臣，其学习成长的时期，正是杨、刘等人馆阁唱和兴起发展之际。至天圣二年考取进士时，又因“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 [3]，可知其与时下方兴未艾的昆体关系亦不浅。
“四友”在文学上与西昆体有着密切的联系，“趣尚既同”，所以“天圣四友”在文学上的交好、唱和自然而生。
二、“四友”政治上的共沉浮
由于北宋文人政治的特殊性，“四友”引人注目的交游唱和，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也难免被看成一个整体。
四人天圣二年同年及第，政治生涯之始便有了联系。初入官场，四人位居下僚，就有交往。如，四人同修起居注，进直史馆。其交往集中于宝元康定年间，时四人同在京城为官，为四人官场生涯的上升期。至宋庠任参知政事，宋祁任太常寺兼礼仪事，郑戬为枢密院事，叶清臣为三司使，四人已进入朝廷的核心机构。然而，权盛一时的“四友”很快便招致宰相吕夷简的不满，庆历元年，宰相吕夷简将“四友”污以朋党之名，深忌朋党的仁宗皇帝继而将四人贬谪，出为郡守。此后，“四友”的政治仕途起起落落，坦途不再。
但是，“四友”在政治上的共沉浮实在是被动的。“四友”在被贬之前的交往实与政治无涉。“争水洛城事件”中，郑戬是力挺城水洛的关键人物，在与韩琦、尹洙长达半年的针锋相对中，未见史书记载宋庠、宋祁、叶清臣有所动向，诗中所寄也无与此相关之言。又，“废后之争”，宋庠参与其中，亦不见其他三人。在以上政治事件中，郑戬、宋庠的态度仅仅是个人政治意见的表达，“四友”既没有就某一事件进行统一的排他性争辩，又没有在交游唱和中谈及政治。朋党之名，难以成立。
三、宝元、康定年间的唱和
宝元、康定年间，四人交往频繁。从宋祁、宋庠的文集以及宋人史书中能够看到“四友”在这一时期的交往。
这一时期的交游唱和，明显呈现出积极昂扬的感情倾向。同修起居注，叶清臣有诗赠宋庠与郑戬：“相先一龙首，对立两螭头”，对两人多有赞美之情；残冬新岁，宋庠寄诗叶道卿“欢同烹鲤日，情是断金馀”[4] ，情深义重。又，宿太一宫，“四友”有《和柴天休郑舍人奉祠太一见怀之作》、《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斋宫》、《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等唱和诗，宋祁有“空歌灵鹄下”[5] 之辞寄郑戬，宋庠亦有“同宿一壶天”[6] 的慨叹与郑和；其轻松、愉悦之感在与叶道卿的诗中总结为“此际清怀极，盈杯沆瀣津。”[7]
宝元、康定年间，“四友”处于仕途的上升期，此时四人常以诗唱和，多为寄怀之词，诗歌字句间不见凝重、哀戚之语，这与庆历以后四人的唱和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庆历元年后的唱和
庆历元年五月，“四友”相继贬于外地，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知杭州，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扬州，太常寺兼礼仪事宋祁出知寿州，叶清臣知江宁府。
“四友”虽散至各地，仍互有唱和。被贬后，他们更加惺惺相惜，《忧阕还台次韵和道卿学士终丧归集贤旧职见寄二首》、《忧关诣台先寄献臣天休二学士》、《对白发自感寄扬州》、《寄会稽天休学士》、《送郑天休》等诗都是写于这一时期。与宝元、康定年间的意气风发不同，随着仕途的低落，“四友”的创作心态也为之一变，“清夜唱”[8] 被“离筵惨”[9] 代替。
宋祁在郑戬被贬后，有《寄会稽天休学士》一詩，该诗开篇渲染了山长水远、天各一方的悵惘之感，颔联笔锋一转，化用李白“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阴”一句，有快慰蕴藉之意，尾联借“庾郎”寄会自己的多愁善感。整首诗在间杂对友人的宽慰之外，充盈着道不尽的失落，较之于此前的唱和完全是两种风格。“四友”之间真切的情谊也跃然纸上。
然而，仕途上的坎坷和内心的激荡诉诸笔端，四人又不尽相同。
宋祁出知寿州，诗歌多失落之情。宋祁在与其他三人唱和的诗中有“春筠蒸遍擿锋摧，剡奏飘然别上台”[10] 话离别之伤情；“问君何事贪官事，只倚雕章念岁华”[11] 叹仕途之伤情；“轩冕间关路，风波蹭蹬身。兄今又过二，何术耐萧辰。”[12] 感年华之伤情，在宋祁这一时段的诗中充斥着苦闷与不满。又，宋祁在《郑资政书》中记“乃今复赐裁答，熟悔谆晓，不啻哲兄察父之为。” 虽郑戬文集已亡，但从宋祁以“哲兄察父”之语称郑戬来看，同贬外知，比之宋祁，郑戬更为豁朗。
政治上的打击，给宋祁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政治阴影，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畏祸之心以及由此萌生的归隐之意。宋庠《寄子京》诗写道：“唯有弟兄归隐志，共将耕凿报尧人。”自序云：“为郡八年，荣愿已息”，虽然朝廷念及旧情，复召为相，但其诗中仍不免流露出归隐之情。且复诏回朝后，直言果敢不再，更多的是但求无过的无为之态。
比之宋庠，叶清臣更多爽迈。《东都事略》有记，叶清臣出知江宁府后，并未放弃仕途，入翰林，知邠州，改青州、永兴军，复为三司使，仕途屡屡起伏，但仍“请以河北安抚司钱平籴”，政治热情不减，又著有《述煮茶小品》，其生活态度可见一斑。
皇祐元年（1049），叶清臣故。自此，“天圣四友”渐次退下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天圣二年进士余婧、胡宿等人与宋庠、郑戬亦多交好，天圣五年进士吴育甚至与宋庠晚年有唱酬数百篇。但田况却独取郑戬、叶清臣、宋庠、宋祁为“天圣四友”，“趣尚既同，权势亦盛”，四人在政坛上的影响以及文学上的密切交往，实在不可忽视。
注释：
[1]（宋）田况撰.儒林公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43 页.
[2]（元）方回撰.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5页
[3] 同上
[4]（宋）宋庠《送雨浙转连道卿学士二首》
[5]（宋）宋祁《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
[6]（宋）宋庠《宿斋太一宫寄天休》
[7]据汪圣铎先生考证，北宋在东京建有四座太一宫，包括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建成的东太一宫，仁宗天圣六年 （ 1028） 建成的西太一宫。由此考证《和柴天休郑舍人奉祠太一见怀之作》、《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斋宫》等唱和诗应做于“四友”同在京都做官期间。
[8]（宋）宋祁《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宫见寄》
[9]（宋）宋祁《送郑天休》
[10]同②
[11]（宋）宋祁《和叶道卿连日阴曀坐曹无绪见寄》
[12]（宋）宋祁《对白发自感寄扬州》
参考文献：
[1] （宋）田况撰.儒林公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元）方回撰.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