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早期勤于作诗依声，兼工词论。纵观其一生的诗词创作，数量虽不太多，却亦可观。王氏在世时梓行的《静庵文集》、《观堂集林》、《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身后出版的两种遗集《观堂外集》与《苕华词》，于诗于词虽有收录，但各本数量多寡有别，为数都不足。对王国维的词，后人作过辑录和编订，虽然有的收集较齐，但同样均不足数。如一九二三年陈乃文辑的《静安词》，收词一百一十阕；其后，相继出版了朱祖谋的《疆村遗书·静安长短句》和沈起无编订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以沈本录词最富，并有所校订。然而王氏的诗词专集，则尚无所见。
　　本书集王氏的诗和词于一编，共录诗一百九十二首，词一百一十五阕。其中有些诗词是从一些书刊中新搜集出来的；少数作品的归属，原有争议，此次经编者厘定后收入。可以说本书是迄今收录王氏诗词最多的一本。它以《静庵文集》和王氏手定的《观堂集林》为祖本，互勘于《观堂外集》、《苕华词》，参商于陈本、沈本和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择善而从，力求追踪王氏诗词的原貌。
　　笺校者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王国维研究工作者，撰有《王国维评传》和《王国维研究》等专著，熟悉王国维的生平、经历、思想、世界观和创作。他把作品同作家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考察，所以，对王氏诗词所作的笺说，不论是考定作年、作地，论定作品归属，还是发明诗意，介绍人物、地名，一般说来都是思辨缜密、驳论有据的。譬如他对《读史二十首》的笺说，首先介绍此诗首刊于一九二七年《学衡》第六十六期，接着征引该期编者的“附记”和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中的话，认为“此诗作于王国维到上海入《时务报》前后”。又据王国维《自序》中的自白：他十六岁始读《史记》、《汉书》，十八岁，“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进一步推定“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年以后、二十四年以前，即是作者十七岁至二十一岁之间的作品”。然后指出：“此诗最大之价值，不仅说明王氏弱冠具有相当高度之文学、史学修养，更在于王氏从甲午中日之战后开始接触新学，初至上海即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之洗礼。”
　　又如，《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六首)的归属问题，尚有争论。编者根据此诗和《人间词话》同抄在“养正书塾札记簿”上，又为静安的手迹，并将此诗中的一些诗句与王氏某些词中的词句作了比较研究，从而确定此诗为王氏之作，收入本书。同时，认为它是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与刘季英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途中之作，“发抒去国之情”。
　　在校订上，笺校者也用心甚苦，或勘误，或存疑，或品列各说，表现了严谨的治学作风。他尊重前人的校订成果，但不囿于成说，敢于表明自己的看法。如《应天长·紫骝却照春波绿》下片第四句：“恼一时心曲”，陈本作“恼乱一时心曲”。笺校者指出此调的这句“未有作五字者”，认为应以陈本为是。又如对《临江仙·过眼韶华何处也》一词，沈启无说：“此词前起一七一六，后起一六一七，似无此体，恐系排误，应前后起句相同，俱作一七一六。后起句疑是‘独立荒寒谁与语，回头宫阙峥嵘’之误。”笺校者不同意此说：“不似有排误疵病。……乃静安有意变动旧腔，学前人自度之类。”再如，《荷叶杯·戏效花间体》六阙词的末两句，有的本子将它们分别校点为问答句，笺校者以为作问句为好，因为这样“较有情致”，由是取问句者收入本书。
　　总之，我认为《王国维诗词笺校》是收录王氏诗词最富、校订最详、笺说较为中肯的一本，为研究王国维的诗词提供了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和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王国维诗词笺校》，萧艾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0.70元)